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站在巨人肩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人家的经验里汲取对自己有用的成分，人家的经验是经验，人家的教训同样也是经验。
有很多作家属于这种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的人。他们一般不直接从生活中提炼产品，就像某些画家不出去写生，崇尚主观的第二自然，凭临习过程中的印象创造一种别于他人的造型符号。
实际上，学者们大多是这样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自然，学者们所从事的工作似乎自古以来是要这么操作的；而作家却是要天经地义地从现实世界中挖取高于生活的哲理。
有人说，今天的文人世界是一个闲聊的世界。若许，则自然产生一大批书斋文人，在需要文化快餐的社会中，读者更喜欢知道怎样从现成的事例中寻找感觉。换言之，就是如何在今天这个浮躁的街景中读书。
自从十几年前湖北作家曾卓的《听笛人手记》成功以来，一些沉在书斋中的年轻人受到不小的启发，也开始探索那种可读性强的、走在理论边缘上的风铃小作。
这种被称之为文饭小品的文章虽来源于阅读，但也有不少需要自己在当世社会中求证的。阅读引发灵感，获取数据及史实，从中理清一条可供自己发挥的线索，再去从不断的访问中充实、丰满。
在这方面，近几年涌现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辉和徐鲁。
李辉以一系列关于胡风集团的文章而声名鹊起，乃至于成了此方面专家，各路文豪及作家均愿与之倾吐胸中块垒，使他在阅读及访谈中受益匪浅。或有人说：他是借名人之名扬自己之名。实际上，从记者的角度上看，这实在是个无可厚非的方法。作家祖慰曾有云：我报告了他，他报告了我。是一种互助关系。
相比之下，徐鲁阅读的成分更多一些，他自己说：“我生性孤僻，心力愚拙，虽然迷恋着文学十几年，却终究无法在写作上表现出什么扬厉的姿态和起先锋作用。于是只好遁入书房，虚心苦读，让夜半的青灯来照耀着自己心中的那个秘密。正因为有所读，有所思，亦有所记。”
徐鲁走的是一条描红的路，极传统地学习大家，对他最影响深刻的莫过于徐迟。他不仅写徐迟，徐迟也为他的《剑桥的书香》作序。他甚至连写字签名都是极有韵味的徐迟体了。
对于那些不善在生活中发掘素材的人，徐鲁的成功既让人嫉妒，更让人增强信心。
其实，类似这种借助杠杆掀起单靠自力不易移动的重物之写作法，在欧美已流行了半个多世纪。这似乎缘于工业革命，生产力成倍数地扩大，人们日常劳作的空闲越来越少，很难得有那种“从头读起”的习惯，文化快餐遂应运而生。自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快餐绝非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难以胜数的报屁股文章。
制作高质量的文化快餐，从长篇小说那里争抢读者，这在欧美报界的高级写手中成为一项专业活动。
这方面，美国人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位杰出的代表。
早在10年前，房龙的《宽容》就由三联书店炒热于读书界，翻译房龙遂成大热门，《漫话圣经》《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一本接一本地进入中国书架。
房龙的书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阅读中找素材，间或做些资料取证工作，《房龙地理》《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圣诞欢歌》《巴赫传》《人类的艺术》《伦勃朗传》等等。
房龙的书也并非今日被国人发现，几十年前，才女林徽因译介了他的《上古人》，并曾得到郁达夫的大力推崇。
从海外归来的秦牧，基本上是宗其套路而成为中国当代一流散文家的。
房龙的东西就是知识性、趣味性的集大成者，通俗易懂，大人小孩都适合，在欧美，一代人是读房龙长大的。中国和平出版社近来应市的《与世界伟人谈心》，是房龙又一重要著作。该书写法极其巧妙，按时下时髦说法，也算得上先锋或者后现代之类了。
作者借用周末晚宴的形式，遍邀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复活到会，在21次晚宴中，与之对话的有伊拉斯谟、华盛顿、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莫里哀、塞万提斯、伏尔泰、杰斐逊、孔子、安徒生、柏拉图、拉伯雷、笛卡儿、莎士比亚、贝多芬、爱默生、达·芬奇、巴赫……
那种仿现实写法在后来亦为中国作家们所青睐：魏明伦写潘金莲、刘震云写曹操……
傅东华曾如此高度评价房龙这本书：因为从来的历史书，总无非是个骸骨陈列所，没有不叫读者沉闷的，房龙却能使幽圹中的骸骨起来跳舞，而用20世纪的人本主义的火炬将已埋葬的文化分明烛照起来。从这一点而论，房龙曾在学术上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