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常常在人们早已不想，而且不愿意想的时候，出乎意料地打开一个新天地。在我已经习惯了眼下平静无奈的生活的时候，公司党委却提名我为公司经理的候选人，交由群众评议。这时，才朦朦胧胧地感到，国家已经在发生着变化，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也在变化。不过，这样一来，原有的平静打乱了，各种新的烦恼接踵而来。
首先，是与一直担任公司副经理的罗聿川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
罗经理长得很帅，身材匀称，略为扁长的脸庞端正俊秀，深受女同志们的喜爱。据说一对夫妇吵架，工会派人去调解，女方脱口就说，男方如果长得像罗经理那样也就不离了，偏偏长得像猪八戒他二姨似的，脾气还不小，不离等啥！罗经理举止文雅，说话不慌不忙，颇有绅士风度。遇到什么事情，从不忙于表态。发表出来的意见，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哪一方都能接受。
我对他的印象很一般。我感觉到，在他绅士风度的外表下，有一种阴阴的东西。我逐步发现，他表态少，不是因为深思熟虑，做事慎重，而是因为缺乏谋略，缺乏见解。
他和我同岁，同年报考大学。不幸的是他仅差几分而未能圆大学梦。重新复习，准备第二年再考。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年发生内乱，彻底击碎了他上大学的梦想。那时的本科大学一般都是五年制。内乱开始时，正好有五届学生在校，称作“老五届”，内乱时的高中生，被称作“老三届”，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专有名词。就像电影的定格一样，我永远定在“老五届”上，而罗聿川被定在了“老三届”上。从此，我俩的生活道路便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罗聿川和千百万知青一样，上山下乡，经受了数不清的磨难，然后回城，顶替父亲进了石油公司，两年前破格提拔为副经理。而我好像幸运多了，头上有顶大学毕业的帽子，离开校门，一脚就跨入了干部行列，尽管几年没上课，可在毕业时，能分配工作，终身享受干部待遇，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落了个“臭老九”的名声。
生活就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每一个命运这么不公平地分配给人。最想不通的当然是罗聿川。可是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情并不比他轻松多少。在我看来，我们这批“老五届”并不比“老三届”幸运多少。我们所经历的那段岁月，所遭受的辛酸和苦涩，别人知道多少呢？这些年出了一批知青作家，知青们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认可。我心中一直有个念头，有朝一日，写一部反映“老五届”们生活的小说，倾诉一下他们的心声和呐喊。
两年来，我和罗聿川的关系还算可以。虽然他是领导，但对我一直比较客气和宽容。比如我要找他批个什么东西办个什么事，他从来都是不假思索就办了，别人去就不行，屁大点事不问你个底朝天，他是不会轻易签字的。这中间的原因，我能感觉出来，但说不明白。
这些天情况变了。每每遇见罗聿川，他的目光总是怨怨的，态度也冷漠了许多，好像他的不能上大学，罪过在我似的。原公司经理一年前就病休在家，工作一直由罗聿川主持。他一直想由副职变为正职。他的优势很多。他是本地人。公司里有一批当地干部，当年筹建油库时，征用了当地村民们的大批土地，作为补偿，一些村民招工正式进了公司，其中不少人由工代干陆续转成了正式干部，这其中又有一些人被罗聿川提拔当了科长副科长。有恩不报非君子，这批干部一般都支持罗聿川。市里分管工业的一位副市长也是当地人，据说他提拔为副经理与这位副市长有关。一般人认为，罗聿川的扶正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的事。
不过，罗聿川也有点生不逢时。就在这节骨眼上，国家强调要重视和启用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臭老九”开始变味了。罗聿川恰恰缺少一张大学文凭。
对他更为不利的是石油公司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临阳石油公司原本是中央部属的大型油库，“文革”期间划归了地方。现在又重归中央部属，业务实行垂直领导，人事由地方和省石油公司双重管理。经理人选地方上可以提名，但必须经省公司同意。所以，这一段时间，罗聿川隔三岔五地往省城跑，估计是活动关系去了。还有一点，是干部任用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实行单位提名群众评议，上级任命。眼下虽是试点阶段，石油公司恰恰是试点单位。对罗聿川来说，又面临着群众评议的巨大考验。
去年公司竣工了两栋宿舍楼，在分配过程中不透明，也不公开。凡是与他关系好的人，无论条件如何，都得到了照顾。而有些老少三代同住一室急需解决住房的老职工却没有分到房子，群众都有意见。分配到住房的人兴高采烈搬进新房后，房屋质量有问题，不是厕所漏水，就是厨房渗水，要么是墙壁裂缝，地基塌陷，维修了几次也无济于事。住上房子的人也是一肚子的意见，都说罗聿川拿了包工头的回扣，使得他威信大减。
就我而言，除了有大学文凭外，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这张文凭，拿罗聿川的话来讲，含金量不高。人事关系上，我更是一窍不通。群众关系方面，可能有点优势，对我有意见的人不敢说没有，但肯定不多。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并没有提出要竞选经理，公司党委怎么就提名我呢？有人说是民意测验测出来的，还有人说是省石油公司建议的。对第一种说法我有点相信，后一种说法，绝对不信。省公司怎么知道我这个无名小卒呢？好在我并没想着当什么经理，心态比较平和，照样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不像罗聿川那样，惶惶然不可终日。
