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洞庭一角》。岳阳楼旁边有个不显眼的亭子三醉亭,传说吕洞宾曾三过洞庭湖,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就在岳阳楼上题了一首诗,后面两句是:“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来,范仲淹被贬后写了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把吕洞宾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就建了一座三醉亭,祭祀这位吕仙人。作者写道:
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著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正是基于此,作者才那样强烈地反对霸道,反对对中国文化作几句简单的概括,生怕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杀。
此外,作者还写了朱耷,写了徐渭,把他们的笔墨丹青看作是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是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他向现代艺术家们大声疾呼:“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岂只是艺术家,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应该拿出自己坦诚而透彻的生命,把它交给时代,交给人民。
这就是《文化苦旅》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四
余秋雨曾说:做学问就犹如生命一样,是一次性的,不可以重复。
看得出,作者是用做学问的劲头写这些文章的。我们不妨把书中散见各篇的理性文字,特别是如前所述的那些一以贯之的关于人、关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评述,看作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阐发。事实上,有些篇什如《上海人》《笔墨祭》何尝不可以当作学术论文来看。眼下,像这样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文章毕竟是太少了。
《三晋文明》 1994年6月
潺湲不改旧时流
——读韩石山新著《张颔传》
真是好事连三,继李健吾、徐志摩两传之后,韩石山先生新近又拿出了一部《张颔传》。
说是“连三”,前后却相隔了整整十五年之久。“好事”则明摆着,当年一部《李健吾传》,一吐作者抑郁不平之气,“纵横谁似李健吾”,声震士林。一部《徐志摩传》,剪之以传统史家的纪传体,其史书特质彰彰耀人眼目,使诸家的志摩传黯然失色。几年前李、徐两传都再版重印,但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了。
有李、徐两传的成功之举,再加上其后十五年来的治学、覃思和人生阅历,已然从公职退休的韩石山先生,再要写一部人物传记,且传主是名列当代“大家”之林、其人健在、记忆力又极为强健的张颔老,当会如何?
趣味之作。这是一部趣味盎然的传记作品。传主这个人太有趣了!尽管父母去世得早,苦孩子、苦奋斗,命运如“黄瓜苦到圪蒂上了”,尽管从高小毕业照片上流露的那种忧郁眼神一直伴随着他,但是你看,传主心性中那种谐趣的因子总也遮掩不住。不是吗?他才开蒙,就发现关公在神座上坐着,而周仓、关平在地上站着,“跟我们是同学”。到了望九,与来访的客人说着说着,起来要去卫生间,会边起身边说:“我现在是善于小便啊!”一只波斯猫的猫窝,也会用周正的馆阁体写上“养心殿”三个字,且以太上皇自居。就连愤世嫉俗的打油诗,也不作金刚怒目状,而是出以谐趣,如“惯食唐明饭,常为迎泽宾”之类。当然最有意思的,还要数降大任先生誉之为放到《世说新语》里一点也不逊色的《扑蝇记》了,末后一句“余曰:皆非也,顾今营营辈特狡狯耳。”针砭时弊直至骨髓,而又让人忍俊不禁。自拟联“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亦庄亦谐,寓庄于谐。《介休城里的人文景象》《谐趣诗文》这些章节,更是摇曳多姿,妙趣横生。张颔老经历了诸多磨难,却又是何等风趣的一位老人,在他看来,“有趣就有劲儿。”
韩石山先生不光写出了传主的心性,更写出了他成长期的文化环境,如介休的十七字诗等,使我们看到传主谐趣的品格其来有自。韩先生对此情有所钟,认为:“在记忆力、联想力与学术见识之间,还应当有个什么东西,起连结的作用,化合的作用。这个东西就是风趣。既是一种力,也是一种品质。”“风趣就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史传之作。这是一部有一说一,史家记述的,绝少“以己意出之”的传记作品。张传延续了作者自李传、徐传以来的一贯做法,即“我是把它当作一部史书写的”。传主是创造历史的人物,在自己的领域里建下了不世之功。唯其如此,所传之事、所记之言,必须耐得住咂摸,禁得住考订和审视才行。这方面,著者充分展示了其经受历史学科训练,严肃、严谨、客观、冷静的一面。
向来史传之作,人们服膺的是裴骃所谓“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集解·序》)。这可以说是史传作品的最高境界。我们试用来衡量这部《张颔传》,发现书中所叙之理,无不出于其事。传主有极强的背诵功夫,他说:“你不知道我下的是什么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后来我也悟出来了,学问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怎么背呢?传主托朋友在介休找了两块水牌,凡是要记住的,就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三个月两个月后,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正是靠了这样的硬功夫,在一次高端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他以精确的记忆举出古文例证,支持了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正烺先生的观点。以至于张正烺先生多次慨叹,“做学问就要像山西考古所的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另有像传主说的,“不管做什么学问,先立个簿子再说。”这是他年轻时从字号(店铺)里当学徒办事上悟出的。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书中关于传主1947年到省议会的具体月份的考订,对传主得意之作《僚戈之歌》中“古冢搰出双铜戈”年份的正误,尤其是著者以出色的叩问功夫,辨正侯马出土晋国朱书文字后,传主如何从原平“四清”工作队复出、如何以“山西嘛,且让老夫出一头地”自许去做盟书文字考释工作,还有对别人在这件事上的不同说法,数十年后传主仍表示“让两说并存”,而著者以为其中“最为可贵的是,这些差异,都没有违拗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反倒见出了人性的丰富。”凡此种种,只有冷静客观的辨正,心性和言辞没有一点儿诡伪、俗鄙,看得出来,著者和传主两下里都是磊落坦荡的。
