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改什么
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模式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但无论哪种模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如果说有差异，仅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究其本质，仍是这一历史问题的延续。
一、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无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明，还是西方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本分都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管理者，而不是与民争利者，诚如《大学》中说的“国不应以利为利，应以义为利也”。因此，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行业由政府经办，竞争性领域由民间经办，由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既符合契约精神又符合经济原则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盐铁专营，欧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成熟的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也是中国在经过上百年探索试错并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换来的。
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企业的模式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嬗变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转变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这其实是按照黄仁宇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国百年企业史的一种总结，但纵使今天，国有企业仍未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
比如，铁道部被撤销前，在行政上是主管铁路行业的国务院部委，在经济上是垄断铁路市场的“铁老大”企业。回顾历史竟然发现，这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兴办铁路模式在今天的翻版。再如，在国企问题上一边是前国资委官员卸任时自诩实现了央企增值保值的“无愧于心”，一边是舆论媒体对“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的口诛笔伐。政府对国企的错误定位，让管理者成为两头受气的“风箱中的耗子”。即便如此，像中粮收购蒙牛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时有发生。在官商问题上，一边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如影随形，一边是每倒下一位企业家必带出一批“有问题”的官员。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所滋生的腐败让权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很多企业的经营者又希望依附于权力而从中食利。
可见，很多本该超越意识形态而无需争论的事，在现实中却与常识相距甚远。背离常识的结果必定是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而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则容易被固化积淀成社会问题，最终又反过来挑战常识。就像在国企问题上，很多在现代企业理论上荒诞可笑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成为尊重历史传统、维护政治正确性的选择。这也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顾理论的与时俱进，而忽视历史的原因。
今天国企不但数量大幅减少，其规模和盈利能力也今不如昔，而私企和外企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成为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但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腐败、不公平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问题究竟是改革的副产品，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的挑战下，在速度和规模的刺激下，“大政府、小市场”所导致的结果是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甚至是错误配置。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重审批，轻监管”导致的是经济秩序混乱和信用体系的急剧萎缩。在市场化程度上，产品的市场化而非要素市场化让政府仍然牢牢掌控着经济主导权。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但很多人却把板子打到市场经济的屁股上。具体到国企改革，国企之所以存在腐败、低效率、不分红等问题，当然与国企内部的治理结构有关，但这不是根源问题。
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后的“第三次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产品的市场化向要素的市场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虽然我们已经站在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讨论国企改革，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国有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混合体，国有企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史的缩影。
“国有”包含了国家、国民、国体、领袖、军队、意识形态等政治要素，“企业”包含了产品、市场、分配、管理等经济内容。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改革，而是对政府介入程度，对国企进行定位的问题。这是国企改革的源头性问题，或者说是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专栏1：洋务运动中的“国有企业”
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企业，存在着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从合办到独办，介入企业的程度逐步加深，乃至最后全部一统天下。所有的企业资源，都被政府控制。
洋务运动以来，企业到底该由官办，还是由私办，一直充满争议。这种争议甚至一直贯穿到今天。费正清认为，洋务运动是清末历史上一次失败的企业运动。在缺乏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私人企业得不到任何保护。有时候私人甚至被视为政府的一种威胁。电视剧《乔家大院》里借乔家谋士孙茂才之口说出了天下所有私商在专制政权下的担忧：“天下神器，不可为之，不可执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神器，那就是掌握全天下的权柄，也就是我大清皇上的无上威权。如果各省的官银都是通过你的票号向朝廷汇运，那天下的神器，国之命脉岂不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吗？如果你是官府，你是朝廷，或者你就是皇上，你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
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代，一直是民营企业逐步兴起，又被扼杀的死循环。晚清以来，随着官办企业的兴起，民办的纺织、面粉等一些消费领域的私营企业亦逐步崛起。但是，最后随着官办企业膨胀，私营企业又逐步失去了生存空间。民国时代前期军阀混战；中期的十年是民营企业的“黄金十年”；随后，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办企业，又将大批民营企业逼得百业凋零。小说《子夜》即描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衰亡。
费正清认为，洋务运动是清末历史上一次失败的企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它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没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
