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舌头管辖工作的大人物们异口同声地把这种境况称作“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他们对此痛心疾首。我理解大人物们的忧虑，我为他们的做派痛心和难过。在此，我愿意为他们免费贡献一个消解忧虑的方案：想尽千方百计开发嘴巴的母子同体性，从严打击嘴巴的雌雄同体，坚决禁止口腔乱伦。本着这个高尚的目的，最简单的方法不用我说大人物们也明白，因为他们的经验无疑比我丰富得多：随时怂恿牙齿和舌头打架，让舌头头破血流，根本打不起亢奋所需要的精神，更不会有试图亢奋的一丝雅兴。
我当然知道我的建议纯属多余，我推荐的方案数千年前就已经被广泛采用。
哑巴的妙用
作为嘴巴的极端形式，哑巴就是嘴巴有故障的人。哑巴破坏了嘴巴的一般形态。病理学能够告知我们，在所有哑巴中，因为舌头出了问题才成为哑巴的人为数众多。这大概又一次证明了舌头在嘴巴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雌雄同体和母子同体这个双重特性的认领者，嘴巴一直在坚持舌头的领导作用，它像后宫中的众多妃子维护皇帝的领导作用一样，在坚持不懈地维护舌头的阳性品格。很显然，哑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器质性的阳痿，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它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种意外的补偿形式，哑语被发明出来了——这当然基于舌头发出的阳性吁请。所谓哑语，就是依靠手势的运作传达哑巴的心声。手势：哑巴的舌头，它外在于口腔，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无精打采的男人从成人保健用品商店扛回卧室的秘密器具。但它确实能起到隔靴搔痒的功效。
虽然哑巴看起来也能完成嘴巴的工作流程，但更主要体现在切割能量这一方面。哑巴说不出任何一个清晰完整的句子。哑巴除了器质性的阳痿外，一切正常；它在听从本能押送太阳时其嘴巴具有雌雄同体性，发声时则基本上处于母子同体状态。被逼而成的手势语只能从外围包抄臆想中的口腔，从象征主义的层面对口腔实施挑逗或勾引。尽管手上长满了骨头，看上去比真的舌头还要挺拔笔直，实际上仅仅比聊胜于无多了不多的一点点。因此，不能将哑巴试图说话时动荡不安的舌头理解为阳性物件，更不能将哑巴的舌头在口腔中的进进出出理解为乱伦。从最为善解人意的角度，我们顶多只能将哑巴说话时舌头的动荡视作后宫中的干夫妻行径——一种典型的菜户行为：有正常的冲动，却没有和正常的冲动相匹配的本领。所谓正常，就是至少需要裸体以上的能力；裸体是测定正常与否的唯一地平线。
哑巴通常被称作残疾人，这个称谓恰如其分，暗含着不多不少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丝毫没有歧视残疾人的任何歹念，我只是从物的水平上说事。在此，我要专门讲一讲哑巴的妙用。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无法说话的人听了高兴，我也免除了道德上的包袱。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圣君康熙大帝花费不菲，在自己的密宫中豢养过不少哑巴太监。许多顶级绝密的谈话，都当着他们的面在密宫中进行。很显然，哑巴是没有秘密的人，更没有泄密的能力。仁慈的康熙十分信任他们，赏赐他们的东西异常高贵——当然也没有高到给他们黄马褂的程度。对于他们，只需要康熙爷笑两声就足够了，尽管他们听不见笑声。这里边显然牵涉到一种等价交换：皇帝的笑容在价值上等同于哑巴太监们在生理上的缺陷。
只有在哑巴身上，我们才能看到嘴巴的雌雄同体性和母子同体性被最大限度地割裂了。这是造物的神奇安排，也是造物主天生神力的意外证据，但谁又能肯定，这不是造物主的阴险和狡诈？康熙深谙此中要诀，否则，他不会在那么昂贵的地方，那么幽雅的屋宇，那个绝密的所在，豢养那些尤物。我们实在有必要记住一个秘传亘古的真理：所谓圣人，就是充分了解人性弱点的人；所谓圣君，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生理缺陷的神。很显然，康熙比听从我的劝告仅仅怂恿牙齿和舌头打架的大人物们高明得多。
舌头决定论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相信，咱们中国人的嘴巴与洋人的嘴巴区别巨大。按照童话的一贯语气，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这一直是我们能够得以自信的隐秘源泉。我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舌头在长势上，一直走的都是中庸主义的路子：既不红也不紫、既不长也不短、很好色却不淫，但又像弹簧一样伸缩自如——好在我们的弹簧和洋人的弹簧也不一样。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我的描述的准确性。