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刘师培应南桂馨之邀，北上太原，充任阎锡山都督府高等顾问。在一次督府夜宴上，三十三岁的郭象升与三十岁的刘师培邂逅。此后二人过从甚密，一同逛书肆，切磋砥砺，互相拜服。郭称刘“申叔先生今卢骚”，还对南桂馨说：“刘先生在当代似不作第二人想。”刘则称郭为“山西一人”。
刘与郭相识不久，即向郭借《广雅》和《集韵》，一年后才还。郭曾问他做何考证，刘笑着说：“君曾见古今最长之诗几韵？我今作得六百韵诗一首，所以需此等书也。”刘殁后十五年，郭象升偶见《广雅》，感触往事，犹自怅然。
刘师培这首长诗，便是《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又名《左盦长律》。仪征万仕国先生编著的《刘师培年谱》，书后按时间顺序，附录20世纪研究刘师培的论著及史料，第一部便是郭象升的《左庵集笺》。
批注古书是郭象升的名山事业。他曾说：“余于近世国学大家所服膺者四人。”这四个人便是孙诒让、皮锡瑞、章太炎、王国维。
他一生三次批注《十子全书》，多有创获。第二次批注将毕，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他感于时局，写道：“杜工部诗‘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吾但有卷可开，即议论滚滚。十子书幸得料理一过，若不付劫灰，自当留一纪念。”
王通的《文中子》（即《中说》）他尤为钟爱，读过三十多遍，几可成诵。尝言：“《中说》行于世间千数百年矣，古人治理此书不知何如，若在近世，当无逾于鄙人者。此册乃天下第一，后有获者，慎勿病其书迹之丑而漫置之。”桐城汪吟龙当年在清华读研究生，为撰《文中子考信录》，曾驰函向郭象升求教，参阅郭的批注。汪著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被王云五列入国学小丛书。
郭象升著有一部《古文家别集类案》，铅印线装本，两册，署“燕超楼丛著”。“燕超楼”乃其藏书楼名。此书收唐、宋、元、明、清五朝古文家一百一十人，始于韩愈，迄止贺铸。按时代先后分甲乙丙丁四案，每案又分上下两部。上部对每一位古文家的生平著述稍作介绍，重点放在品评其文章风格、得失、源流上，少则百把字，多则三五百字，博洽精要，一字不苟，其风神使我联想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下部仿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文章分类法，附录本案所选古文家各类文章的目录，姚著已收者，是书则不收，计收三千余篇。
最有意思的是，每案之后，允叔先生还连连自问自答，说明同一时代的作家，为什么选张三了而不选李四。譬如甲案后：“或问何以不录黄庭坚？答曰山谷有韵之文甚工，题跋尺牍亦妙，然别是一派……山谷论古文极精，而不能作，朱元晦所谓临作时又怯了也。”乙案后回答元代作家有无遗漏：“今之观吾书者，疑其失入则有之矣，必不疑其失出也。”——如此不留余地，先生自负若是。这等自负，我想至少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必须对选入的作家作品有准确的把握；其二，必须对未入选的作家作品有全面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难。唯其如此，方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在纯学术的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对话的平台。
如今，这部《古文家别集类案》已成了文物。它和另一部由马骏撰写，郭象升作序、评点的《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陈列在山西大学文科楼贵宾室的玻璃橱中。有资格当文物自是一种荣耀，但若仅供展之仰之，而不设法嘉惠士林，徒令观者一叹，终是憾事。
郭象升还著有《经史百家拈解》《渊照楼札记》《丹林生寤言》等。
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郭象升“好古”。与郭象升相知极深的贾景德，则把郭比作俞樾。在《沁水贾氏茔庙石刻文稿序》这样一篇严肃的文章中，贾景德用了很大篇幅写郭象升：“昔曾湘乡有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余政绩不敢望合肥毫末，而允叔之致力经史，则视曲园无愧色，古文辞或且过之。”贾景德学养深厚，长期担任阎锡山政府秘书长，颇有政声，诗名、书法亦著。赴台后任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近代东南大藏书家刘承干因慕郭的大名，曾将其刊刻的《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从沪上邮赠给他。吾晋获此殊遇者，唯郭一人。