按照当时很通行的做法，搞了一次公开答辩会。人很多，把小礼堂挤得满满的。在临阳市这是新生事物，市委很重视，专门派来一个考察组。省公司也来了几个人。这可忙坏了罗聿川。办公楼小会议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会议桌换了洁白的新台布，沙发上的毛巾也换成了新的，茶几上摆满了各色水果。他还让食堂搞了几桌上规格的筵席，炊事员们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结果是市里通知，不来吃饭，下午两点直接参加答辩会。
考察组的人坐在前排，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一个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一看就知道是位老干部，头发已经稀疏，整齐地往后梳着，露着白里透红的头皮。脸色发白，是一种病态的白。清瘦的脸上浮着慈祥的笑容。他精神很好，穿着十分利落。走起路来腿脚有点滞重，旁边的人不时去扶他一把，都被他拒绝了。可以看出来，随同的人对他十分尊重。事后才知道，他是省里来的，是省里一位颇有分量的老同志，已退居二线。我发现他特别注意我，目光常常落在我的脸上。
首先由罗聿川发表竞选演说。他照着讲稿足足念了一个多小时。正是晚秋季节，天气不算热。或许是过于紧张，他不停地擦汗。当念完稿子后，他的手绢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了。
我的发言十分简单，一共用了不到二十分钟。我预感自己很可能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陪衬，走走过场而已，所以没花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再说了，在公司十年有余了，公司的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打开新局面，我心知肚明，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用不着长篇大论。广大群众现在想什么，我也清楚得很。说群众想说的，做群众想做的，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得到群众的拥护，工作就好开展。这也用不着长篇大论。
归纳起来，我着重做了三点承诺：一是提高公司的储油能力，尽快使现有设备达到设计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挖潜改造，再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储存能力；二是转变工作作风，任人唯贤，反对结帮拉派；三是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力争在两到三年内，让全体职工都住上新房。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受此感染，我变得亢奋起来。
接着由群众提问。问题大多是冲着罗聿川来的。不外乎是宿舍楼的质量及分配不公的问题，油库储存能力问题，恰恰是我发言中涉及的问题。答辩会实际成了给罗聿川提意见的会。我坐在一旁，大有看热闹的嫌疑。
基建科的李科长站起来发问了。我心里略微一紧。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李科长是罗聿川的左臂右膀，宿舍楼的质量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他四十多岁，寸头，黝黑的脸上深深的皱纹透显着岁月的无情。胡子几天没刮，杂乱而硬挺。灰色的中山装，衬衣领子在他的脖颈上匝了一个白圈。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露出他硕大的喉结。他的发言，一定是冲我的。他大概是想扭转一下气氛，给罗聿川解解围。
果然是冲我的，他主要是要我解释一下，“文革”中大学都停课了，我虽然有大学文凭，实际水平还是高中的，这样的文凭有多少含金量。
午后的秋阳斜斜地从窗外照进来。礼堂的一部分笼罩着一片金光。窗外，办公楼前通往库区的道路正在翻修，压道机的声音不绝于耳。机器过处，平整的路面便展现出来。看到这情景，一股冲动在胸中鼓荡。我忽然诗兴大发，站起来款款说道：“文凭的含金量并不完全体现在纸上，最终要体现在实际的工作中。大家看到了吗？”我指了指窗外，大家的目光随即转向窗外，“那一堆堆石子。同样是石子，和沥青搅起来铺到路面下，就成了路基石。而横堆在路面上的，那是绊脚石。在过去的年代里，有一种外力将我这样的一批大学生横在路面上。现在，却有一种外力在召唤我们做改革开放的路基石。我不想失去这样的机会，愿意为本公司美好的明天铺路。”
先是静默，然后是长时间的掌声。
那位省里来的老者朝我微微点点头，脸上有一丝赞许的神情。
这次答辩会后，市委考察组的人员又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然后就没了音讯。罗聿川继续主持工作，不断往省里跑。
一切又平静下来了，好像石油公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也觉得没戏了。这中间，时不时传来小道消息，说市里坚持让罗聿川任经理，但省公司有保留，僵持不下。又有消息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省公司妥协了，罗聿川即将扶正。
这些天，罗聿川脸上又有了光彩，绅士风度重新回到他的身上。见了我又热情打招呼，握手。我想那些消息看来是真的了。我在答辩会上燃烧起来的那般激情，也慢慢冷却下来。
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党委副书记突然打电话，让我去小会议室开会。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有两个我认识，是市委考察组的成员。副书记指着一张空沙发让我坐下。在我对面坐着一位五十开外的领导模样的人。经介绍，他是市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他朝我点了点头，算是礼貌，然后向我宣布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任命：经临阳石油公司党委推荐，并经省石油公司党委同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我为临阳石油公司经理兼党委副书记。罗聿川不再担任副经理，而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
据说，这是市委和省公司相互妥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