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是一种政商结合的畸形怪胎。在洋务运动中，知名的大商人往往同时是朝中重臣，最典型的是李鸿章、盛宣怀等。李鸿章既是政府总理大臣、北洋大臣，又是一系列重要官营企业的创办者。如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制造局。盛宣怀已是朝中“部级干部”，又是汉冶萍煤矿、华盛纺织、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者。政企不分，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当代社会，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仍是政企不分。中石化的老总当了福建省的省委书记，中海油的老总当了海南省的省委书记，华能的老总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对于国有企业的老总来说，做好企业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真正的角色更接近官员。而在他们所控制的国有企业里，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可能比追求企业效率更为重要。
与个人方面政商不分对应的，则是机构的“政企不分”。在洋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官不官、企不企”的怪局，也延续到今天。例如，有些听起来很像政府的部门，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如原铁道部既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又是一个公司。而有些听起来像公司的国企，却很像一个政府机关。如中粮集团，说它是公司，但是其设置跟政府机构非常接近，甚至跟国家部委一样，设有办公厅。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将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过比较。他认为，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清朝却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这种制度上的区别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清朝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在整个经济建设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政府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作为运动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最大限度地压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专栏2：西方重商主义的衍变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16～18世纪中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作为18世纪以前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
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由此，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15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当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均大力推行重商主义，而后期的俄罗斯亦是不遗余力。重商主义对于欧洲列强的崛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亚当·斯密在他出版于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抨击了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控的经济体制，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它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就是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政府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展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对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
重商主义的没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没落之后的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前苏联式的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过程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前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所谓的“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行为，历史上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中。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是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西班牙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还不错，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企业的产权也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制订和执行经济政策，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斯大林上台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前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导弹和核武器，可却生产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市场经济发展。
历史真有趣。同样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成功。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而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之中。
二、国企改革的三个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成为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已不复存在，集体经济除农业外所占比重也不大。而国有经济不仅占主导，数量上也占主体地位，绝大部分工商企业属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效益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同时，当时的国有企业大都采取国有国营的模式，因此我们就把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国营企业上，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的口号。其本质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下，通过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搞活整个国民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向企业下放经营权。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国营企业”这一概念逐步为“国有企业”所取代。自然，“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也逐步取代了“搞活国营企业”的提法。但无论是搞活国营企业还是搞活国有企业，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没有站在系统论的角度，从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改革，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单个企业，而且是效益差的企业。