郭象升的“文誉”，最早得自一篇《崇奖名流论》。提学使汪颂年的评语是“一千八百人中得此一卷，令人惊叹欲绝”，称郭为“劬学之士”。入民国，他众望所归，应请撰写了一篇《山西全省天足会公启》。此文议论风发，激情奔放，指陈缠足有六弊，曰伤生、累事、弱种、诲淫、服妖、碍学，颇有创见，一时洛阳纸贵。阎锡山称他为“山西才子”。郭后来却说：“生平以此文博才人之名，其实多俗调也。”
民国五年（1916）出版的《文学研究法》，是郭象升纵横才气的一次井喷。这年他三十六岁。
《文学研究法》分文体篇、文心篇、文派篇、文选篇，末附《新名辞平议》《白话文平议》两文。他在叙中写道：
品藻诗文之书，自昔有作。大都自喻适志，其于启发头角，以教来者，未数数然也。夫学者之病，病于不广；教者之病，病于多歧。多歧则逐末流而昧大原，不广则引一端而废全体。然而矜高妙、思捷获者，相寻也。学绝道丧，有历阶矣。而况区区文字之云乎哉！
他这样论三曹：
魏武文词雅健，诗歌沉雄，即无事功，亦当千古。文帝诗文，视其父稍弱，而高华俊逸，亦古今帝王中所少见者。陈思王植，以绣虎天人，擅八斗之誉，才藻敏速，则抗行王杨；文思富瞻，则下视陈阮。五言诗歌，犹为无对，固文囿之神物，词坛之飞将也。
关于骈文，他说：
道咸之际，此体复衰，周寿昌振之。李慈铭、王闿运继起，极哀雅之致，具高朗之才。而通州朱铭盘亦一时健者，善取远势，又不滥用僻书，可谓能自重其体矣。
我手头的郭氏《文学研究法》，是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山西教育学院丛书本复印的。这可能是大陆的最后版本。20世纪中叶以后，大陆提及这部专著的极少，港台却不乏知音。
台湾正中书局似乎隔些年就要印一次郭氏《文学研究法》。嘉义大学中文系杨日出先生，将1956年9月正中书局出版的郭氏《文学研究法》，列为“文学概论”科参考书目第十六种。该参考书目共列中外古今参考书目二十八种，外国有契诃夫、莫泊桑，中国有《西游记》、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等。
香港神州2004年第7期书目，将1970年7月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郭氏《文学研究法》，列为“古典文学类”第四种。第二种是钱穆的《国学概论》。
《文学研究法》为郭象升赢得极高的文誉。“山西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种种赞誉潮水般涌来。笔者七八年前到晋城出差，乘隙赴泽州县周村拜谒郭的旧居——平顶院（宅基有高有低，但建筑群的屋顶在同一水平线上，故名）。其时平顶院尚挂一块周村小学的牌子。我问村人可知郭象升其人，一个中年男人说：“咋能不知道？山西第一，全国第七嘛！”
山西第一自不待言，全国第七的说法满有趣味，只是至今尚未坐实。近年屡闻泽州县有将郭氏老宅开发为旅游景点之议，这应是继阳城县皇城相府（陈廷敬老宅）之后，太行山又一处文化胜迹吧。
早在1919年，客居山西的桂林人郑裕孚就章印了一册《郭允叔文钞》（附诗钞）。郑裕孚字有愚、友渔，从政之余，倾心文事，著有《淡志室诗文存》。1934年南桂馨“发大愿、出巨资”刊印《刘申叔先生遗书》时，搜集校勘之役，请的便是这位郑先生。数年之间，负责审订、编目的钱玄同，“遇有滞疑”，便与郑书疏往返，先后给郑写了六十九封信；这在三百二十一页的《钱玄同文集》书信卷中就占了一百一十五个页码。前辈学者商榷之诚、敬慎不苟、务求确当的风范，令人钦仰。
从钱氏信中可知，南桂馨为申叔遗书所作的“南序”，还有郑裕孚的“后序”，都是由郭象升代笔的。略感遗憾的是，《钱玄同文集》中，凡“郭允叔”处，均被手民误植为“郭元叔”。
郑裕孚极爱郭象升的诗文，自云：“每得一篇，即振笔疾书之，如获连城璧。”他编的《郭允叔文钞》收文八十一篇，诗五十四篇。集中名篇佳什俯拾即是：《黄克强先生墓石刻文》《蔡松波先生墓石刻文》《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振素庵诗集序》《太原市上购书歌》《刘申叔先生游晋长句赋赠》等。
郭象升论文重“气味”。《散体文简说》便阐发了这个观点。此文是1934年他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寒假讲学会上的讲稿，由学生笔录而成。郭之所谓散体文是与骈体文对举而言。在他看来，能用笔写文章的人未必就是文章家，只有所写的文章“在社会上发生效力，而且别有气味，始得谓之文章家”；作文“其难不在笔仗之灵巧，而难在气味之清醇。气味是徐徐地体验而来，与写字一样，用笔巧易能，而雅不易得，所以气味雅俗，全看你能与古人为伍与否耳”；“我们在学校中，文章只可重笔力，至气味则当徐徐揣摩耳”；“《左传》《汉书》气味最高雅，果能留心，自然可入佳境”。这些都是药石之言。他衡文的眼光可谓犀利，但视梁启超为“报馆之材”，认为梁的文章虽“痛快淋漓之至，然仍不能与古文相埒”，便近于苛刻了。
