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犀利，笔下有刀光剑影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曾写过激烈抨击台湾现实的作品，可以说像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她眼光开阔敏锐，又曾在欧美周游，见过大世面。她的文章在台湾和大陆都有影响，在当年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文章都收入《野火集》和《这个动荡的世界》。似乎在80年代中期以后，她眼光离开社会政治问题，转过笔锋，写出一系列亲情作品，真正是儿女情长，也都感人至深。她出版了《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和《目送》。我都读了。窃以为读这样的书，真是一种享受。
我没有评论这些书的意思。这种文章很难做。我只想提出一个小小的生活方面，也算是趣事，那就是，在德国人那里，也有我们说的“代沟”。它很深，也常使为人母者难堪。我是从龙应台与她的两个儿子的交往中看到的。这要先介绍一下龙应台的家庭。她祖籍在大陆，生长于台湾；留学美国，获英美文学博士。与一位德国人结婚，生二子，先后在台湾、香港地区和德国、瑞士执教、写作，居住。她对孩子的热爱也正如所有的母亲，是那样热烈而真诚，体贴而温柔，只是别的母亲没有能力把这种感情表达得那样使人心动。她能，她从儿子学话时写起。她还能写出，当儿子大了，他们拒绝妈妈的爱抚，他们也仍然爱妈妈，只不过是：有了“代沟”。她所写的代沟，我在中国也见到过，也感受过，也难受过。所以读到这些，我想记下些片断，请读者也注意及此，不要为这种“代沟”太难过。岁月就是这样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就是这样的，尤其在当前这个变化太快也太大的世界里。
《目送》开头，写送别儿子。大儿子华安十六岁，由德国到美国去学习。妈妈送行。拥抱一下不是欧洲人的常规吗？她写道：“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进入机场了，“我一直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只是男孩子受不了那种“婆婆妈妈”吧。后来，“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是他们母子合写的通信集，当然，从中可以看到彼此的亲情很浓。书的开头有这样的话：“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而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比如晚餐时，安德烈“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这是常见到的场景，父母同他说话，而他与朋友在手机上用短信聊天。如果是同他通电话呢？一在德国，一在香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传达的信息只是如此。这真是令人伤心。但作者对待这一切，有理性的解释和爱心的维护。她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作者在另外的地方还说：“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可以以此来解释来缓解被“代沟”割痛的那颗心吗？
当然，龙应台与两个儿子间的“代沟”，还要加上中、德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儿子们是德国人，而龙应台有割舍不断的中华文化血脉，那是浓浓的，化解不开的。她写到她到英国去看望小儿子华飞。“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在另一处，她指一只美丽的鸟给他看。他却转过身，走过五米之遥，才向妈妈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五岁的小孩！”其实，要说“世面”“文化”，那两个儿子加起来，也未必能抵一个龙应台呢。不过这句话，作者龙应台一定不爱听，否则她也就写不出那么好的文章了。是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