所有战斗的成败都不是由单一一个时间决定的，在所有战斗中都会有许多重要的时刻，它们对于绝对战斗的成败起着主导作用。单次战斗的失败就像天平上的秤盘下落一样，是一步步形成的。然而，在所有战斗中都存在一个时刻，能成为该次战斗决定成败的时刻，一旦过了那个时间再继续的战斗，就不是继续原来的那个战斗了。明确了这个具体概念，对于决定是否能运用援军有效果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讲，是很重要的。人们总是在许多无能为力的战斗中把生力军牺牲了，在还有生机能改变的决战中，总是把握不住运用生力军改变局势的机遇。以下有两个鲜明的例子能够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以三五千人的兵力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在耶拿附近进行了会战，结局是失败了，而且是败得一塌糊涂，可以说是整个军队都被消灭了。这个时候，吕歇尔将军妄想以一万二千人左右的兵力把会战重新恢复，最后却是在逆转的瞬间被完全毁灭了。
与之不同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位于奥尔斯塔特附近，大约二万五千普军与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奋战到中午，即使结果是失败了，军队也没有被瓦解，更没有比一个骑兵都没有的对方所受损失更大。但普军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没有对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军进行有效地运用来改变战争的战况。如果那个时候利用了预备军，这场战斗也就不会失败了。
所有单独的战斗都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融汇成总结果。而这个总结果决定着战斗的胜负。这个总结果可能不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提过的那种胜利。是由于有些时候那样的胜利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敌人提早退却了，让我们没有了取得那样的胜利的机会。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在敌人努力奋战不轻易认输的战斗中，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通常也会比决定胜负的时刻出现的晚一些。
我们不得不问：究竟什么时刻才是胜负已定的时刻。换言之，从什么时候起，即使使用一支足够大的生力军也无法改变战斗的不利局面。
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说，那就是：如果战斗是以抢夺一个活动的对象为目的，那么把这个对象抢夺成功就是决定出战斗胜负的时刻。
如果战斗时是以占据一个地点为目的，那么对方失去这个地点也基本上是能决定出胜负的时刻。但也并不总是这样，只有当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都不必去冒很大的危险就能把它再次夺回来。
决定战斗胜负并不仅存在于上述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在其他所有场合，尤其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获胜的一方的状态模式就不会是松散，也不会处于某种不利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也不用毫无利益地去依次使用兵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说明了），这一刻即是决出胜负的时刻。
因为这个道理，在战略上我们都是由这一时刻去决定战斗单位是如何划分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没有一个让你或者只有其中的一些人陷入无组织、无条理状态和没有作战能力，但我方却在某些程度上所有部分都处于涣散状态，那我们对战斗只能是无能为力；如果敌人都没有作战能力，却又再次恢复了，那么对于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仍是无能为力。
所以，参加实际战斗的那部分兵力越少，能作为预备队的那部分兵力就越多（仅是它本身就能对胜负产生作用），对方利用生力军抢回胜利的机会就越小。所有战斗的领队和军队，只要能对兵力进行有效合理的运用，并能做到在所有地方足够利用庞大预备军的精神作用，就能有足够的把握获得成功。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国军队，尤其是在拿破仑亲自指挥作战时，这方面的表现是十分精彩的。
除此以外，获胜的一方加入战斗的兵力越少，就越容易恢复作战能力和解除战斗的危机状况。通常情况下，小部分骑兵在迅速追赶敌人后，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到最初的队形，危机相应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而整支骑兵团想要维持最初的整齐而有条理就需要很长时间了。成散兵线的步兵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最初的队形。对于由不同兵种组合而成的部队，它每一部分的前进方向也许都不同，队形因为战斗的开始可能发生混乱，又因为彼此间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彼此的位置，队形会显得更加混乱，因此，恢复队形花费的时间会更长。获胜的一方想把在战斗中分在各处的军队和一些队形不整齐的部队再次聚集整理起来，配置在合适的地点，重新变成原来的战场秩序，所需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可以这么说，军队数量越大，恢复秩序的速度就会越慢。
另外，黑夜的来临会使身处危机状态的胜利者，延迟恢复正常秩序的时间。
最后，杂乱的地形和遮蔽地同样会延迟胜利时刻的到来。对于这两点我们不得不说明的是，黑夜阴暗对胜利者来说是一种很有利的掩护措施，是因为失败者在黑夜阴暗的条件下进行攻击对方，最后取得较好结果的时候太少。比如1814年3月10日在郎城约克攻击马尔蒙成功的例子那样，是很少见的。同理，遮蔽地和杂乱的地形对于处于危机状态很长时间的胜利者而言，也是能起到掩护作用的，能让他避免受到反击。所以，黑夜阴暗和遮蔽地、杂乱的地形，对于想恢复战斗的失败者而言，不是更加简单，相反是更加困难。
上文我们谈过的失败者的援军，是指单一的增加兵力，换言之就是只从自身后方过来的援军，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两翼或者后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对于战略范围内的两侧攻击和后方攻击的效果方面，在别的地方我们会再做探讨。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两侧攻击和后方攻击是为了恢复战斗而进行的，主要属于战术范畴。谈论它的目的是由于我们一定会谈到战术效果，也一定要使我们的概念进入到战术内部的范畴。
当军队对敌人的两侧和后方进行攻击，能对攻击的效果提高很多，但也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也许反而把攻击的效果削弱。这个问题与其他所有问题相同，全部由战斗的各不同条件决定，在这里我们先不进入到内部去讨论它，但是另外两点是我们现在探讨问题的关键之处。
首先，两侧攻击和后方攻击对成败决定后的成果的作用，一般大于成败决定本身的作用。在恢复战斗的时候，应该先要争取的是胜利，并不是去较量成果的大小。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了恢复战斗而赶来的一支援军，直接去攻击敌人的两侧和后方而不与自己原来的军队会合，效果肯定没有后者更有利。很多时候的确如此。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更多情况下并不是如此，因为在这里下述的第二点起的作用十分重要。
