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因着社会生活的繁杂化，特别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被经济世界左右着，物欲的膨胀导致追求精神平衡的人都来不及感受一切，或者味觉系统只对某一种事物产生反应（比如涉及谋利的某种生意），而对其他事物反应迟钝。所以即使在以研究学习为目的的大学、科研所内也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势头，老师授课的终极目标除了育人子弟，也要加上一片肥瘦合适的大肉。教授卖烧饼与武大郎卖烧饼从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所以连北京大学也推倒了院墙开了商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建立系统的学者也坐不住了，当年雄心勃勃为了自己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坐冷板凳，逐渐发现去查证各种资料的研习办法越来越显笨拙。于是，零打碎敲主义抬头，先还不好意思把自己东看一本书西抄一段格言的东西卖给报纸的版面换几文酒钱，后来干脆就当其为一种学术工作。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也竟有十几甚至几十万字，好歹出本书也算成绩。
没想到这种书在散文走俏的今天竟找到一大帮知音。因为现在连读书的时间也不多了，人们若要附庸风雅，自然找类似的文化快餐消遣。
这里面，有不少美学、哲学及边缘科学的研究者尝到了甜头。有人说，今日中国乃至世界都不大可能再出现如黑格尔之类能建立自己庞大帝国般的学术体系大师，一道道法式、俄式大菜最后只能以凉拌拼盘的形式出现，因为有什么样的消费者才能有什么样的生产者。在这方面，奴隶有时反过来决定奴隶主的命运。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浮躁绝不会产生严谨治学的大师，倒因信息发达可以造就一大批清谈家，无聊的时候，话题倒往往有趣。既然有趣，何不公之于众，让更多人参与使其成为公众娱乐的闲聊，或许这就是茶话会的市场所在。
但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时尚，正如唐朝就出唐诗，宋朝就以词为上品，到了元朝，杂剧又是社会文化的主流了。当年小说是下九流，可今天却成为作家成功的主要手段。想起十几年前，一个短篇小说便可使一位以文字谋生的人光宗耀祖，这在曹雪芹的时代，简直不可思议。所以，从事什么职业也要随时代，否则便有生不逢时之叹。
说不定，我们今天开始兴起的笔记断章，若干年后会被研究者认定为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呢，那时候，没准儿那些写小说的反倒湮没无闻了。
其实，西方社会自从进入工业化的时代，也出现了不少以闲章随笔为主要学术成就的大师，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位典型代表。还有泰戈尔、纪伯伦这样的文学家，恐怕他们写的长篇、中篇小说都远不如他们写的格言式散文价值高。
此类文字泛滥也是心情放松的结果。因为开首便要写一厚本书会使作者被某种使命感所压迫，这往往从反方面造成思维的负担而导致灵感呆滞。相反，随手记在书页的只言片语、与人随意客套却能无心插柳柳成荫。
笔者从前有位邻居，每早起来必在门上写上几句关于当日的思想性文字，时常文思泉涌，自己“版面”不够用时，还要“连载”到我的门板上以共勉。当时不以为意，今天，看到这么多因此而成名成家的人物，很后悔不该讽刺打击对方，恐怕因此而葬送了一个天才。
已经再版并印刷了5次的《升腾与坠落》，便是这一类书的代表，在今天能发行48000册，足以说明这限定读者群的书是多么受那个阶层的欢迎。作者萌萌在近10年里拼命记下她在思索中的感觉，她认为：那感觉可能走向诗，也可能走向对诗的理解。那是还在走向表达途中的表达。就是“无法言说的情绪和一堆杂乱的笔记”成了作者“唯一的财富”。
这种财富如今已由私我的意境走向公众认同的体验，这一切皆缘于将其整理成书，尽管是一本10万字的小书，但却有这样漂亮的语言：
一个女人，如果在拥有女人天性的同时，又拥有男人的视野和反省能力，她就注定了要承受撕裂肌体的痛苦。
只有懂得沉默的人才真正懂得表达。
在对话时，在被相互激发的问题和思索中，对话的双方就像背景一样补充着话语。
死亡带走了多少没有表达的秘密。但表达了又怎么样呢？在同一词语下，多少人经验的差异丢失得如同死亡的陪葬。
笔记文的魅力就在于保留了最初的感觉，那是一种粗糙的、真实的、情绪化的文字。这就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可是出书时，作者往往因着各种因素而不断加以修饰，反倒失去其活力。这里就不便例举了。
在今天的出版物中，还有一种貌似有体系的大部头，其实，也是从杂乱无章的笔记中整理而成。笔者手头有一本40万字的《天地玄黄》，从其小标题即可看出其中并无逻辑的联系，只是好歹在大文化的幌子下集合在一起，这种文章随笔成分很重，各章节的长短也是适合报屁股的，从叙述口吻来看，作者是力求隐去自我心境的一种第三人称式的博览群书的检索，看得出作者是力求使文字有文采，但其案头性的工作已麻木了其语言表达的个性。这种书对于阅读力不强的人来说，因其堆砌词句往往有点玄妙吓人，实则一段段分析只是很肤浅的大白话，在很多方面是东拉西扯。这种书上市不少。这也是属于效仿秦牧式的一种毛病，堆积知识，自己并未完全消化，和盘托出，与前清考据派有血脉相连。
既然这种书能大行其道，还不如善作案头琐碎又懒于寻找自我表达的人使用剪刀加糨糊，来得更为干脆，这种摘抄也反映读书人的兴趣所在，往往因不加个人水分而更易使人接受。案头正好有一本《气功真传》，实则是一本先人就气功所留之笔记，不加今人繁词琐名，原汁原味更有嚼头。如宋张君《云笈七签》卷59一则《项子食气法》。项子曰：
人能清净、安和、自然者，十月通矣。或一年或二年通，或三年乃通。其不能通者，不能得道，适可长生寿老延年也。又曰：人之才，能静于三军之中，虎狼之间，有千人之才；能静于室家之中，有百人之才；能静于市道旁，有十人之才；能静于山泽之中，有倍人之才。此凡器之人，终不可知也。凡此多者，则能清净，静者能断情欲，断情欲者则能绝房室，绝房室则能休粮，休粮则能保爱气，能保爱气则德应自然。
现在这种杂章节选本盛行，表明人们的阅读口味与饮食是一致的，吃麦当劳，吃大快活，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也改变着人的精神需求。
对于中国著作家何以不出大作，62年前的林语堂有过如此剖白：
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些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个人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做文章。我们隔很多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叩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结果。
实际上，林氏走的创作道路也有极似造成小品文的路数，他自己就承认《中国人》一书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中国作家也好，外国作家也罢，在经历他那样的过程后有些人往往筋疲力尽，只能草草将断章式的东西推给读者。也正因此，短文的内在张力使读者有了思维上升的空间，这也是读者喜欢这类文章的原因之一。
过去，鲁迅说自己把别人用作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工作，然而也未产生什么有体系的学术著作。所以今天的一帮年轻学者则逆向运作，称把别人勤奋工作的时间都溶进了自己的咖啡杯里。
因此，写不成大部头也不是什么坏事，鲁迅靠难以胜数的杂文和屈指可数的中短篇小说不也成了民族文化的巨匠吗？
我想，也许每一位读者本身就是一位笔记文专家，那就应该赶紧去挖掘自己的内心，打捞一点灵魂的碎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