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我已搜罗了两种译本，一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是三联书店的。唯最想得到的是徐迟译本，却一直未见到，因为梭罗是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写作的，所以一定要深得《昭明文选》精髓的徐迟才能深刻理解、准确表达，并且有其特有的那种现代诗味。
读梭罗，常会想起一个作家成功所需要的因素。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写作者，在努力了一辈子后，最终还是默默无闻。我所说的这些写作者当然具有一定才华，甚至是比那些留名浮世的所谓作家们更有个人风格的。
如果把梭罗文章分成一段一段来读，发觉都是不错的风景散文，这种散文在今天（也许在当时）就是不少粗通文字者都能在训练后写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报屁股文章亦一样精妙。如果梭罗就是这么来处理他的文字，那他就把自己的才华零打碎敲地卖掉了。
但他却为自己的一连串散文贯穿了一条主线，即以遁世思想来表现他对于日渐文明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仅将他本人从美国这个率先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亦使后世具有同样思维的人找到一个精神领袖，使欧美文化在中世纪以后仍能在精神领域里存在，并使大自然原生状态的一种回归成为可能。假如梭罗未能在其作品里生发这样的因素，那他必定也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一样被时代所淘汰，被尘世烟云所湮没。
而且，梭罗并非生来如此，应该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对物质世界的向往。他曾经参加题为“现代商业精神”的优秀毕业生讨论会，在哈佛这个过于注重经济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的学府里，每个人都可能为物欲所驱动。哈佛时期的梭罗当然生存在现实世界里。不过，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却已经与众不同，他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它的实用之处”。为此他甚至建议人们对现实对社会“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对于功利性很强的人来说，梭罗此时已显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
全部的问题都源自家庭的贫困。
梭罗的祖上是法国新教的流亡者。这首先注定他骨子里遗存的浪漫主义对于现实的一种抵触。祖父吉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曾在武装民船上服务，随后发迹，成了富商。没资料显示其财产是否属来历不明，可以想象是发了战争国难财。尽管不能说其后是为富不仁，至少可说对后代教育无方，导致遗产散失。之后，经过几代人努力，梭罗家仍是个开杂货铺的小业主，日子艰难。
可以设想，如果那笔遗产未散失，而是滚雪球一样使梭罗家族成了巨富，梭罗必然不会产生厌倦现实的念头，那么也就不会有我今天看到的《瓦尔登湖》了。
也就是说，是现实驱赶了梭罗，而不是梭罗抛弃了现实。按时下中国人说法，他的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梭罗成年后的一切行为及其思想的形成，乃为现实所迫，他是被城市的繁杂和机器的喧嚣赶到森林里去过原始性的生活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当代人生的失败者。
从他不断地和兄长出外谋生来看，颇似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学盲流。这时候，就需要不断地相互精神鼓励。在他19岁初得肺结核时，爱默生及时出现在他的居住地康科德。爱默生对他的表扬无疑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并使他自我感觉达到一种神圣的高度。爱默生甚至在文章中写道：“我的亨利·梭罗将成为这种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并且总有一天会成为所有社交聚会的大诗人。”梭罗成为大诗人的预言以后是实现了，但梭罗却没像其他作家那样亦成为社交高手，他正相反，成了社交低能儿。也就是说，在工业文明世界里，他被淘汰了。我们今天的信息社会里，更不知有多少梭罗式人物被淘汰。