这种性质的舌头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万难稽考了。考察这个秘密需要我们发明一整套永远不会存在的考古学。但那个无法被再度发现的年代肯定称得上舌头的轴心时代。作为一个对所有隐秘之事充满好奇的人，我对塑造了我们舌头之长势的那个湮灭的年代十分怀念。想想看，那是一个何等魁梧的年代：一切都在暗中生长，一切都在无知中暗暗发愿，就像宫廷政变始终处于密室或围绕在变了心的皇后的裙边，只在最后拿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王朝，一份我们从未见过但异常熟悉的菜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致力于刺探那个年代的消息，太多的时间被挥霍殆尽之后，除了赢得一个虚肿的中年，至今依然两手空空。
现在我只能说：经过长期的观察，我发现我们的舌头确实长势喜人，像雨后的春笋，遵循着种瓜得瓜种豆只能得豆的遗传学规则。舌头在长势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人进食的方式与外国人大为不同——聪颖的罗兰·巴尔特对此就曾有过大失颜面的少见多怪；也决定了中国人说话和发声的方式与洋人迥然有别——我们是单音节的认领者，欧洲鬼子则是多音节的法定继承人。我愿意将上述情形称作舌头决定论——反正已经有那么多怪模怪样的决定论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我炮制一个摆在自家门口聊以自慰又有何妨？这也是我在有太阳助拳的情况下，胆敢建议将嘴巴破格擢升为军长的最大理由。
尽管嘴巴同时具有母子同体性和雌雄同体性的双重特征，但中国人的舌头的特殊长势，使雌雄同体性始终有向母子同体性缴械投诚的趋势。在我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好像自古以来，自觉住口和闭嘴就是中国的舌头集团军追求的最高境界。很难弄清楚这个境界是何时来临的，唯一知道的是它带来的后果：舌头自动解除了它的阳性地位，只在切割光线时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吃由此成了中国的舌头集团军最为重大的主题。酒肉的盛宴从哪个不知名的时代一直铺排到今天。我们为此发明了太多古怪的食谱，我们为食谱捕杀了太多古怪的动物。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从不发声、说话，不让舌头在口腔中进进出出。实际上，聒噪才是我们的重要禀性。瞧瞧“聒”“噪”的字形结构，就不难明白我们的舌头给无辜的耳朵馈赠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在舌头的驱动下，我们说了很多话，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说在这里直接等同于没说，等同于没有多少意义的噪音；表面上的雌雄同体带来的亢奋，只是母子同体的安静主题的另一种形式。舌头在自动解除言说过程中本该具有的阳性品格之后，它带来的快感只能是虚拟性的快感，它发出的声音转瞬即逝，它欲哭无泪却又有泪无哭——它既是太监，又是饶舌的哑巴。我们没有泄密的能力。
渺小主义的最早萌芽就怀揣在舌头决定论的上衣口袋中。除了少数人，我们在人世间的身份远远低于舌头在我们身体上的地位，何况它始终在领导我们、说出我们。在我肤浅的印象中，我们自古以来都非常满意自己的舌头，对它的发声方式更是信心爆棚。数千年来，连岩石也会在时光中擦伤皮肤，但我们总有能力一如既往地把一切非中国的发声方式一概贬做鸟语或夷语，将它等同于禽兽的胡言乱语，直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
是不是我们的发声方式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到来？反正鸟语或夷语很快就向我们证明了它的强大。中国的发声方式迅速衰落了。醒过来的饶舌的哑巴们痛定思痛，知道自己的舌头急需要滋阴壮阳。这个伟大的觉悟迫使中国的舌头放下架子集体投靠了鸟语或夷语。它被认作我们的舌头的春药。太多的事实证明，有了这包昂贵的药剂，我们的舌头并没有达到昂天直举的效果；在那包药剂的怂恿下，我们的舌头仍然很难发出正宗鸟语或夷语所认可的语调。洋泾浜是一个经典证据。但没有洋泾浜也有其他更为扎实的证据，只是我懒得罗列罢了。从发声方式衰落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矫正自己的舌头。在一个人造美女大行其道的时代，用不着冒险我就敢肯定，用于修理舌头的外科手术正处于萌芽状态，说不定它早就从某个莫须有的子宫中走出来了，用它的满脸坏笑打量着我们中庸主义的舌头。
我对即将出现的舌头产业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我愿意向寄生在我全身上下的所有细菌发布一号战备命令，让它们明天早上就手持鲜花，脚踩爆竹，夹道欢迎舌头产业的到来，因为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一个违背过往先贤大哲和时贤今哲的权威，妄图擢升嘴巴为军长的渺小主义者。
