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场需要执著。
这种执著排斥情感，排斥愚忠。官场是政治和社会功能的交织网，这网中是冷漠的，自然选择的，没有任何情感可言。
至真至性的人，会被自己的情感扼杀。
官场中接纳理智，接纳淡泊。官场是权力和利益的聚焦点，只有冲突，只有矛盾，需要冷静地整理头绪。
大智大勇的人，经常藏身在矛盾的夹缝。
封建官场中常需要急流勇退。
封建官场终非久留之地。
京剧中有一出《文昭关》，演的是伍子胥因父兄蒙冤受害，愤而离楚奔吴，行至昭关遇阻，一夜之间，须发尽白，后得到东臬公相助，才设计混出昭关，到了吴国借兵报仇的故事。剧中某些细节虽然不免出于虚构，须发尽白也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伍子胥其人其事，确是有据可查的。
知子莫如父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都是楚国的忠臣。其兄伍尚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而伍子胥和哥哥截然不同，刚烈暴躁。父亲曾对子胥说：“忍人所不能忍者，方能成大事。”
楚平王信任谗臣费无忌，任命他为太子建少傅。平王命费无忌为太子建娶秦女为妻，费无忌看到秦女漂亮，为讨好平王，进谗言将秦女娶为平王夫人，为太子娶齐女为妇。
费无忌又担心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便向平王说太子的坏话，诬称太子想要叛乱，于是平王召太子太傅伍奢询问。伍奢直谏，多次说太子无罪，但是平王仍然下诏逮捕太子并处斩。太子获悉消息，立刻投奔宋国。费无忌为绝后患，又上奏平王，诛杀伍氏一族，于是平王下旨，召伍子胥兄弟说道：“只要你们兄弟上朝，就考虑饶你父亲一命。”
哥哥伍尚听到圣旨后准备上朝，但伍子胥阻止说：“饶父亲一命，并非出自平王真心，他是怕我们兄弟逃走，担心日后会找他报仇，所以把父亲当成人质，引出我俩。若我们听旨上朝，父子均遭杀害，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我看不如先逃往他国，培养些实力再为父亲报仇。”
哥哥伍尚对此事一直无法释怀，更何况若听弟言，奔走他国，将来也未必能报仇雪恨，结果伍尚上朝后，果真和父亲一样被杀了。
伍子胥和太子建，逃到宋国，伍奢在狱中听说伍子胥已逃走，就说道：“楚将大乱。”
伺机而动
太子建不久被卷入郑、晋两国的纷争里，被郑公杀死，伍子胥辗转逃到吴国，后来借吴国兵力，向楚进军，费了十六年的工夫终于达成愿望，这当中的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掌握兵权，对楚造成威胁，但公子光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楚。
公子光是吴王诸樊之子，诸樊有三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是有名的贤者季札。诸樊探知父王想让季札继承王位，而诸樊却想按照顺序继承，即先由自己当王，后传次弟余祭，再传三弟余昧，最后才传给季札。当王位传到季札时，季札固辞不受，离开了吴国。因此由余昧之子僚登基，但公子光想，季札既然不愿继承，理应由自己——诸樊之子来继承才是。
子胥一到吴国，就看透了公子光的心意：只想继承王位，不愿和他国发生战争，否则对自己继承之事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伍子胥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索性当个平民，耕作田间，等待机会。他把他的好友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使他成为公子光的心腹。
在伍子胥来到吴国的第八年，楚平王病死，子胥知道后很难过地说道：“我心中的仇人虽死，但楚既然还存契约，仇非报不可。”
楚平王的死影响了吴国的形势。
吴王僚趁为楚平王吊丧之际，派兵攻打楚国，而楚国却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阻断了吴国的退路，使远征军无法回国。公子光认为机会难得，于是在家设宴，命专诸假扮成侍者将赴宴的僚杀了，专诸也当场牺牲，公子光将僚所有的部属大臣都处斩，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任命伍子胥为政治顾问，于是伍子胥便展开报仇的行动。
但子胥并不急于一时，这也是他和一般谋略家的不同之处，他首先致力于巩固阖闾的王位，充实吴国的国力。因此，他被后世誉为“忠臣”。
僚之子庆忌为一豪杰，父亲被杀时，因身处卫国而免遭横祸，阖闾十分害怕庆忌回国报仇。子胥向吴王推荐要离为刺客，借故判罪，将他右臂砍断，杀其妻儿，并放逐国外。后来要离去见庆忌，要求让他率军回国报仇，庆忌对他毫无戒心，于是就找机会刺死了庆忌，自己也自杀身亡。
这个时期的伍子胥很得民心，而且他结交的都是些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这给他的复仇计划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子胥一心只想复仇，虽得到了不少得力的助手，但同时也引来了许多劲敌，其中最令他懊恼的是吴国宰相伯。
