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问题小说”
赵树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从未回避描写问题，他也希望青年作者抱这种态度，在1957年的自由气氛中，他能够称赞郭维对他的小说真诚的改编（同时附加了一个安全条款，大意是他没有很详细地去研究电影剧本）。他对剧本的主要保留意见是在风格上，他恐怕朴实的农民不可能明白欧化的微妙的情节技巧。尽管他不同意农民只会欣赏关于农民的电影这种观点，但他觉得像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那样的片子会使农民感到困惑。假如由他来改编，他将保留情节的条理性和他原作中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形象。至于政治内容，赵树理认为农民自有经验：
有的为了写“三大节约”就编了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头，农民就猜着它的结尾了，所以看起来就没劲。这些作品很容易看出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宣传某种思想而写的，或者有人就把它叫做“教育片”。
他告诉《中国电影》的记者，广义地说，所有艺术作品都有教育意义，都能够渐渐地陶冶人的性情并改变人们的态度，但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当然，也不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往往是很多作品加起来的。”
赵树理自己的作品总是具有教诲意义的。说实在的赵树理的声誉的提高，主要是因为他能用小说形式来阐释党的现行政策，而农民们又十分喜欢他的小说。40年代在做党的工作时，他经常用写故事来说明一个特殊的问题：
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
在他创作的其他小说中也有同样的主题。在1946年他的幽默的但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李有才板话》被誉为典范的作品，特别强调它的教育作用。同时倡导者希望说明他们完全可能把宣传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周扬对赵树理具有这种能力印象极深：“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没有只写胜利，不写困难，只写光明的一面，不写阴暗的一面……”赵树理没有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去适应通常的公式。他没有让保守的老农民在一晚上就转变。周扬继续解释为什么准许赵树理描写生活的黑暗面，而这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受禁忌的。因为他显示了光明的新社会正从旧社会中崭露头角，而“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战争胜利以后，特定宣传的作品便不太必要了，作家便转而力求创作不那么短命的文学作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破除那些不带风险的经反复试验证明了的陈规陋俗。在1950年，赵树理成为一个文化行政官员时，他坚持认为对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党的直接干预应限于最低程度。他回想在1944年他在一个报纸当编辑时（那时特定的宣传还是必要的），他劝告那些号召为群众写作的人们，要避免给予政治指导：“发动的时候，应以收集成品为主，勿下令订货。”要不然稿件将是“生硬的故事，其中硬加了些政治口号”或“只拿些不关痛痒的滥套子来搪塞”。结果甚至不识字的农民也会很快对“小放牛”那样简单的玩意儿厌烦了。赵树理认为文学主流不应再被限制于诸如分田地、妻子送丈夫参军（赵以前经常写这样的主题）以及战斗英雄这类故事。他极力强调编辑人员要以具有独创性的内容作为标准来选择发表的稿件。
赵树理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因而在1950年不得不写了一个（几乎没有懊悔）自我检查，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年月里被人们客客气气地遗忘了。赵树理在曲艺杂志《说说唱唱》当编辑时，编发了一篇小说叫《金锁》，作品同等地嘲笑了主要人物，一个贫苦农民和压迫他的地主。不仅不知名的作者（孟淑池）犯了阶级分析的错误，他也添加了一些色情的描写。赵树理为自己辩护，认为明显地超出公式的作品是罕见的：
说“有些写农村的人……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一照”也是错的。指导我作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当时收到的稿件中，《……翻身记》就有好几篇，可惜都好像新闻……
赵树理三年以后创作了《三里湾》，试图摆脱陈腐的情节，同时又不超出政治所允许的界限。与他战争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坏地主和通俗的闹剧式的故事不同，赵树理提出了一些不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它们需要长期的逐步的说服工作才能解决。《三里湾》里没有坏人，范登高和保守农民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压力被改造了。阶级斗争是没有的，赵树理感到有必要三番五次地辩护这一点。“挂着先进的假招牌，暗自和资本主义势力联合起来的人，直到露出马脚掩盖不住的时候，才放弃那种勾搭。范登高属于这一类……”不论属于哪一类，在这种斗争中，都起着变化，而且除了该杀的反动分子（本书没有说这类人）之外，都是或快或慢向着好处变的……他断定，所有制变革后，进步的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
在《三里湾》中，保守的农民通过教育也将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但要先去嘲弄他们的旧习俗并使读者感到开心。赵树理擅长在小说中刻画那些顽固的老农民使其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在《三里湾》中这是不无风险的。但是评论家们注重于赞称小说中的“新人物”，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要比在赵树理早期创作中更高一级。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对书中所有的政治力量的描写正好与政治理论相一致。根据历史学的观点，一个资本主义者会发现封建残余是它的天然盟友，所以范登高与保守的马家过从甚密并分享利益。在小说里，通过社会主义的幸福的王家和封建的昏暗的马家两个主要家庭之间的对照，显示出了赵树理把政治理想和平凡实际敏捷地相结合的艺术。许多评论家对此感到满意。结论是：赵树理仍然遵循党的正确的分析方法，同时又避免了雷同化的普遍弊病。
在1956年3月作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三里湾》受到周扬的称赞。周扬提倡要有更多的作品来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避免雷同化确实是个难题，但必须克服。他首先选择《三里湾》加以讨论，周扬认为：赵树理成功地描写了农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在同一次会议上，康濯作为在小说方面一个党的主要的发言人，也拿《三里湾》来评论：“《三里湾》无疑是近年来描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一部优秀长篇。”