2006年10月4日，北京魏公村
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
1
钱锺书先生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曾经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我想，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会被（其实已经被）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什么的家们，一厢情愿地拔高和美化，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历史的戏谑性和无意义；庄严在他们看来是必需的，哪怕是弄巧成拙的庄严或伪造的庄严也在所不惜。诗人西川在写到先知时用先知的口气说：“当我走进这灰瓦之城”，那些农民、商贾、妓女、工匠、僧侣、士兵、哲人和税吏居然——
尊我为“先知”，向我的驴子高声祝福
而我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隐瞒起我的过去，向他们预言未来
他们毫不怀疑我，而我怀疑一切
（西川：《激情·伪先知或真理之歌》）
伟大的伏尔泰就说过，没有上帝，也得再造一个上帝。因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比如性放荡。我们可以问，有了上帝，性放荡就是不可能的了吗？就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误解是普遍和深刻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实更多俗不可耐的性质，也充斥着人为的伪造。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一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关于恶的快感。在这里，我宁愿用“快感”代替钱先生的“快乐”，因为快感较之于快乐很可能是一个更具包容性也更适合人的禀性的说法（快乐只是快感的一种）。而在获得快感的众多方式中，毋庸置疑，性快感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江湖骗子、伟大的流氓、本世纪最深邃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直言不讳地说，性快感促成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性事业。换句话说，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而美国佬威廉·福克纳明显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见解。福克纳说，人不能一天八小时做爱，只能一天八小时地工作。这中间的原因被一个叫做米兰·昆德拉的捷克刁民揭示了出来。昆德拉在其长篇大著《不朽》中不无悲哀地说，把人一生的性快感全部加在一起，也顶多不过两小时左右。快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是一个可以用时间来量度的概念。而用金钱来量度快感，作为快感的现代特征，我们稍后再说。它比钱锺书所说的“几分钟”要长，也比钱先生说的“几天”要短。在谈到快乐时，钱先生引用了法国作家维尼（Vigny）的说法。维尼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这个词由“好”和“钟点”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而在汉语里，快乐一说也恰好标志出“乐”实在是消失得太“快”，在我们还没有过瘾的时候，它就迫不及待地逃逸了。“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浮士德的遗憾是整个人类的辛酸。想想看，如果人能一天八小时做爱，一天八小时享受性快感，快感恐怕也就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了。
弗洛伊德的深刻在于：他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快感维度上的解释；也就是说，他把哲学家们的神圣观念给低俗地肉体化了。这当然会让道貌岸然的历史哲学和各种型号的乌托邦大感难堪，它们的破口大骂（当然，在它们眼里这叫做“批判”）是可以想见的。给弗氏戴上“江湖骗子”“流氓”等大帽子可谓明证。弗洛伊德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把性当作了唯一的快感，他把性快感的作用给无限地夸大了。就这一点而言，我赞同弗洛伊德合该挨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