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我虽然住没多少年，但却住过三个地方，一个是老村，一个是迁建村，一个是新村。
老村给我的记忆最模糊，我只记得老家有蓝砖挂面的三间北房，那时爷爷还在，但他的相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有一件事好像还记得，就是爷爷去世前，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拉着我的手，爷爷是否说什么了，我不知道，但母亲说爷爷拉着我的手流泪了。
很少听家里人讲起爷爷，但知道他重男轻女，他只给男孩起名字，还写了一个字谱：文武双全，国泰民安。
在我家，父亲排行老三，以上这些字都让大伯和二伯家的儿子占了去。加之当时父母都在外地，所以我家兄弟姐妹的名字并没按家里的排。
从这一点上讲，爷爷应该是个文化人。
我在爷爷家也许住了些天，我看什么都新鲜，唯一记得的就是到处乱翻。爷爷家的书很多，都是线装书，当时我还不识字，只是看里面的插图。
老村在河套里，河套后来成了泄洪区，要村里人搬家。
村里也有搬得晚的，整个村子三四百户，大约老村只剩下一户还没搬时，我家从外地搬了回来。
我家回来时还没房子，就住在用坯垒的土房子里，里外两间。外间做饭，放水缸和粮缸，还有柴草，里间住着一家三代。
虽然我没在老村生活过，但那时特别喜欢老村，经常上老村去。也许意识里想在老村发现些什么，或者找到些什么。
听父亲讲，爷爷早年在俄罗斯工作，回来时曾带回150多万元卢布。那时卢布比美元还贵，大约是一卢布兑换二点四美元。但我从没见过那钱。
因为爷爷去世后奶奶就糊涂了，大家最后一致认为奶奶把那钱烧掉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二伯讲的，他曾在老家的后宅里埋过一大筐子弹壳，那子弹壳都是铜的，是日本鬼子打枪后留下的。我挖过几次，只挖到一只电灯泡。还有一部破旧的电话机。
那是我第一次见电灯炮，拿回家去问上年纪的人是什么，有人告诉我这是日本鬼子用过的灯泡。那电话机和我们常在电视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猛摇一阵，然后冲着话筒大喊大叫的黑色电话机也不同，那电话机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扁扁的木箱子，电话是挂在墙壁上的，话筒在这个木箱子的左侧挂着，摇把在右侧。木箱子正面还有一行字：大日本国三菱株式会社制造。这样的电话，在反映抗日的影片中我从未见过。
去老村，我习惯从南面爬上去，那是一个很大的斜坡，村子里的人们出入也是走南面，因为南面这条路也算是村里唯一的正街。大车小辆的出出进进，也还算热闹。
村北也有一条路，窄窄的，蛇行而下，路的两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还有很多低矮的的杂树，出了村北就是坟场。坟场种的树更多，是白毛杨。没风的时候仍能听到那树发出低沉的轰响。
村北这条路还有一个传说，说婚丧嫁娶需要餐具，桌子，只要晚上去这儿上供，想借多少就借到多少，特别灵。我问怎么能从这条路上就能借到东西呢，村里上年纪的人便说，没看到路两边那些洞吗？那洞里可住着狐仙呢。
我看过那洞，最大的也只有脸盆大小，这么小的洞怎么能放进餐桌去？
一场大雨，我家的土房倒了，没了住的地方，当时新村已经建好了一些房子，新村是从河的南边建起的，依次向南建，因为我家搬得最早，所以离河岸最近，晚上躺在床上，都能听到水流过的声音，仿佛那水流就在耳下流过。
新村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家一个院，三间正房，全部是蓝砖盖成的。
蓝砖是用土窑烧的，烧好后，人们往窑顶上压水，一桶桶的光着膀子担上去，那窑顶就冒出浓浓的蒸气。没压过水的砖就是红色的。
烧过了火的砖会变型，也会比正常的砖小很多，还特别结实。这样的砖都被扔掉了，我就天天去窑附近捡这砖，往家背。我家的东房就是用我背的这些砖盖起来的。盖这东房时，我在上面垒了一个鸟窝，因为院子里的树上有很多鸟，天冷了，或者下雨时我想鸟也许会去里面住。但母亲让我拆了。因为垒上这个东西，我家的东房就比对面的房子高了。在农村这是大忌，房子比对方高一砖也不行，高一点就有压人一头的意思。因为这事，农村人吵架的很多。
其实这样的平衡并没保持多久，村里人又兴起垫宅基地，这家垫得高，那家垫得更高。二三十年下来，整个村庄大约已被抬高了二三米。有时会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我老家的房子现在一下雨就会被雨水泡，那水十天半月也下不去。再次接到老家的电话，说那房子倒了。
我回家看了一下，发现四周的房子像是建在我家的房顶子上一样。
我家对门的房子也倒了，院子长满了野草，还有一棵树，是榆树，长得也不好，我知道对门是爷俩，说是爷俩，感觉年纪却差不多，一块放羊，天一亮就出去，天快黑时回来。一年到头，很少听到他这个院有过说话的声音。亮灯的时候更少。
我走进这个院子，院子里只有一只鞋，半躺着。
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在了。
也就是那一年，我也在老家重建了自己的房子，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感觉也像站对面的房顶子上一样，对面地基还没人用，但肯定有一天这房子也会被埋在脚下，或者更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