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8月）。我读后，觉得甚好，可以说弥补了当下这种著述的缺失。所谓“点将录”这种形式和写法，明清以来多有之。它是借《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名目，评点某一时期文坛、诗界人物，带一点游戏性质，也借此引起读者兴趣。但是它也可以含有严肃的学术内容。胡文辉先生的这一本，就带有作者的这种苦心。据我的感受，读此书前最好仔细读一遍作者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一再说他没有写现代学术史的打算，但是可以看出他处处是从写现代学术史的要求来做。他说：“我虽从未打算写一部现代学术史的专著，但确也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在文献和见解上都有积累。”文献不必说，“见解”怎么积累呢？我想该是辨明学术上的是非高下、传承渊源、人物关系，以及环境、规范、视野等等吧。比如其中说到季羡林先生，这是刚刚去世的学人，在学术史上必占地位的人。且看他怎样说：“尽管《点将录》在形式上带有娱乐性，我自信它当得起一部学术史。（作者在这里就说出他的真心话了，正如本文文题所标示——本文作者）去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纸上网上，议论杂出，但对于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却言不及义……”就以对季氏的评价而言，怎么样才算得合适？为什么以前所说有“言不及义”之嫌？当然，对一位大学者，可以有多种评价。此著在季羡林条目中是这样说的：“陈寅恪早年欲通过梵汉藏对勘的方法研治佛教，与季氏取径似甚接近，但其旨趣始终偏重历史、宗教，而非语言，加之条件不及，实于梵文入焉而不深，不及季氏远矣。在陈氏为学触类旁通，处处有因缘，固为通人之学；而季氏专精一业，往而不复，则终成专家之学耳。”作者不因陈寅恪为先辈大家，自己又特别尊崇，因而在论及梵语成就时就以虚词遮掩，明确说出他不及他的弟子季羡林。但论及季氏晚年成就时就说：“季氏晚年地位尊隆，发言作文太易，而不知藏拙……鼓吹‘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作者以为，这正是鲁迅当年批评的“老人的胡闹”之一类。这批评是够尖锐，也够直率的了。这里透露出史家的风格。另外，此书虽以单个条目论人，但总是与同时、前后的学人相较，或溯渊源，或评长短，或言影响，俨然学术史也。而且言之有趣。如论唐德刚一节里，以唐氏与史学家黄仁宇较，与小说家高阳较，且与现在仍在岗工作的学者吴思较，以为唐氏终较胜出。这也是学术史的思路吧。
点将录其实就是排行榜，不过不单排出前后次序，而且尽可能与《水浒》英雄的个性、事迹挂钩，增加趣味。单说排行榜的人选就颇有难度。请想，一百年间学术，选一百零八个人代表，那很难。任何人去选，都会引来不同意见。你选胡适、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人，自然没有问题。可是，不选谁，难度就大。你要扩大加长这个名单，但还是不够。你就是扩到二百人、三百人，也不行。而且又会引起“不应入选”的问题。作者在这方面有过仔细的思考。《后记》里说，书里取人，是“学术本位”，即学术史眼光，而不是思想史眼光，故“严复、康有为、陈独秀、鲁迅、梁漱溟、顾准、殷海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未收入。他将来要再写一部思想家人物传记。就是这样“纯学术”，也难。所以，在周策纵条目里说道：“蒋介石幕中陶希圣、徐复观、周策纵皆以学人名世，固远非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所能及。”于是，前三者入选，后三者未入。这常是在按语、注解里附带说明的事。阅读此著，那些地方千万不能略过。另如，在张荫麟一节里说到，吴晗、张荫麟都是当年“清华四才子”中人，“二氏各有专长，张方面更多，气象更大，故梁山点将，舍吴而取张。”这是附带一笔，而评价在其中焉。
我欣赏作者对排名名次的思考，以为此种眼光甚为难得。他把现代学术界有成就的人物，选出一百零八人，与《水浒》上的英雄对应。实际上还要多出旧头领一位，即托塔天王晁盖。那又该选哪一位与他对应？他选中的是章太炎。书里对章太炎的评价也是公正的，说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说出他在学术上的不足。并以他和他的学生黄侃与同时的康有为、梁启超一对，罗振玉、王国维一对相比，这三组人是当时国学界的三大流派。题诗曰：“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这说的是学术成就。章太炎的学术影响力不如罗、王，也不如康、梁，那么为什么把章氏列为这么重要的祖师爷地位？作者说：“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这是小小的狡猾，小小的趣味吧。书里把胡适列为“正榜头领”第一名，与“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对应。这也公道，且合事实。且看书里说到的百余学人，受胡适影响，受胡适提携、帮助的，比比皆是。排在胡适以后的是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这也不会有多少反对者。这是天罡星一辈的三十六人。那么地煞星一辈的七十二人，谁做排头呢？此著中就将余英时排为地字辈的第一人，对应于神机军师朱武，我想这也是有眼光且有新意的。此书作者说余英时，“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余英时较为晚出，生于1930年，属晚辈，本书指名道姓与大陆某些学者相较，以为余英时更胜。再说一遍，这样的问题是耶否耶，一定会有许多不同意见。但明确提出看法，亦是难得，并且是学术史上不可避开的问题。