于是在实践上，国企改革实际上成了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减利、免税、停息”等“父爱主义”的救济行为。而对于那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则关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结果是效益差的企业没救活，效益好的企业也被累成了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进而导致第一阶段改革的失败。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理论，为人们观察国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有企业，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的改革思路存在严重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既存在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应当把各种企业置于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而不能厚此薄彼。而在平等竞争中，一部分企业，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会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企图把所有国有企业特别是把所有亏损国有企业都搞活的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可见，随着认识的深化，国企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开始了调整与完善。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流行了起来。这一提法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相比较，其积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它把国有企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实践上，它使人们不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上。它还直接引申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提法，从而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资本经营、资产重组，特别是“抓大放小”等改革策略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如果仅从国有经济本身发展的需要来看，“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提法无可厚非。但如果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看，仅仅提“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在这个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国有经济本身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下降。虽然搞活国有经济依然是搞活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但从整体上讲，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终有赖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全面搞活。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再和以前那样仅仅就发展国有经济来谈国企改革，而是站在搞活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是我们总结20年国有企业改革得出的基本经验之一。
第三阶段，也应该是国企改革的最后阶段。其核心问题是国企的退出问题，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退出，是一个先分类，再逐步退出的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国企与非竞争性国企两大类，然后是竞争性国企的退出和非竞争性国企的改革同时进行。
专栏3：从“青铜时代”到“黄金时代”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回忆录式著作《朱镕基讲话实录》自出版以来备受关注，个中意义十分深远。呼唤改革，已成广大民众的心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将近十年的时间内，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不啻塑造了一个早期灿烂的“青铜时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忌。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冲破了很多限制。国有企业改革亦开始进入深水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思路，催生出了著名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当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国企亏损，另有三分之一的国企不赚钱。如何突破重围，提高国企的效益，成为当时主政者的当务之急。
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由此，当时国企改革掀起了一股兼并、重组、破产和出售的风潮。
国企破产的出现可谓石破天惊，从建国以来国企从来没有破产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沈阳防爆器械厂首先破产，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到90年代，破产国企日益增多，形成了一股风潮。伴随着国企破产，涌现了大批下岗工人。无论当时还是现代，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同时，90年代启动的国企改革涌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批国企，特别是地方性国企，有部分通过出售或者MBO，成为民营企业。
在广东，企业改制轰轰烈烈，尤其以广东四小龙为代表的制造业重镇更是如此。在顺德，美的实现了从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其MBO模式成为全国国企改制的经典案例。在惠州，TCL在三年之间，亦通过增量改革，从惠州市国资委所属的企业，变为民营资本主要控股的企业。当时的广东到处充满一种狂飙突进式的改革。
而在理论界，当时经济学家张维迎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主张亦获得了广泛认同。张维迎是坚定的市场派，其关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呼吁，在现实世界中蔓延。中国科技领域标杆性企业联想的改革，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在中国另一经济重镇山东，亦出现了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风潮，最典型的是山东诸城。现任山东省省长助理，前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主政山东诸城时期，几乎将诸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卖了，被人称为“陈卖光”，他亦是中国公开出售国企的第一人。
1992年，诸城市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在150家企业中，竟然有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形势所逼，陈光顶住重重压力，在“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多种形式推进企业改革”的思路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从1992年卖出第一批五家试点企业，到1996年前总理朱镕基视察诸城，四年之间，陈光主导的改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骂他变卖国有资产，罪不可恕；有人对他极为推崇，认为陈光为中国国企闯出一条完美的路子。随着朱镕基对于诸城的肯定，陈光创造的模式才被全国性地肯定。