其次，为了恢复战斗而前来的援军，通常会起到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出乎敌人意料地进攻两侧和背后，通常效果比较大。因为处在胜利的危机状态当中的敌人是没秩序地分布在各处的，不容易抵抗这种攻击。战斗刚开始，敌人的兵力总是聚集的，对于两侧攻击和后方攻击通常是提前准备的，因此这种攻击起到的作用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在战斗快结束时候使用，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一支攻击敌人两侧或者后方的援军，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效果，这好比相同的力在杠杆上的作用，力臂较长一端发挥的作用肯定比力臂较短的一端大。如果一支军队从正面进攻不能够恢复战斗，那么向敌人的两侧或后方攻击，就能恢复正常了。这里的主要作用有精神力量来承担，无法估量它的效果具体是什么样的，所以大胆和冒险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
如果无法确定是否可以把一个失利的战斗挽回，就一定要关注到上文所说的这些，一定要把上述各要素彼此影响的力量的作用考虑在内。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由增援力量新开始的战斗就会与先前的战斗合为一体，获取相同的结果，由此先前的失利，就会被抹去。然而，如果战斗已经分出胜负，那么战斗处境就不相同了，这会导致最终两个彼此不相连的结局。如果援兵的兵力固定，无法与敌军进行对抗，那就不容易期待即将开始的战斗能获得占有优势的结果。如果这支后援军足够强大，就可以直接开始下一个战斗而忽略前一个战斗的胜负，即使它能够在本次战斗中取得胜利以弥补上一个战斗的失利，以至于可能获利比这个还要大，也不能把上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进行首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夺得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结束时又全部丢失了，因此之前战斗中的全部获利就从战斗账本上一笔勾销。即使他做出适当调整，把会战的最后部分延迟到第二天开始，那么即使结果失利了，首次战斗的获利也能通过此次战斗的失利抵消。
还有一种状况是在战斗进行中就能提前看出战斗的不利状况，并把它转正过来，那么不仅能从我们的账本中完全消除这种不利的结果，还能为取得更大胜利起到根基作用。换言之，如果人们对战斗的战术过程做出慎重考虑，那就很容易看出，在战斗最终结束前，战斗每个部分所得出的结果都是短暂的，在最终的总结果中不但可以抵消，还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可能。我方作战的军队被敌人打击得越多，相应敌人减少的兵力也就越大，因此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有利之处也就越大。
如果这个时候总的结果转变为对我方有利的条件，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得了战地和所获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得战地和战利品的时候消耗的所有力量就都成为了我们的净收益，而我们之前的失败却转化为通往更大胜利的途径。这个时候，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做出放弃利益所获得的光辉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仅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难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如果我们占有决定作用的有利因素，可以以更大的胜利来打击敌人，那么，最好在此次战斗（如果它是很关键的话）没有结果之前就去转变不利局面，而不是又开始第二次战斗。
1760年，在累格尼察，劳东将军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想援助他，但是在劳东战斗失败后，道恩即使有充足的兵力，也没有想办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可以说明，会战之前进行的激战前卫战，也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可以避免它发生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战斗结束了就是一件事情的终结，那么它就无法作为一次新战斗开始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作为依据的。但是，这个结论与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相矛盾的。
上自最高将领，下至地位比较低的鼓手，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发军队的斗志了。不过，有一个要说的先决条件，是被打败的只是整支军队中较小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复仇心会由于整支军队感到自己无计可施而消失了。
所以，为了立刻扭转劣势的局面，尤其是在其他认同的情况下开始第二次战斗的时候，运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正常的。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定是攻击，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很多依从性的战斗中，能发现许多类似利用复仇心的例子。然而，规模比较大的会战往往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而不是被这样的精神力量所达成的。
在蒙米赖，值得尊敬的布留赫尔的两个军被打败了。之后的第三天，1814年2月14日，他带领第三个军踏上了相同的战场，不必明说，这就是复仇心使然的结果。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遇见的可能性，那他肯定就有足够的原因暂且放弃报仇。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复仇，结局是他的高尚的复仇心没有给他带来利益，反而因为失算带来了失败。
决定具有相同作战任务的各个部队彼此的差距，关键是看战斗的持续性和决定胜负的时刻。这种安排属于战术策划布置，但前提是进行同一场战斗。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是不会发生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从战略角度出发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它才能被称为战术布控。但在战争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就连具有相同作战任务的军队之间，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进行一个相同的战斗，但它们也能各自开始战斗。所以，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跟这种部署归属为一类的有：分为几个部分和分为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分派几个前卫和两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几个军的集中扎营住宿，等等。人们能够认识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争上的作用如流动中的小额货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同样重要性的所有事物则是主要货币和银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