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之书当中的阴暗大部分来源于形而下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身体，来源于身体的不服从特性，来源于身体对硬性教义在事后的阳奉阴违。正是这一特质，刚好充任了回忆之书必然是失败之书的上好理由：第二次经历历史时的阴暗，意味着第一次经历历史的彻底失败，它火红而贫血，热闹而孤寂，谈不上充实和充足的奶水，说不上多么富有魅力，变态才是它的根本特性。在此，身体对硬性教义的不服从的一个上好形象是美人计：一个美人，委身于某个强权的代表，在床笫之间娇喘莺鸣，但她即使在攀向顶峰时也未曾须臾忘记，正在和她交欢的人是她最大的仇家。她交出身体，是为了其后的反击；她以肉体付账，是为了赢得决战前必需的时间；她的身体的一半在服从，另一半正在暗中积蓄不服从的力量——我们不能把不服从仅仅理解为灵魂或意志的特异功能，实际上，它仅仅是一种本能，是追忆的当下造型。但《反阅读》告知我们，只有在回忆之书中，这个不服从的身体才会凸现——不服从的身体来自形而下学的重新组建；服从的身体始终存在于回忆者亲身经历历史的整体过程之中。
通过对不服从的身体在追忆中的重新组建，我们这一代人中被挑选出来的回忆者成功地组建了一部个人的思想史。这部思想史和所有曾经存在的教科书都迥然有别：它呈阴性；它反对咋咋呼呼和急转弯；它不仅是反思的产物，更是在追忆中有身体参与的产物。它把不服从的身体放在了第一位，最大限度地抹去了那个服从的、沉重的肉身，最多只让那个服从的身体耐心地、虚心地倾听来自半个甲子之后的回声：
菜园中绿汪汪的油菜像一群莽撞的孩子
提前进入了一个疑虑重重的新时代：
一个时代结束的消息在菜园中
散播开来，像一场春雨淋湿园中
韭菜，那想象的花园中的诗行
充满了生长的巨大渴望
（西渡：《公共时代的菜园》）
这部回忆之书，这部个人思想史，通过对身体的重建和对历史的再次经历，有能力给出身体和历史之间存在着的广泛悖论：阳性的时代要想存在，必须依靠身体；阳性的时代要想存活，必须排斥身体。这个结论的得来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依靠追忆的本义，形而下学派遣了一具服从的身体潜入那个火红的时代，预先在一个阳性世界埋伏了一具将要伴随那个时代慢慢长大的身体，为的是对那个火红的时代实施事后的反攻倒算，以重建不服从的身体为方式。是的，形而下学预先派出了一名特务；在所有计策中，美人计是这个特务唯一可以选择的计策，他必须预先交付自己的身体，让那个时代暂时托管；他必须将身体内部的力比多隐藏起来，故意不和革命的力比多相交、相切。但这只是回忆者事后才知道的事情；变态的平行四边形法则，那个被放大的切点，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我们的身体是行动的工具，并且仅仅是行动的工具。我们的身体不在任何程度上，不在任何意义上，不在任何方面服务于为一个表现（representation）作准备，更不用说服务于对一个表现作出解释了。”（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只有不服从的身体存在，回忆者才能顺利地发现潜伏在火红年代之中的那个悖论。正是这个深刻而又简单之极的悖论，构成了这部个人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对这个悖论用众多的细节进行描画，像古波斯的细密派画家那样展开描画工作，则是这部个人思想史的真正的身体。仰仗着那位服从的特务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昂贵消息，不服从的身体开始在回忆之书中大规模地显现自身：是过去的身体和今天的身体跨越时空，结成联盟，才让那出美人计得以完美上演。美人计使个人思想史和它的核心部分化为了现实。我们的回忆者十分清楚，这必须要依靠反阅读（anti-reading）才能完成。
反阅读是美人计的另一个名号。那个特务在献出身体、以肉体付账的同时，也从火红的艺术品中最大限度地吸收了革命的力比多散发出的能量，尽管他也暗中发现了姐姐；当回忆者再次经历历史时，在让追忆得以成立的循环作用的帮助下，半个甲子之后成为回忆者的那个人得以反窥红色艺术品对于个人成长史的意义，阴暗才能取代铺天盖地的红色，阴阳各归其位，回到正常的比例，中性人遭到拒斥。因此，反阅读是特务的阅读和回忆者的阅读共同造就的阅读：前者自愿从阅读中获取规训，尽管暗中的内在移民活动已经开始；后者则从获取的规训中反窥规训本身所拥有的荒谬。荒谬的本质内容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悖论。
重新使用身体，重新利用阅读，回忆者知道了自己的来历，但那个出发地，那个只能让特务存身的地方，是回忆者时间上的故乡吗？
5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存身的这个黯淡的辰光，这个日见衰老的世界，这个千疮百孔的时代。1993年，我们的同龄人歌手张楚，以一曲《姐姐》走红大江南北：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 / 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 / 挺傻/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 / 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 / 已不是对手 / 感到要被欺骗之前 / 自己总是做不伟大 / 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 只是想忍要孤单容易尴尬 / 面对我前面的人群 / 我得穿过而且潇洒 / 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 / 挺假/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 / 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 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 / 说这很美 / 噢姐姐 / 我想回家 / 牵着我的手 / 我有些困了 / 噢姐姐 / 带我回家 / 牵着我的手 / 你不要害怕