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李、徐两传庶几近之,这部《张颔传》也庶几近之。“我仍似懂非懂”,“说实话,大半是读不懂的”,“这个我是真不懂”,这样的话在著者其他作品里很少见到,《张颔传》则频频出现。十五年前著者刚刚涉足传记写作领域,就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能就事论事”,“一切存其本真”,“没有一句出自臆造”。《张颔传》显然也是按着这个规矩来写的,“潺湲不改旧时流”。
超越之作。形式上,这是一部著者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传记作品。访谈体,常常见于报章杂志,大多篇幅不长或稍长。用之于数十万言的人物传记,《张颔传》迄今为独见的一部。在人物传记的写法上,著者似乎总是跟自己较劲,打一枪就要换一个地方。《李健吾传》采用的是现代传记作品常见的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结构方法,写起来很顺手。到了《徐志摩传》,便想“能不能换个法儿?”这样的念头,韩先生竟转了一年多,最后才决定用纪传体。纪传体虽是古已有之,但用来结构一个人的历史,则为创体,需要的是见识和胆气。经韩先生这一用,传主的家庭、本传、交游三方面璧合珠联,独特新颖,圈内人士至今仍称道不已。如今,《张颔传》又面目一新地来到读者面前,按韩先生的夫子自道,他这部新书在写作上可称道的是“从容”。我看“从容”是果,“访谈”是因。访谈体即是对话体。这使我想起了《张居正大传》的著者朱东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他的大传里就有许多对话,像除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之前,徐阶跟三法司在内室中的对话,很生动,使古人如在眼前。我理解,传记中如不用对话恐怕要失却许多精神;但是要全部用访谈体或曰对话体来结构一部人物传记,则要冒很大的风险。稍不留意,就会失之呆板,冗长,乏味。更何况,传主是像张颔老这样一位与古结伴、与古为邻的学者?
或许正是因为有风险,韩石山先生才要来一试身手吧。你看,书里那种随意而谈,引申发挥,穷根究底,那种谐趣、机锋、妙悟、闲笔,那种对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的了解程度,还有请传主作书画品鉴时的那种现场感受,等等,读来常有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之趣味。《待罪侯马绎盟书》一节学术味最浓,韩先生却出奇兵,预先就请来了“文章像口语一样酣畅,口语又像文章一样严谨”的降大任先生救场,高手和高手过招,演了一台好戏。
访谈中,韩先生时有高论。如说,“先有悟道之人,才有可悟之道”;又说,“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别的有困难,做不起来,真要有人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难事”。就很警策!
当年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甫出,其诱人的“唐注”,使论者纷纷赞之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如今我们手头这部访谈体或曰对话体的《张颔传》,提供了一个“看张(颔)又看韩(石山)”的文本。这样的文本,眼下恐怕只能让韩石山先生“出一头地了”。
《名作欣赏》 2010年第8期
王梦奎的随笔
当今职务高、诗文又写得好的,就我所知,有李锐、李肇星,还有王梦奎。
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王梦奎随笔》,收文八十余篇,时间跨度二十五年。文章品类繁杂,有序、跋、书评,有随感、短札,还有人物、史辨、对话等。但没有私愤积怨,没有个人得失,甚至没有茶余饭后的调侃。
掬诚,恢宏,朴实,庄重。是学者之文,史家之文,非文人之文。作者长于叙事和说理。叙事则“事核”,说理则充分。看厌了那些“攫搏亦自雄”(傅山诗)的时文,再读王文,感受到一种智者风范,雍容气度,如饮香茗,如坐春风。
作者有很深的文化情怀。《文化体制改革断想》,是一位身在中枢的经济学家,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所作的理性思考,不乏精辟之见。如说:“文化有其特殊的规律,不能把经济领域的东西简单地搬到文化领域,把政府应尽的职责都推向市场。”对于热衷于搞“文化产业化”者,即是一副苦口良药。
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便引宋人笔记,指出炊饼乃是蒸饼,因为避宋仁宗赵贞(“贞”与“蒸”音近)之讳才叫成炊饼。既称饼,自然不应是武大郎担子里装的块状馒头了。参观殷墟后,便致信地方领导,对殷墟博物馆甲骨文碑释文排列顺序提出意见,以助殷墟申报“世遗”。《观音的性别》则引明人笔记、敦煌壁画、普陀山僧尼的壁报和《红楼梦》灯谜,说明观音由男性转为女性和她(他)的“虽善无证”,理趣盎然。其博如此。
文中常引自作诗词,诗与文互相映衬,富有别趣。其诗句佳者如:“报国但凭三寸笔,怀师总系九回肠”;“盛世明珠归故土,国歌一曲入云霄”;“老去无端温旧梦,闲来有绪望家乡”;“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其记胡绳两文,知人论世,堪称至文。乃知胡绳严谨板正之外,旧体诗偶然流露机趣。
2001年,因教科书问题和李登辉访日引起的麻烦,中方推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年会。为此,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赴京拜会王梦奎。友好会见结束,主人送给客人三首俳句,末首云:“遥知樱花开,好约难成莫疑猜。佳期自重来。”客人奉若珍宝。没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绝难臻此佳境。
诗词之外,作者还喜作联语,体现了丰富的文化趣味。
文化情深者,精神世界也是丰富的、多元的。龚自珍诗曰“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书中有一篇《随想录》,是“经济文章”之外的思想碎片。读之起敬,扪之有棱。如以舞蹈家A和舞蹈家B设喻,推演出两种类型却同样倒在台上的悲剧,清新、活泼、精警。可惜这类文字太少了。期之来日,可乎?
《山西日报》 200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