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凶犯》创作论
崔莹玺
一
《凶犯》是张平的一个转折。
张平在《法撼汾西》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法撼汾西》一登出来，便产生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反应，几家报纸杂志予以选登，《人民日报》也有了争鸣。我本人倒没啥，苦了的却是刘郁瑞，他桌子上每天都有读者来信，有的非要来他们县工作不可，有的要给他当秘书，有的要给他做义务顾问，有的要来他们这儿办企业、办工厂，甚而有的人在信中称自己有一身武功，要来为他当保镖！《法制文学选刊》选载了《法撼汾西》的第一章后，一个农民借钱买下临汾市所有邮亭的该刊物，然后交给地委书记，请求地委书记给每个县的领导干部分发一册！我不禁惶惶然，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兴奋和激动！
如果说，这种反应是非文学性的，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属于文学性反应的因素究竟该有哪些？
从我第一眼接触《凶犯》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到认真地读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字，我就在它和《法撼汾西》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它们虽然一个是纪实的、一个是虚构的，却不约而同地都继承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所不同的是，在结构和技法上更着意创新。传统的现实主义讲究厚重、讲究思想的力量、讲究人物的典型性；而《凶犯》却更强调好看，有意识地把情节、矛盾的张力通过“推理式结构”编织得紧张激烈。阅读的快感主导了写作主张，疏远了俄苏的审美意味，复苏了汉民族古典小说的特质，融入了美国现代流行小说的叙述形式。所以，我更乐意把《凶犯》列入到当今方兴未艾的我国流行小说队伍之中。
当然，《法撼汾西》及《天网》的精彩之笔在于作者对社会现实无情的展示和剖析，刘郁瑞的艰难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艰难。《凶犯》与之相比，无疑具有更为深层的意蕴。现实与历史总是相联系的，现实中人的种种言谈举止、为人处世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味道，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一旦隐入某种事件之中，当事人总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似乎非本意的夸张。
《凶犯》在描写传统对现实的牵制上是下了工夫的，在揭示革故鼎新、改革创新上是费了心机的，在反映当代中国崛起之途充满艰险、反复、曲折、晦涩、成本与代价都难以估量上是震撼人心的。评论者如果不旗帜鲜明地首先肯定这个主题，大概会让作者失望。但是，如果认为把《凶犯》划入到流行小说队伍之中是贬低它的价值，则未免继续挣扎于审美的误区。如果说传统小说中的精品力作既有少数人赏识的“纯文学作品”，也有多数人喜欢的“市井作品”，那么，在文盲已经是少数的当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好小说，首先是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
市场经济的狂潮对传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冲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艺及其价值的变迁应该是可以预料的。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是从观念出发的，观念中认为作品应当写什么、应当怎么写，于是作家们就按图索骥，然后从既定的标准出发去鉴定高低文野，为作家们排定座次，甚至先验性地决定他们作品的印数和发行。随着市场机制的出现，这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至少不成其为障碍，另一种判断文学价值的尺度应运而生了。
二
从《凶犯》始让我明显地意识到，张平在保持一贯关注现实风格的基础上，着意于当代流行小说的叙事技巧，就这么一路走下来并且越来越坚定。
《凶犯》中从设置的故事和人物到传递的思想，都让人感到作家开始为他的读者而创造，而不是忐忑不安地在回答一份不知评卷者是谁的考题。小说中的凶手是一个残疾人，他只有一条腿，是一个从前线归来的甲等一级残废军人，有着抗击异族侵略者的光荣战史，而这次倒在他枪口下的四条汉子却是村里的农民。他是在人人都以为他马上就活不成了的情况下杀人行凶的。他仅有的一条腿已经被砸断了，肠子已经一堆堆地流了出来，胸前的刀伤有一尺多长，另外还挨了无数的棍棒、拳脚、砖石，从致命的伤口到更致命的侮辱，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没有喝过一碗清清冽冽的水，他从成百的群殴人群中挣扎出去，终于倒在了山村外的树丛里。没有人认为他还能活下去，打人的策划者已经在恐慌地思谋着该花多少钱、要坐几年牢才能开脱身上“殴伤误人致死”的罪名。但他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个奇迹。他爬回山上的窝内用了三个多小时，又从山上的窝爬到伤害他的小山村中，用了九个多小时，五里路他匍匐挪移了十三个小时，准确地说他完成这一切路程时，只能像蛆虫般地蠕动，他成功了，这又是一个奇迹。他依靠一把半个世纪前生产的老式步枪，几十秒钟连杀四人，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到医院后死亡，还有一人将成为终生的白痴和残废。他是爬到他们壁垒森严的院子里，喝骂他们“滚出来”，然后从容不迫地送他们上路的，而且没有浪费一粒子弹，他当时几乎瞎了。这是第三个奇迹。当我读着《凶犯》中主人公蠕动在崎岖山间那无比的煎熬时，我能够真切地感触到张平笔下的沉重，我思维的深处飘来杰克·伦敦的名篇《热爱生命》。杰克·伦敦的这个小说当然写得更精彩，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那个人对生命的热爱是抽象的。医学、心理学甚至经验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仍然奇迹般地活着，唯一的解释是他对尘世还有所牵挂：“不能就此而去！”哪怕是《儒林外史》中那个爱财胜命的严监生也不例外。《凶犯》更细腻、更直接，因而情感的震撼与冲击更具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细细追究下来都是有因有果，因而生活中是没有奇迹的。文学可以有奇迹，文学可以只突出主要的事件，忽略或淡化一些因素，奇迹就创造出来了。
《凶犯》选择和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夸张和渲染了对立双方矛盾走向的时间、空间和程度，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作者再用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奇迹般的情节予以衬托和激化，自然使作品中的故事产生了震人心扉的强大力量。
一个残废的复转军人，用一把老枪杀害了四个农民的生命，转眼之间身份大变，成了令人憎恨、恐怖、唾弃的凶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又是一个可供作者无限演绎的故事，许许多多的曲折、离奇、惊愕、创伤、眼泪、叹息或苦笑都可以装在里边，就看作者的经历、才气和出版商的胃口了。许多受传统濡染至今毫不动摇的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不足为训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恰好说明他们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而胶柱鼓瑟。有的人宁愿把文学恢复成贵族的装饰、摆弄成圈子里的巴儿狗或者深闺中顾影自怜的铜镜，而不思忖着从这里起步铺设起引导读者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