那个总在喝酒的混球，那个有些暴戾色彩的爹，我们的回忆者完全可以将他理解为那个火热的时代，或者那个火热的时代的肉身造型，尽管在形而下学的帮助下，在铭心刻骨的追忆中，“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 / 已不是对手”，但我们依然需要姐姐带我们回家，依然需要姐姐的滋养。可现在，时光不饶人啦。事实上，时光已经埋葬了太多的人。幸运的是，回忆者早已长大，他收获了失败之书，收获了昂贵的教训，收获了他的形而下学——不管形而下学是他的目的还是工具。当回忆者突然将眼光从第二次经历历史的过程中撤退回来，当那个特务从美人计中成功脱身并胜利凯旋，他会突然看见姐姐眼中的泪水，看见她经受过的各种屈辱，就像博尔赫斯突然间看见了那么多的国土、郊野和失败（博尔赫斯：《维拉·奥图萨尔的落日》）。直到这时，回忆者才会发现，和我们一样，姐姐也是不幸的，甚至更为不幸，虽然她滋养了我们的回忆者。是的，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是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谢顶；是的，我们的小腿不需要手术刀的额外奉献就已经开始酸痛，但毫无疑问，姐姐比我们更早老去。她的皱纹、依稀出现的白发、紊乱的生理节奏远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但又无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姐姐们都老了，包括《渔港新医》中那个因革命话语的浇灌而美丽无比的少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已经到了抛弃姐姐的时刻？
2007年3月20日—27日，北京魏公村
此刻，我同意把速度加大到无限。
——西渡
变态的上海及其他
1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的酝酿，应该从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算起。”（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但这项编辑出版行动仅仅是新感觉派小说的前奏和引言，楔子和过门，像彗星划过夏日的夜空一样急速、短暂：在国民政府的报刊审查制度的亲切关怀下，《无轨列车》注定是一份短命的刊物——它仅仅存活了四个月即一命呜呼，魂归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寻觅的西天。但从只出版了八期的刊物上承载的诗歌和小说的样态来看，《无轨列车》“已初步显示了现代主义倾向”（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4页），只因为它的创办人刘呐鸥是从扶桑归国的日本新感觉主义小说的信奉者，是川端康成的热情鼓吹者。为寻找新的舞台，1929年9月，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像是嘲笑无能的报刊审查制度一般，又另起炉灶，创办了《新文艺》月刊。他们在青春和执拗精神的鼓励下，暗中发愿，要将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在中国推进到底，直到它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力量孱弱的《新文艺》一方面同情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普罗文学运动，“但同时，创作上的新感觉主义倾向也有了发展。刘呐鸥已写了八篇用感觉主义和意识流方法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不久编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4页）。与此同时，施蛰存也开始“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分析、表现人物的心理，这就有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开始显示出另一种特色”（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5页）。1930年春，新感觉派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年仅十八岁的穆时英，受青春心理的公开教唆，开始在《新文艺》登台亮相：他抱来了一大堆针对上海的感觉碎片，像黑色的玻璃碴一样，横七竖八地镶嵌在《新文艺》的版面上。出于对报刊审查制度的正确呼应，和它的姐姐或兄长一样，《新文艺》未及周岁即中道崩殂，直到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新感觉派小说才再一次找到了表演的舞台——对于快速流动、疾速行驶的中国新感觉派来说，这无疑是漫长的两年，是在别人的刊物上四处流浪的两年。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和承载新感觉派小说的刊物的短命特性非常相似，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也是一个寿命奇短的文学流派，或许那时候正在鼓动年轻学子专心阅读《庄子》的施蛰存，会拿“大年也，小年也”来自我解嘲。刘呐鸥的小说创作差不多结束于1930年，施蛰存结束于1936年，穆时英的小说寿命则终结于抗战爆发前夕。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结束小说创作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岁、三十一岁、二十五岁，正处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愤青”阶段，力比多还在激烈而广泛地涌动，就像上海滩傍晚时分的霓虹灯，左顾右盼而又旁若无人。的确，他们展开写作的年代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年代，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是它的首要特征；他们展开写作的地点刚好是令人愤怒的上海，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之首句），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易于愤怒的年龄，异常火热的力比多，和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彼此勾搭，不偏不倚，正好结成了暗中的联盟；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发泄愤怒，为易于冲动的力比多找到一条恰切的途径，只差冥冥之中的机缘前来引诱和叩门了。
在力比多的公开煽动下，广泛的愤怒迫切需要一种表达愤怒的语言方式，正如汹涌的火山需要喷发的出口和通道——这是一种性状奇特的语言勒索，需要一种变态的、带毒的、急火攻心的、能够用“阳具将党捣得粉碎”（扎米亚京语）的那种奇异的力量。在中国，由于广泛的愤怒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早在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进行小说创作之前，表达愤怒的有效方式已经存在；至少，动不动就在字里行间高呼口号、动不动就在语言空间当中摆出横眉冷对之火爆造型的普罗文学，就提供了一条粗糙、暴烈、激进的道路；左联成立时，这条早有来历的、亢奋的、充血的激进之路已经被严格地模式化了：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文艺界消息·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