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周扬。去年第一期《读书》上刊有王蒙一篇记述丁玲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备受周扬迫害，以至晚年仍不肯原谅周。一般认为，丁玲在新时期以后一直以“左”派面目在社会上定位。周扬却正相反，被誉为中国文艺沙皇的周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得极右，以此赢得了文艺界新人旧部的欢迎。曾有一次聚会，组织者将周、丁二人座位安排在一起，丁先到场，刚刚落座，扭头一看邻座名签，“哇”地大叫一声，弹身跳起，死活不愿与周并肩。这一举动使一些人不舒服，认为丁老太不太雅量。
其实，只要想一想周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丁玲有理。那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治运动为什么在文艺界造成其他行业所不能比的灾难，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周理论身上。他极善跟风，曾被鲁迅斥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在毛泽东确立了鲁迅地位以后，摇身一变成为鲁迅的坚定拥护者，成了研究鲁迅的权威。
如果说我党在治国早期因政治需要而开展一些整风是必要的话，周却利用运动排斥异己残酷地打击报复，不仅在精神上折磨同行，在肉体上也实施摧残手段，直至将人从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成敌我矛盾，把不听话者送进监狱，直至迫害到死。关于这方面的文章现在多起来了。不妨看看李辉的一些书。
不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运动，抑或其他什么运动，周扬都要在文艺界扫荡一番，每次还一定要按比例揪出具体人数来当靶子，这样方显得他领导有方、有成果。他作为新中国文化的最大棍子手，毕半生经历，但最终也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好像他晚年幡然悔悟，搞了一些公开道歉就算完事。但经他手致疯、致残乃至致死的这笔血泪账该怎么算？比如一个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仅因临死前立地成佛，平生一切罪恶就可以一笔勾销，然后再帮人做一点好事，大家又对他感恩戴德，那么好人也太好做了。
从另一角度上说，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归结到具体的个人，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是那些从私心出发，为达到自己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斗争的借口，为了自己的帮派而利用政治口号打倒对方阵营里的人。这一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文人间的磨擦从来未停止过。1984年春，笔者在访问丁玲时，就感觉她并不是文坛所传的“左”派，从她办《中国》时所用的人来看，其实应该算右派。从历史的眼光看，丁玲倒真没怎么变化。要说变，那就是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变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武将军”了。
倒是周扬最后成了大风派，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挨了整，所以他有那些反省言行也是从自我私利角度出发的。设若他一直青云直上，每个运动都能赶在潮头，他会像竹子那样临死前开一次花吗？好在因他个人遭遇，使之最终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痛，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