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的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摩着被踢打过的青肿的脚踝，坐在地上，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挨着饿。就这样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把她放了。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地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
无怨的青春
文/佚名
若真有来生，请你留意寻找，一个在沙上写诗的妇人。
初相遇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
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与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
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花，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次相遇。
谜题
当我猜到谜底，才发现，筵席已散，一切都已过去。
筵席已散，众人已走远，而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再辨认，不会再相逢。
不过只是刹那之前，这园中还风和日丽，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我不能进去。他们给了我一个谜面，要我好好地猜测，猜对了，才能与你相见，才能给我一段盼望中的爱恋。
当我猜到谜底，才发现，一切都已过去，岁月早已换了谜题。
回首的刹那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不知，却在回首之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方才微笑地领悟了痛苦和忧伤的来处。
在那样一个回首的刹那，时光停留，永不逝去。在羊齿和野牡丹的阴影里流过的溪涧还正年轻，天空布满云彩，我心中充满你给我的爱与关怀。
前缘
人若真能转世，世间若真有轮回，那么，我爱，我们前生曾经是什么？
你若曾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必是你皓腕下错过的那一朵。你若曾是那个逃学的顽童，我必是从你袋中掉落的那颗崭新的弹珠，在路旁草丛里，目送你毫不知情地远去。你若曾是面壁的高僧，我必是殿前的那一炷香，焚烧着，陪伴过你一段静穆的时光。
因此，今生相逢，总觉得有些前缘未尽，却又很恍惚，无法仔细地去分辨，无法一一地向你说出。
水笔仔
在今日的世间，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美丽和真挚的事物就在眼前。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宁愿在一开始就断定：所有美好的事都只有一种虚伪的努力。这样的话，当一切都失去了以后，他们也因此而不会觉得遗憾和受到伤害。
水笔仔是一种珍贵罕有的植物，就像一种珍贵罕见的爱情，在这世间越来越稀少，越来越不容易得到，因为，太多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去爱，再去相信。而我对你，自始就深信不疑。
最后的一句
再美再长久的相遇，也会一样地结束，是告别的时候了，在这古老的渡船头上，日已夕暮。
是告别的时候了，你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而我静默地俯首等待，等待着命运将我们分开。
请你原谅我啊，请你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你给了我你流浪的一生，我却只能给你一本薄薄的诗集。
日已夕暮，我的泪滴在沙上，写出了最后的一句，若真有来生，请你留意寻找，一个在沙上写诗的妇人。
上学
文/余秋雨
母亲的爱，是童年时代最温暖的阳光，是人生命的画中，最精彩的点睛一笔。
妈妈作了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但我当时不知道。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课程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划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土，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到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的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昏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唯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荣誉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身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狠下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一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