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搞发行，又叫第二渠道，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靠个人信用做生意，而不像新华书店那样要靠合同、公章。在书商眼里，公章绝对没有个人签字管用。即使有公章，书商也可以随时翻脸，是他当初盖的公章他也会完全不承认的。
造成这样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钱。书商的出现也有20多年了，他们当然不可能代替新华书店系统，也不可能代替出版社系统，但是他们多少补充了两个系统的不足，他们之所以不可能代替，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几个有信用的人。
所以书商现在的生存环境并不好，他们给人供货都是赊账的，别人卖完了才会跟他们结账，卖不完就退还，如果一个书商只出了一种书，他别想和下面书店结账的，必须出后面的书才能结前面的帐。
书商既要求下面的书店，也要求上面的出版社，他们唯一能够坑的就是作者了。这已经成为二渠道的潜规则，不仅没有名气的小书商要坑作者，大书商更要坑作者。出版家贺雄飞也不例外，我之所以拿他说事，就是因为他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社会科学类的出版商，然而他在许多作者中口碑不好，主要是他经常欠债，欠作者稿费。余杰是他包装出来的，本来他是做了好事，但是余杰却恨透他，余杰的书在他手上发行了50多万册，他只给了余1万元人民币。自然他也有道理，原来和余说好的就是1万，谁也不能保证余会火，那么其中的风险就要贺来承担，大风险有大利润，这在生意场上是游戏规则容许的。但是如果事后贺能够补偿一些给余，哪怕象征性地补偿一些，他不就多了一个长期朋友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说不能坏了规矩。他几乎合作一个作者，就和对方翻一次脸，这当然是说这个合作者的作品有了强大的市场了。有一些作者比较有涵养，吃个哑巴亏算了，好在作品还是有影响的。但也有不服气的，比如最近他遇到了和他同样小气的新疆的刘亮程，人家就不断在各种场所骂他，甚至要短信攻击他，他到处给人说刘某是什么样的无理无聊无赖，但是真正支持他的并不多，在出版界同样有名气的祝勇、野夫就十分反感他，野夫曾经对我说，贺欠了他3000元，十几年了，至今没有还。野夫在出版界是以豪爽著称的，他当然不是在乎钱，而是贺现在完全不承认有这回事了。因为经营问题，他甚至和自己的弟弟翻过脸。
有一次在长沙，余开伟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当着我的面请求贺，只要能够帮助自己出书，他可以放弃稿费。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贺的，他作为一个书商，虽然也要向钱看，毕竟自己还是个做学问的，有理想，一直在做政治思想方面的书，那么这些书有不少是小众的，必然产生亏损，他就得拿赢利部分去填补亏损部分，这样一来，他必然要得罪一些有影响有市场的作者。
很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作者都被这样的书商玩过，我的好朋友古远清这两年就因为和书商打交道而烦恼不已，他出版了两本书，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书商说亏了，其实我在全国各个书店都看见他的书走得还不错，几万本没有问题。
我自己也有个例子。1998年，我的一本书先卖给山东一个女书商，拿了一点钱，但是这个女书商是做盗版的，她没有整体策划一本新书的能力，一年过去，书没有出来，按照合同，版权又回到我手上。这时出现一个山东男人，他大概靠老乡关系，从女书商那里拿到书稿，出版以后发行7万多册，赚的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大房，说好了要给我一些补偿的，我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这个书商有一张油嘴，需要用你的时候，天花乱坠，所有的话都往高里说。这十年，我帮了他不少，认识大量作者，疏通各种关系，他出的书因为政治问题也是我去帮他摆平。他不断给我画大饼，其实我也不相信，只是出于善良，好多书商欠我的债，只要书出来了，有社会影响了，我就不大在乎钱了。
前几天，他又到珠海，他透过我的关系，一直跟这里的出版社保持联系。每次他到珠海，我都要请客，这次他说跟他去北京看看，费用当然是他出，我想他可能是良心发现了，这么多年，好歹应该有些表示。为了替他节约，我只是要求他买来回打折的飞机票，1260元，在北京的吃住另外有朋友安排。在我已经和北京朋友联系以后，他要我等消息，并要求我请客，我找了一些朋友来陪他，两顿饭花了600多元，他不断地要酒，明明喝不下了，还要，结果都浪费了。第二天，他就消失了，并且不接我的电话。原来他只是为了在珠海骗我几顿饭，这次想了这么个主意，我不知道他以后还找不找我。
当然，骗子的手法有时并不复杂高明，只是利用人们的善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