既说学术史，就要讲透一个时代的学术师承和学术渊源。作者虽然一个人一个人地写，但总是注重这一点，在两千字的条目里说明。在罗尔纲条目里说到罗在胡适家做过家教，“乃开始研讨太平天国史迹。是则罗氏得自胡氏者，又不仅方法而已”。由此说开去，就写出：“胡适治学不专一门，特重方法的启发，其门下……罗氏而外，如顾颉刚、傅斯年之于古史，邓广铭之于宋史，吴晗之于明史，陆侃如之于诗史，俞平伯、周汝昌之于红学，皆称雄一方。”此外，我以为有趣的还有唐长孺条目里记唐氏“归宗”陈寅恪门下。其中引唐长孺1988年诗句说：“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唐氏自认归于陈氏学门。我读此书，觉得史学界里如此归宗陈门的学者很多，我曾读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看他以诗解史、深入一字一词的功夫，大类于陈寅恪。比如，说方以智之子记方以智“舟次惶恐滩，疾卒”，其中之“疾”是“突然”之意，而非“病”。余氏文中曾说：“盖密之自沉殉节事，方氏兄弟既不欲彰其迹，又不忍没其实，是以必微婉其诗，隐约其说，故留隙缝以待后人之发其微……”读到这种地方令读者拍案叫绝，大呼又见陈寅恪方法的应用。余先生本已屡屡言及他对陈寅恪方法的敬重。余英时说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论及陈氏《论再生缘》时，他已说自己是探其心迹的“始作俑者”了，可见他向往陈氏之学，其来已久。后来余英时又有文云：“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上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这都可以见出余英时从钱穆先生学史出身，而其方法多靠近陈寅恪。陈寅恪在这部书里成为一根线，牵连众多学者。比如，此书记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史学家杨联升，说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这涉及学派、学风问题，可以提示学者做进一步研究。最有趣的是谈到周法高的治学。周法高（1915—1994）主攻古代语法和音韵。他远在美国，研究的是钱谦益、柳如是，外加吴梅村。其实周法高并未曾师从陈寅恪，也无接触。所受影响，全来自学术本身。“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可谓夫子步亦步，趋亦趋矣。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这位周法高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是，不幸的事，是他害的病也与他所宗尚的陈寅恪相似，或者说，简直相同。其文云：“又，周氏四十多岁后视网膜脱落，视力受损，时常摔倒，最严重时，骨折七处。则其人之身，不亦近乎‘失明膑足’的寒柳翁欤？”前述的余英时、杨联升、周法高，都居于大陆以外，但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受陈寅恪学术上的影响。其中，杨联升听过他的课，有过接触，另外两位则全是从著作上了解。而在我们大陆上，这样的学者，包括陈氏的学生，这么做的，或做到这一步的，相对而言，就较少。当然许多现代学者治学，各有师门。在裘锡圭条目中也说到：裘氏自言“在考释古文字的法上，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最深。在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方法上，受张政烺先生的影响最深。”但他是胡厚宣先生的门下弟子。此著在这些地方，令读者感到是趣味极浓的学术史。
在各个学者的条目里，作者都能把握住他们的卓越成就，可以说努力彰显他们的业绩。但是对其缺失之处，也并不隐瞒。何炳棣久居海外，这些年来他在大陆广有声誉。在他的条目里，作者就指出何氏在1971年回国访问时，写文歌颂“文革”，说它“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还有更加理论化的歌颂。作者明确指出：“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在国内生活的学者，追随时风，说些应时的话，长者如郭沫若、陈垣，就不能免，在此也不细述。另外，王国维是大家。王氏固然在戏曲研究上有贡献，但相比之下吴梅的成就更高，更精，更深。这些，胡文辉在书中都毫不含糊地指出。身居海外的刘子健，研究宋史。在国内说起来人们只知道宋史大家邓广铭，他出于胡适之门，顾颉刚、陈寅恪、周一良都有尊之为宋史“第一人”的评价。此书作者指出，其实50年代以后，邓氏“不免英雄迟暮”，而刘子健见解新，材料新，实是“新宋学”的代表。那么，其“新”又在何处？此处不便多引。我看到王重民条目中写到王与胡适的交往达二十年，来往信件极多。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王重民竟然没有发表文章批胡。这又使人感动。但王氏最后还是学了王国维，自缢于颐和园。其时已在1975年，作者说他是“北大最后一位自杀者，东方将白而不自知，惜哉，惜哉。”
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环境的，书里也多有陈述。在裘锡圭条目的开始，那一段就很中肯：“大陆自国共鼎革后三十年，风刀霜剑逼人而来，学术深受意识形态宰制。相对而言，学科愈热门、愈实用，则人才愈摧残殆尽；学科愈冷门，愈无用，则学术愈能维持一脉。大抵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广义的历史科学保存元气较多……”这是极其冷静而现实的分析。又如在法学史大家瞿同祖条目里，说道：“因为与妻儿长期天各一方，瞿氏乃于1965年返国，时年五十五岁，仍当壮岁。可惜此时山雨欲来……”当日来访的余英时询问其治学情形，他表示“没有机会看一页书”。就在此一条目里，还记述了身在美国和身在中国的、有同样成就的学者们的不同命运，亦令人感慨。
总之，一个个的传记条目，展示出百年来的学术风景，而且那么生动，那么简洁，可称佳作。关心此道的读者，都可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