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是一片五十年代的建筑。几十排平房，灰墙红瓦，人字行屋顶。年代久了，原本的红瓦已被岁月剥蚀，变得黑不黑，红不红，很难分清它究竟是什么颜色。家家户户的房顶都东一块西一块铺着油毡，油毡上面凌乱地压着砖头，就像一块块补丁，透着浮躁和无奈。
这儿就是当年我和哥嫂居住的地方。当时嫂子为了能领到冬季的取暖费，放弃了楼房调换到这里。想不到多少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不同的是，我住的是爱梅家，真是物是人非。
岁月沧桑。离开大学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离校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看过电影《南征北战》的人，都不会忘记国民党军队失败后大逃窜的场面。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我们毕业离校时的情形，真有点那个味道。一拿到派遣证，数千人一起拥出校门，涌向火车站、汽车站。一夜之间，学校就成了一座空城。整个校园，学生宿舍楼，一片狼藉。烂纸、破鞋、破袜子、破脸盆随处可见。女生宿舍更惨，沾有血迹的月经纸月经带破裤衩也都一改往日少女们的羞涩，堂而皇之地到处展现，不堪入目。人们甚至来不及相互告别，顾不上道一声保重，也没有留下各自要去的单位地址，就匆匆上路了，好像校园里埋有定时炸弹即刻就要爆炸似的，争先恐后地逃离。应该给人以美好回忆的大学生活，留给那几届同学的是太多的悲伤和无穷的遗憾。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让人黯然神伤，感慨万千。
肖慧敏是提前离校的。当时，省公检法急需一批人去整理“文革”中遭劫洗的档案材料，所以毕业分配方案还没公布，她就从系里悄悄消失了。对她的消失，我心静如水，而且我很熟悉她的消失。那年高中一毕业，她就不见了，搞“四清”时春节放假，她也提前不见了踪影。当然，这次消失与前两次是不会相同的，前两次消失后不久突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给我以惊喜。而这次消失，怕是永远消失了，不会再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对她而言，提前离校，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既留在了省城，又避免了在方案公布后招致同学们的不满。同学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一走便了之了。她的所有手续，自然由常队长办理。
我比其他同学晚走了一天。在我拿到派遣证的那天，就接到了爱梅要来接我的电报。
爱梅接到我的信后，兴奋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她就和李婶上街买东西，将床上铺的盖的全部换成了新的。尽管这样，她心里仍然忐忑不安，怀疑这是一场梦。她将我的信看了又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掰着读，确信无疑后，便捂脸独自哭上一阵，心中鼓荡着幸福的暖流。最后还是决定来一趟省城，将我接回去。
那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掩映在树木之中的学生宿舍楼一片漆黑，整个校园黑黢黢的，凄凉而肃杀。爱梅依偎着我，在我熟悉的林间幽径上漫步。不知不觉，走到图书楼和主楼之间的花园，这是我和肖慧敏分手的地方。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复杂和沉重。我赶紧搂着爱梅离开了，走到了大操场。这儿显得空旷而开阔，我的心情随之也好起来。我俩没有睡意，就这样在校园里走着，说着，想着。
天一亮，我俩离开了学校，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我们这一批学生一走，整个校园就空了，直到几年以后才开始从工厂农村军营中招生，俗称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入学是不用考试的，是由各个单位推荐的，这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到临阳后，工作安排得很顺利。那时候，大学生们抢着到工厂矿山去，好让自己尽快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没人愿意到教育部门，重新去当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我也不例外。爱梅的一个什么亲戚在石油公司政工组管人事，我便很顺利地分配到临阳石油公司。
回到临阳的当晚，爱梅和她母亲睡，我睡在爱梅的卧室。卧室已经布置成了新房，墙上贴着大红喜字，粉红色的窗帘，两床大红被子，两个大红枕头，靠墙两只新买的枣红色的木箱。箱盖成了爱梅的梳妆台，两面胖脸圆镜子，上面贴着两个小“喜”字，贴墙摆着一溜雪花膏瓶之类的女人用的东西。整个屋子火红一片，喜气洋洋。