无论是以广东为代表的增量改革模式，还是以山东为代表的直接出售方式，90年代以来所开创的国企改革风潮，持续十年之后，造就了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广东和山东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经济重镇。而在此期间，中国民营经济的总量和比重，均达到历史顶点。民营经济创造的就业达到70%以上，对于经济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在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比国企更为高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经过改革，国企都得到机会强身健体，存活下来的国企，大多集中在自然资源垄断领域，效率得到一定提高，为本世纪新一轮国企改革和扩张奠定了基础。
这轮国企改革最大的力度，在于将部分国有企业变为民营企业。而最大的争议在于是否有部分国企资产被侵吞。当时，香港学者郎咸平连续发表文章，质疑格林柯尔、TCL、联想等企业，呼吁监管国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亦引起了高层的疑虑。此后，国企改革形势急转直下，MBO被全面叫停，以改变所有制为形式的狂飙式改革基本落幕。
最近一个时期的国企改革，以国资委的成立为发轫，其特征为兼并重组。同时，央企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时期。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说过，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把国有经济集中到了大企业层面。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淘汰了国有大企业中的5000多家劣势企业。
从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央企通过整合重组，最后集中为100多家。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税后利润从3006亿元增加到9173亿元，年均国有资产值增值率达到115%。同时，在十年间，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达到43家，加上地方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达到64家。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最强大的力量。
国企的普遍崛起造就了无数的千亿巨头，甚至万亿巨头，对于中国经济的总量贡献巨大。同时，本次金融危机中国能够屹立不倒，国企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是中国经济抗击冲击的缓冲器。
2010年底，新任国资委主任王勇亦指出了央企存在的问题，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还不强，缺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化人才严重不足，组织框架和经营模式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同时，从全球产业链来看，中国企业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央企业普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研发能力和水平与跨国公司相比有很大差距的问题。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央企，一般国企均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国企的兼并和扩张引起了广泛争议。在竞争性领域，部分国企不仅没有退出，还利用有利的政治地位和资金实力进行了不对等的竞争，在一些行业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比如在钢铁和航空领域，大批民营企业倒闭或出师不利，遭遇政策不公的情况。而在一些本来不属于国企核心产业的领域，国企也大举进入，比如数十家央企参与房地产市场，武钢开始养猪等。国企改革成为未完的华章。在完成分类管理之后，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彻底退出，将是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在金融危机中，大批民营企业倒闭。国企在获得贷款、行业准入方面，存在着种种先天优势。除自然资源、军工、文化产业等需要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在其他行业降低准入门槛，给予民营企业同等发展机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
国企特别是央企发展所带来的分配不均，员工薪酬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的问题，亦使国企广受诟病。未来，实现产权到民，全民共享国企的红利，亦是改革的重点。国企重大资产损失亦时有发生，贪污腐败现象引人关注。在海外资产管理方面，缺乏风险控制能力，如中海油在新加坡之败、利比亚风潮中国企遭遇的巨大损失等。作为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国企，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监督，包括财务监督、管理监督和舆论监督。
改革尚未成功，今后仍需努力。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与政治周期息息相关，十八大之后，深化改革将成时代潮流，国企改革亦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三、竞争性国企如何退出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正确定位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其次才是如何当好裁判员。但前者并不是国企存与废那样的形而上学，而应是现实与规律的结合。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基本的原则就是分类管理。首先要把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区分开来，其次才能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改革。
可见，国企改革的本质并不是国企该不该存在的简单选择，而是在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转型意义上的国企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的定位问题。这既要考虑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更要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延续。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试错之后，我觉得，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适用于私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照搬到所有国有企业中。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协商成本高，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叠床架屋式地复制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改革不但要体现效率和公平，而且要考虑到风险与可操作性。竞争性领域国企的效率明显低于私企，其资产构成比较简单，评估与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和权力寻租的问题不会太大，退出后的巨额资金可通过转持全民社保基金来填补社保资金缺口。经济领域的改革支持了社会的发展，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全吻合，而且整个过程不存在政策和法规方面的障碍。
目前来看，竞争性国企的退出是一个争议不大的问题。其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因退出引发的利益调整，这需要决策层的勇气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金融行业对民间资本的放开，不但是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把惯于四处炒作的游资“蝗灾”引导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金融资本的必然选择。
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这一领域需要正确引导和加强监管。
非竞争性国企的转型和改革，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该领域只能采取国有形式；二是非竞争的国企不能复制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探索科学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是唯一出路。这需要深化认识和制度创新，我会在下一节中对非竞争性国企如何改革做简单阐述。
