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1898）之前，清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内忧外患，接连而来，谁也没有办法解决。李鸿章就算有能耐，也只是自称是个裱糊匠，风雨已来，大厦将倾，裱糊一下能有何用？蝇头大的一点小事，都能惹出斗大的乱子来。说一件趣事，如文题所示，可笑亦可哀。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算一位能干的封疆大吏，学习洋务，开矿办学筑路，样样有规模，是全国之首，而且为官不贪，这在清末简直难见。我最近读《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见到这样一件事。不知为什么，朝廷要他进京。据雷颐《历史：何以至此》书中所说，是光绪皇帝要他去主持中枢。因为他为当时新、旧两派所容。张之洞奏报云：“臣远离阙廷已逾十载，依恋之情常萦梦寐。恭奉恩命，获申瞻觐之忱，曷胜欣幸。……臣即于是日（闰三月十七日）交卸，由鄂乘轮起程，赴诣阙廷，跪聆圣训。”张之洞是文章高手，这奏章真是华美无比。那时候从武汉到北京，要先到上海，再乘船北上。张之洞刚到上海，闰三月二十五日，圣旨又到了，说是湖北沙市有“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着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这样张之洞就立刻折回武汉原任。雷颐说，如果张真的到了北京主持政务，那么，一场变法的结局可能会很不一样的。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一件小事拦住了他进京。
什么事呢？真是由小便引起的小事。应当说是两次小便，引起一次大变。张之洞回去查清以后，向“总署”报告，说是：“二十日申刻据道、府回禀，十八晚，沙埠招商局更夫因湘人在局前小便，用扁担打伤，当经委员解劝调治。十九午前，湘人借口寻衅，在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水手出拦不服。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房、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说起来不过是沙市市民无意或故意在中国的或日本的什么机关门前小便这样的事，就是在今天的如沙市一般的城市里，以至省城里，也是常见的事。算得了什么？可是，当日当地，有人打人，被打者不服，闹。于是就引发日本与中国两国之间的纠纷。于是这就闹呀，商谈呀，外交呀，赔偿呀，闹了很久。张之洞是闰三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的，上谕令他即时返任。于是张之洞四月初一日，从上海返回。但张之洞在上海时就已经开始为此事张罗，一方面与日方商定暂勿派船前往沙市支援，又致电武汉地方大员：“安抚之。”四月十三日报告总署：“现报获二十余犯，已正法四犯。”然后是据以前的条约、协议，与日方交涉，什么应赔，什么不应赔，等等。在与日本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说：“千古大局因此微细事顿然罢辍，岂不可惜。此中关键贵领事无不周知，故鄙人五日前电总署即商贵总领事来鄂面商，今尤切盼。”可以看到清末的局面就是如此。这里如此，他处亦如此。所以，要求变法的呼声到处都有，越来声越高。于是，在当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公历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那时，张之洞从上海回到武汉不过半个月。在4月18日，张之洞发给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的电报里说：“目前地方情形如此，自未便遽请北上，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惟听其自然。在外所办虽一枝一节，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张、陈二人，一为总督，一为巡抚，管着湖南湖北两省，互相配合很好。当年中国的工业、交通方面的变革、发展，以这两省最见成效。前面说过，现在不知道当时朝廷为什么要张之洞进京，想来是要他去主持朝廷某种工作，或者是要听一听他的意见。因此后来陈宝箴才有劝他再次进京的话，也才引出他以上的这一番议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像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忠心于朝廷的大员，也觉出“事不可为”了。所以他说，不如在地方上干点实事，干好干坏，点点滴滴，都可由着自己，总比在京城什么都无法干，要好得多。大家都成了裱糊匠，或有严重的“裱糊匠心理”，那还有什么大事业可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