同年，赵树理利用党的“八大”带来的自由气氛，对允许简单的宣传品去假装冒充文学作品这种做法发动抨击。他提出随着群众经济生活的改善，群众需要较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把“普及”和“通俗”的意义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强调甚至不识字的农民也是老于世故的，既有相当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自由的气氛使赵树理能够超越自己长期把握的偏爱领域，因而具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文学视野。
1956年的气氛对赵树理是有利的：在一次戏剧讨论会上，周扬明显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讲话被透露），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过时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人民文化的需要，与革命战争时期有所不同。”在战争期间，要集中全力搞宣传鼓动的戏剧。现在我们处于和平建设时代，群众花钱买票，他们要的是娱乐。这一点周扬与“右派”十分接近，他们在1956年也是要求少搞宣传多搞娱乐，用票房价值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作家总是必须按照政治气候调整他们的观点，但是赵树理似乎在整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坚持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始终如一的观点，而他在文学界的职位也从未动摇。
赵树理意识到偶然需要特定的宣传小说。按照党的需要，在1957年他为了配合公布的《婚姻法》写了短篇小说《登记》。然而，在他对青年作者的讲演中和在他的文章和创作中，他总是强调一个作家获取亲身的经验是必需的问题。对赵树理来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但党的直接干涉总会抑制创造性的写作，创作应当从个人的灵感出发。因而在1967年春季的气氛中，他才自觉地主张一个多元的文学观点，并公开称赞郭维的有伤风化的电影剧本，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剧本保留明显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
赵树理在1957年初期利用“百花齐放”的口号提倡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观点，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又避免了政治谴责。但他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人。
李准，一个可靠的写农村题材的年轻作家。在他的短篇小说《灰色的帆篷》中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党员干部的两面派，一个小县城文化馆馆长。他从他的副手和一名老演员处得知了一个他早就明白的事实：农民厌恶那些没有灵魂的宣传节目，而且卖不出票去。每次剧团到一个村庄演出，他们都受嘱去请教当地的党支部书记，然后写一个剧本来反映本村某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馆长发誓一旦他向省级领导反映以后，就会改变这种情况。然而，当他到达省城时，他被告诫只能报喜不能报忧，他只好撒谎说，农民爱看《投资办好社》这一类节目，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只是当他在回家的路上到达码头上时，才感到脸红惭愧。李准没有遵循通常的惯例把对官僚主义的嘲讽限制在一个隔绝的小地区。省级领导渴望这样讨人喜欢的“证据”，以便再去取悦他的上级：在这个小说中官僚主义是一个普遍的流行病。
另一个农村作家，30年代的老兵沙汀，在《摸鱼》中，坦率地描写了农村青年因机械化步伐太缓慢而感到幻灭，渴望到城市去的倾向。尽管合作社主任再三规劝，年轻人们还是离开了农村。小说中没有轻易地解答，也没有正面人物，所有一切都是灰色的。合作社主任不能理解年轻人的不满，同时年轻人也不能够理解从城里来的人怎么能买得起他们靠自己的手在冰冷的水里摸的鱼，而这鱼仅仅是去喂他的猫。
康濯在他的长篇小说《水滴石穿》中也提出了难以处理的农村问题。像赵树理、李准和沙汀一样，他在“反右”运动中，虽然从《文艺报》编辑部被解除了职务，但没有受到政治批判。在《水滴石穿》中卓越的贡献是塑造了一个腐化的农村的村长——张山阳他不仅随心所欲地侵吞了村里的财产，而且企图去强奸本地的一个女人。当党支部书记对于推迟处理不道德的张山阳发牢骚时，有人告诫他不要搅起麻烦，张山阳最终被调到别处一个更高的职位！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盛行，党和农民之间有一条鸿沟。当时一位党的老干部为主人公鸣不平：“何况就在党里边，有的工夫，原则也不跟泉水一样流的那么通畅哇！”评论者范国华断定，整个小说暴露了社会主义生活中的缺点。
所有这四个作家不顾1957年至1958年的整风运动，继续描写同类的心绪。“反右”以后，赵树理的第一篇小说是在1958年7月大跃进高潮时期发表的，《人民文学》在发表《“锻炼锻炼”》时附加的编者的话中说，从这个短篇小说开始，它将从其他刊物上选载一系列的优秀作品，用来显示在批判了秦兆阳和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观点之后，党所需要的小说该是什么样子。1959年4月的《文艺报》在“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标题下，开展了一场关于小说的政治重要性的讨论。在结论文章里给这篇小说以称赞。
小说发表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怎么才能说服“争先社”中的保守妇女去摘“三遍花”。赵树理通过党的两个领导人，提出了两种办法：一个是有经验的合作社主任（一个从《三里湾》中再生的范登高）倾向于注重实效的解决办法，他们必须提高工分并温和地对待这些懒惰的妇女。另一个是年轻的领导人（一个鲁莽的满喜式的人物）举行了一次斗争会，迫使这些保守妇女变化。在小说进展过程当中，他用轻蔑的态度对待大多数农民。因此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或两者都部分的对，没有完全肯定的人物。文学界把它看做是一张试纸：如果像赵树理一样很有名望的作家能够创作这样意义模糊的作品，那么，其他任何作家也能这样去做。
由于《文艺报》的赦免，赵树理继续去揭露农村问题而不提供明确的答案，对此读者已经习惯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因愚钝白白浪费时间几乎丧失了收成，同时游手好闲的人未受惩罚，而老式的农民拒绝改变他们自私的生活方式。在农村里，年轻人厌恶劳动，在城里他们宁愿打纸牌不愿意帮助做家务事。在小说《互作鉴定》中。我们看到了农村青年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就是赵树理选集《下乡集》的主题。《卖烟叶》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一个老队长被哄骗了，一个有野心的奸猾的口齿伶俐的青年弄得一位共青团员不知所措。他成功地哄骗了他碰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小聪明导致他在结尾处被抓起来了。但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只是因为他（不相干的）和罪犯的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