专栏4：世界各国竞争性国企退出模式
幸福有千万种，不幸却有着雷同的理由。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欧美、日韩以及非洲、拉美等更广泛的地区，竞争性国企的退出都已成为必然。而竞争性国企的退出，最主要的是两大动因：一为效率，二为公平。
大多数国家流行的民营化风潮，多是为了解决竞争性领域国企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一直坚持认为，在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的效率天然就比国有企业更高。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平的问题。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背后的东家为政府，具有天然的强势地位。在获取财政资金、银行贷款、政策扶持和倾斜方面，天然具有强于民营企业的优势，这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在很多领域，政府资金大规模扶持国有企业，甚至是强行给一些经营不善的国企背书，在国内比比皆是。在金融危机中，数家航空公司就曾经获得了数百亿之巨资金的补贴。此外，中国有不少优秀的企业家人才囤积在国企，也导致了人才领域的不公平和浪费。
在竞争性领域，国企的退出举世皆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张文魁也认为，即使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而在要素市场则面临着较多扭曲，控制权市场上很大程度是不开放的。这些问题，在国家所有制的框架里无法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更何况，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政商联系，对于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核心要素平等，是一种伤害。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国家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放开的，如对于宝钢、中粮、一汽和中国建材等企业。宏观指导上主要要求它们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在经营机制上更加市场化，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求得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很多竞争性企业已经上市，成为公众企业。这方面大的思路无错。
但存在的问题是一边走向市场，一边增加投入。有的企业同时享受了政策扶持和优先贷款等优惠政策。有的企业既有政策性经营，又有市场化经营。如在一个公司，很难说明其利润和业绩来自哪种业务。或造成企业有意混淆，用政策性盈利掩盖了经营性亏损。这些总矛盾难以解决。
因此，我的观点是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目标和方向就是退出。不能因为个别企业经营得不错，就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存在的理由。
目前，竞争性领域国企的退出，在各国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主流模式则是大规模的民营化。转让或出售国家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股份，让民间来经营，是一个世界性趋势。最早和最彻底实现竞争性行业国企民营化的西欧国家的案例，能够给我们以启示。
英国是西欧国家中最早掀起私有化浪潮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英国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效益差、缺乏竞争力。由于拥有垄断地位，创新动力亦不足。同时价格高，服务不好，引起举国埋怨。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极力推行其民营化战略，力主大幅度减少国有经济份额。
撒切尔政府的民营化战略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手段。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切断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和控制，让企业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政府停止对国企的补贴。更主要的是，撒切尔政府鼓励职工购买和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大规模出售国家股权，彻底改变其股权归属。由此，政府获得了一大笔财政收入。
经过改革，英国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几乎被清理一空。国企总数急剧下降，只有国家电力公司、英国煤矿公司、铁路公司等几家大型国企。但是，英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却得到了极大改善。英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走出衰退，实现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稳定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大幅下降。英国企业整体竞争力大大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在民营化过程中的平衡和度量把握得非常好。哪些是完全的竞争性领域，哪些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区分得非常严谨和合理。同时，政府创造了“黄金股”的概念，保留了对企业的特定权力，以防企业在完全失去政府的控制下可能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利影响。
法国则是民营化规模最庞大的国家。通过1986年和1993年两次民营化运动，几乎把所有竞争性国有企业全部变为民营企业。
东欧剧变后，东欧国家纷纷实现彻底的民营化，其激进程度甚至超过西欧国家。
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也推行了民营化计划。墨西哥是拉美民营化第一大国。2010年的世界首富卡洛斯就是得益于墨西哥电信产业的民营化。巴西、智利等国也纷纷将竞争性国企出卖或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而正是庞大的民营企业计划，使巴西经济开始崛起，成为“金砖四国”之一。
在亚洲，日本也推行民营化改革。通过股份制将原国营企业的股份向社会出售一部分，使之成为与民间企业一样的股份公司，并根据日本商法行事而不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日本烟草专卖公社、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先后成为民营企业，日本甚至实行了铁路的民营化。
虽然实现民营化是竞争性国企退出的最普遍选择，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以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中国目前还没有彻底实现民营化。此外，有些竞争性国企规模巨大，尚难有可以接盘的民营企业。如贸然出售，又不得不落入外资之手，影响中国的产业安全。同时，原国企员工的社会保障和出路问题亦将制约竞争性国企的退出。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总理狂飙突进式的改革，导致了大批下岗职工的落魄，到现在还存在一些争议。由此，竞争性国企大规模的民营化浪潮，最近几年尚没出现。
未来，竞争性国企的退出问题，可能不会像欧洲和拉美国家一样，一卖了之。
事实上，竞争性国企的退出包含两个含义：其一就是目前全球普遍流行的做法，即出售国有股权，实现彻底的改制，政府从此不再对其经营进行任何干预。这种模式适合一些中小型国企，事实上，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即重点推行这种模式。未来，这种模式仍然可以继续，大批的地方国企仍然需要重新盘点，在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
其二，就是大型国企在竞争性行业的业务性退出。2003年，国企重组之后，一些大型国企业务越来越庞杂。有的企业既属于垄断性行业，又到竞争性行业扩展业务。比如，大批央企进军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国资委已经开始控制央企进入地产行业。事实上，不仅是地产行业，一切非主营企业，都应该退出。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自然资源、军工等领域的企业，都不应该随便扩展业务。已经扩展业务的，也应该逐步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