往往是这样，作家大多是社会生活所遗弃的人，没有多少务工技能，无以谋生，便没有资格参与社会资产的分配。脑子够用的，便发牢骚，牢骚出文章；便发幻想，幻想亦出文章。我们今天的新写实主义者、后现代们大概是这样起来的。他们的幸运在于今天这种生活的失败者太多，尤其是知识阶层，所以他们有了读者，失败的人养活了失败的人。
实际上，作家们又大多是对现实世界渴求甚多的人，他们也要房子、票子、车子，拿不到，或隐居，或轻生，或示威……徐迟的晚年生活，除了寂寞、离婚大战，更有物质世界的困扰。在中国，如徐迟之大名鼎鼎的作家，理所当然要比其他文人生活得好，他可以出国，可以在冬天像候鸟般南飞，可以住宽大的高干房，可以……
唯独房里无暖气，这便使老诗人大不满，在武汉的酷冷中，无暖气的家庭何止千万，大家都得忍受。对不起，诗人不能奉陪。徐迟便写信求广东朋友帮忙找疗养地，朋友回函说只包住，吃自理。诗人说：如在内地尚可，在沿海太贵，不行。人们只有感慨，如徐迟这样浪漫的人，最后被现实世界所排挤，成了物质世界的企求者。等到家里终于有暖气了，他已经对整个社会不耐烦了，说：有什么用，晚了。
梭罗正是可以代表文人一种普遍心态，一种对尘世的极度不满。因而在他的《瓦尔登湖》经过7年笔耕而在波士顿出版2000册时，一些评论措词尖刻，认为他的书“没有一页流露出公正、宽厚、慈善、慷慨，一句话，没有同情心”。
当今的出书热与出书困难成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一方面，坏书、次书大闹市场；另一方面，像徐迟这样的诗人却难出文集。梭罗也如此，《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好容易印行头版一千册，却只卖出两百多本，以至梭罗不得不自嘲：“我的藏书已近900册之多，其中700多册是本人所著。”在他家中的阁楼里，堆满了他的心血，出了书却卖不动，更让人泄气。
梭罗对自己的不满更表现在他在哈佛班级十周年的同学追踪的问卷调查中所写下的内容：“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量员、园丁、农夫、漆工（我指的是房屋油漆工）、木匠、石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从自述的谋生手段上来看，职位是越来越体力化。
所以梭罗的田园风光绝非那么美妙，如他文章所写的，他的内心是不安而痛苦的，就像顾城不得不躲在新西兰林地里养鸡为生。
我们再来看梭罗的天赋，这一点对于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很重要，因为梭罗有他自身的不少缺陷，诸如家族病史（其姐姐亦死于肺结核）、不善与人交往、并非聪明过人等等，所以梭罗的成功当可以给许多文学青年以激励。
梭罗是家中较具学习天赋的，但在进入哈佛学院时，入学成绩才勉强过关。笔者推测，他可能是个不善考试者。在同学印象中，他是个冷峻和不易动情的人，成绩一直不拔尖，喜欢独自看书、散步。
正是这样一个人，却似乎让上帝安排了其独创的能力。他21岁即在父母家中开办小型私人学校，并且同时接管了康科德学院。在和兄长执教期间，把学校变成有着军事化般威严的纪律的场所，却从来不让学生受到鞭笞和恫吓，课程极富革新精神，强调理辩而不是死记硬背。
他成了美国教育改革的先驱，欧美今日之教学模式很明显地源自他的一些努力。
然而由于身体欠佳，他24岁时关闭了康科德学院。从此，“他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看来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印第安人的生活——我指的是一种赞同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的努力的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撒尼尔·霍桑语）
梭罗唯一想求得一点谋生之道是差点买下一个破落的农场，那可以在弗林特湖畔生活。当朋友问他到那个湖畔做甚，他口出妙语：“看四季的轮回难道就不算是一种职业吗？”后来终因土地拥有者拒绝让他建木屋才作罢。
直到28岁那年的春天，他的避尘而居才得以实现，在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建起了木屋，一住就是26个月，在那里写下了他的成名作。
离群索居可以安息浮躁的心灵，却不能解脱病魔的纠缠，当他最后听清友人呼喊的“麋鹿”和“印第安人”去世时，年仅45岁。
死后，声名大震，其为人处世方式影响了美国一代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的美国相似时，他的思想又开始影响中国的穷知识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