我舒展地躺在床上，嗅着新被褥散发出的特有的清香味，心里舒坦极了。一出校门，便有了这么一个宁静温馨的港湾，我感到幸运和幸福。后来才知道，我的许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非常失落，迟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大。工作满意不满意还在其次，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安不了个家。有的即使结了婚，也迟迟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有的长年住在办公室，有的住单身宿舍，始终过不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听说有这么一对，结婚证拿到手一年之久，在九百六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找不到他俩睡觉的地方。夏天的黄昏，俩人憋不住了，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铺了件雨衣就干起了那事。巡警走到眼前：“嗯，怎么在这干这种事？”
两人提上裤子回道：“这个地方是欠妥，警察叔叔帮助找个合适的地方吧！”
警察四十多岁的年纪，也是个过来人，问清情况，晃了晃头，叹道：“走吧，往后注意点儿……”和他们比起来，我知足了。爱梅，这个貌不出众，极为平常的女人，为我筑好了一个温暖的巢，让我这只历遭风雨侵袭的孤鸟，飞进去就行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想到肖慧敏。
第二天，我就和爱梅去领结婚证。这本来是爱梅安排的，然而在出门前，她却怔怔地站着不动。在我催了她以后，她竟然激动起来，脸也通红，说话也语无伦次，拿起这个又放下那个，不知所措。她发现我奇怪地看着她，显得更窘了。她背过身去洗脸，手巾长久地捂在脸上，出了门，我问她：“怎么啦？”她用小拳头在我腰眼上捅了一下，说：“我老觉得这不是真的。”我嘴里嘲笑地“哼”了一声，故意说：“那我还回我学校去，免得你老怀疑。”她又捅了我一下，随即拉起我的手，把头一歪，朝着我甜甜地笑了。
到了结婚登记处，我却变得窘迫和不自然了。我太不习惯办事人员的目光在我和爱梅的脸上扫射似的来回审视着，好像我俩是对野鸳鸯。爱梅反倒十分的大方和坦然，抢着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临出门还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出了大门，她便挽起了我的胳膊，像个小孩似的连蹦带跳，直惹得马路对面那几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着我俩直喊叫：“流氓——”说着，雨点儿般的石头子儿也向我们投来。难怪，在当时，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青年男女手挽手实为少见。爱梅高兴得有点得意忘形了，忘了社会的忌讳。不等我挣脱，她便松开我的胳膊，冲着马路对面喊道：“谁是流氓！——他是我丈夫！”话语里带着自豪。我忙拉住她急走了几步，埋怨道：“跟他们较什么真呢。”
领了结婚证，就算是合法夫妻了。吃完晚饭，我早早地进了新房，等待爱梅的到来。一想到新婚之夜的甜蜜和幸福，我像着了魔似的，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分钟比一年还长。可是，左等右等不见她进来。她好像出门去了，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她是去通知几个好姐妹，让她们明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她回来得很晚，听见她与李婶叽叽咕咕不知在说什么。过了好久，外面房间的灯关了，她仍然没有进来。我有点生气，忍不住喊了她两声。一阵沉默后，传来李婶的声音：“爱梅睡了。——明天办了婚礼才算结婚。”爱梅“哧哧”地笑着。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扫兴地拉过被子蒙住脑袋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窸窸窣窣的响动弄醒了。原来是爱梅，她不知什么时候钻到了我的被窝里来了。她用手捂住我的嘴，贴着我的耳朵低低地说：“别说话。我妈睡了，我偷偷过来的。她是老脑筋，认婚礼，不认结婚证。她说，照老规矩，婚礼前一个晚上，男女连面也不许见的。——忍一忍吧……”她“哧哧”地笑了几声，在我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摸索着下床，又回到外屋去了。听那脚步声，她连鞋也没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