和那个时代很多老先生一样，郭象升一生大都用文言写作。但他不反对白话文，岂但不反对，还以其权力和影响提倡之。他执掌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多年，据其入室弟子兼同事郝树侯回忆说，1928年郭给学生们办的学术杂志《采社》批示：“用新方法读古书每有创获，我们不要落后，多提倡多刊登这种论文。白话文反对不倒，现在政府用文言，将来一定是白话文。”
晚年他还尝试用白话写作。那时他读了大量翻译作品，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二十多册），也是见一本购一本。组诗《杂咏西史》《续杂咏西史》（均系抄本）虽是五言古体，但明白如话，类如“选民马克斯，共产推鼻祖”，“华盛顿生平，颇喜持威仪”，“气不可一世，讬耳斯太翁”等。随笔体的《丹林生寤言》（手稿本），则是文言和白话间作。下面两段随笔，可使我们窥见老先生读洋书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数量极少的白话文的风致：
西洋人只论贫富，不论官民。百姓是愿做的，只不愿做穷百姓罢了。他的百姓是好行好动的，不像中国人安土勿迁。一上了路，有钱便坐头等车，搭头等船，你纵是个职官，因为没钱，坐在三等客舱，怎能叫一路人格外敬你。中国的清高处，是乡邻聚会，例奉绅耆首席，穿皮袄的大商，不敢与布袍穷举人争座位。因此笑西洋人专拜黄金。但是把百姓看成贱人，千方百计，以图免掉这两个字，却是中国人的恶模样，反不如西洋人爽快有实际。
小百姓有三分迷信，便有三分道德。赶车骡夫，一路逢庙磕头，不用问了，一定不会向你多索酒钱。
郭象升诗学造诣很深。他自束发之年，就酷嗜声诗之学。涉猎既多，不仅“百年晋故我能说”，而且“于汉魏以迄国朝作者之得失流别，亦略能言之。”
他写诗论诗重根柢，讲格律。
名僧力空法师（俗名任重远）出家前曾拜他为师，请教诗文之道。郭看了他的诗文后说：“文章如炼丹，须以火候为程，非曰有其志即可成其事也。”“凡越俗亢志之士，喜自运其思，而无暇研索古人陈编，以为多作即工，而不知根柢不具，即苦吟无益也。”进而要求他：“姑且停吟十年，取古人之书读之，诗固在其中矣。”力空法师出家多年后仍感念不已。
南社诗人蒋万里客寓太原，引郭象升为知己，请郭给他的诗集作序。郭写了一篇《振素庵诗集序》，称赏蒋诗以格律为先，不同于那些“率豪悍而不受律”的当世能诗者。又说：“君诗固自有本原，非一二浪得浮名者所敢望也。”这篇诗论数十年后仍引起学者的重视。1959年，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诸先生，秉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编《近代文论选》，他们从《民权素》第十四集中将这一篇选出，署名“象升”。
记得张梦阳有篇文章，推赞华南师大刘纳教授的文学史研究法。他说，刘纳在《嬗变》中论述1912—1919年中国文学时，一律以当时出版的报刊、书籍为据，查寻历史的真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于是得出跟胡适绝不相同的结论：“光辉悠久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不晓得刘纳教授在汗牛充栋的原始资料中，可曾见过郭象升的作品？若是没有，则《郭允叔文钞》毫无愧色地可以为她的结论提供又一例实证。
郭象升晚年寓居太原文瀛湖畔。他心境落寞，每以诗自遣：“天随雕翅转，秋兴雁行高。只觉苍穹大，难为白首搔”（《秋意》）；“久雨不霁天沉沉，庭除昼晦如秋阴。泥封门巷客不至，独坐抚几多悲心”（《苦雨遣闷》）；“读书草草知千古，花甲垂垂近一周。独抱文章期后世，坐观沧海到横流”（《拟范无错体·漫书》）。
“独抱文章期后世”——落寞时，他对自己的学术和文章也是自负的。
山西社科院高增德先生，多年来搜集郭氏遗著不遗余力，所获颇丰，且多为手稿或抄本。山西图书馆王开学先生积十年之功，整理出三十余万字的郭氏藏书题跋。两位先生胸襟开阔，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从不将他们千辛万苦搜得的资料深藏自秘。笔者从中即获益良多。王先生编的《郭象升藏书题跋》，由黄裳作序，张颔篆书题签，不久即可问世。高先生搜集复印的十余册郭氏遗稿，依旧在他那“速朽斋”中沉寂着。
近年听说郭的家乡有人也在研究他，未知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