伯是楚国重臣之后，也是因为费无忌的谗言，一族人均被处斩，仅留下他一人，后来他和子胥一起报效吴国。有人曾劝子胥说：“此人不甚可靠。”但子胥回答说：“既然伯和我同仇，那么就是我的同志。”
阖闾有了伍子胥和伯这两个参谋，就准备进攻楚国，但心中仍有所顾忌，他想：“若放手让他们去做，为了报仇，不知会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来，应派个适当的元帅以主其事。”
于是子胥又发挥他的才干，向吴王阖闾推荐一位不为人知的军事家孙子。
鞭尸三百，以泄私愤
楚国知道伍子胥和伯为吴国的将军后，为了阻止两个人复仇，于是诛灭费无忌九族，以安抚民心，实现了伍子胥报仇的第一个目标。
阖闾问子胥和孙武，能否进攻楚国都城郢，两人答道：“只获得局部胜利，就认为可轻取对方，这并不是常胜之道。”
阖闾再问，子胥又答：“楚的属国唐、蔡两国国君，因为没有贿赂楚国宰相，结果被扣留在楚三年，为此深恨楚国，只要获得这两国的帮助，我国必能胜利。”
于是吴国立即采取行动，终将楚国都城攻陷。
子胥在楚国时，大夫申包胥是他的好友，当子胥决定投奔吴国前，曾向他请教，申包胥回答：“若我支持你为父报仇，则会陷你于不忠；若我反对你报仇，又会陷你于不孝，这些都不是一个好友该做的，我什么意见也不表示，你想如何做就放手去做吧！”
接着又说：“若你要灭楚，我会力保楚国的。”
当子胥攻下郢都时，欲逮捕昭王，但昭王早已逃之夭夭。子胥在失望和愤怒之余，挖掘平王之墓，并鞭尸三百，聊解心头之恨。
申包胥藏身山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告诉子胥：“你要报仇，我无话可说，但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你本是平王身边的重臣，而如今羞辱平王遗体，你不怕遭天谴吗？”
子胥简单地回答：“我日暮途远，所以倒行逆施。”
辅佐夫差
曾被吴王征讨过的越国，趁吴王阖闾留在郢都时，袭击吴国。
阖闾恐前后受敌，不得已被迫退兵，吴楚之争告一段落。
此时的吴国日益强盛，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这都归功于伍子胥的辅佐有方，但若换个角度看，那只不过是子胥报仇的副产品罢了，同时还产生了吴越对立的新问题。
吴王阖闾的太子波早逝，还未来得及改立太子，于是波的儿子夫差极力向子胥哀求，希望能登太子之位。子胥为他向阖闾哀求，但阖闾摇头说：“夫差是个纨绔子弟，毫无体恤之心，若立他为太子，朕担心他能否维持法统。”
子胥则说：“父死子继本为体制所定，更何况大王也是因此而获得王位的啊！”
阖闾只好让步，立夫差为太子，而吴国灭亡的原因也在此。
无论是宽容地接纳伯，还是尽力竭力地辅佐夫差，我们都不难看出，子胥是一个对敌人严酷，对自己人宽容的磊落襟怀的大丈夫。他是一个至刚至爱的英雄，是性情中人，在文学世界也许是一个个性饱满的角色，但是在官场中，他这样丝毫不设防，以感情决定事情的方式，无疑是他在官场中最大的不幸。他的不幸正是来自他以宽厚对待人的结果，他的结局让人想起特洛伊城下的拉奥孔，楚霸王帐中的范增。
忍辱负重是男儿
范蠡也是楚国人，早年放荡不羁，装扮成工人以断绝世俗之交，后经大夫文种的推荐才出仕越朝，因此他被视为隐士哲学家，是战国时代道家始祖老子的先驱。
当越王勾践知道吴王夫差有意报仇，于是就想抢先进攻，范蠡劝阻道：“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应该有三项认识：为保持充实的状态，应顺天，是为天时；为保持节制状态，应从地，是为地利；若想挽救危机，应用人，是为人和。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优势，若要主动进攻无非是逆天违人之作为，根本不会取得成功。”
“住口！吾意已决！”
当勾践拒绝范蠡的进谏之后，范蠡便不再表示任何意见而静观其变。
不久，勾践在会稽山吃了败仗，进退两难，便向范蠡低头道：“我没有听从你的意见，才落得如此下场，希望您不计前嫌，指导我如何对付吴国。”
从此之后，勾践对范蠡提出的建议无不言听计从。知错能改，是勾践的高明之处。
为对付吴国，范蠡提议目前正是挽救危机急需用人之时，应立即向吴王求饶。若对方不肯停战，越王必须到吴国做人质以达成和议。
消息传到吴国后，子胥强烈反对和谈，说道：“若大王不趁现在将勾践杀死，日后他必会采取报复手段，更何况勾践手下有范蠡、文种等贤臣，哪能轻易纵虎归山？”
吴国宰相伯因中了越国大臣文种的美人计，说服吴王夫差答应和谈。从此之后，吴国内部形成分裂状态，一派以伍子胥为首，一派以伯为首。
勾践以人质身份赴吴国前，欲将国事托付范蠡，但范蠡说道：“事关内政，文种的能力比我强，因此国家大事可委托于他；但对外问题及应变能力我则胜过文种，所以我愿与王共赴吴国。”
勾践一到吴国，伍子胥主张立刻将他处死，说道：“古时候夏桀逮捕商汤未杀，商纣捕周文王亦饶他一命，结果双双灭亡。”
子胥的主张，是基于自己对楚报复的亲身经验，自然不容有反驳的余地。但是现在的剧情却似说夫差是暴君，而勾践是贤者，对于从未吃过苦的夫差来说，似乎有些不适当，所以夫差听后，觉得子胥想要讨功。因夫差的王位是因子胥的拥护才得来的，于是子胥和夫差之间有了隔阂，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