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说，他的女主人公裘利亚，是了解革命在性快感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的，这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裘利亚一语道破了天机，她说：“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我们得说，裘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因为她洞悉了革命与性之间的一切秘密。革命排斥性，仅仅是因为性既让人浪费了革命精力，又让革命难以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样板戏里还可能有床吗？
伯特兰·罗素在《婚姻革命》里认为：“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社会里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正是性放纵导致了普遍的厌倦感。罗素显然不明白性欲与革命的内在联系。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反向切入罗素的命题呢？事实上，淫秽、肮脏、下流、煽情的《少女之心》，在“文革”后期广泛流传，仅仅是性快感被剥夺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人们的快感追求发出的一声反抗之音罢了。这也就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裘利亚和她情人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据《南方周末》报道，《少女之心》的原始作者为这本被众多的人篡改过的小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位作者至今心有余悸，拒绝会见任何采访者。她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她的反抗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的，至少革命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因为她削弱了革命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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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之心》发出了一丝丝反抗之音，裘利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它的出现。但《少女之心》的作者和裘利亚恐怕都忽略了一点：革命的确还有离不开性的一面。这里涉及一个性快感的重新分配问题。
上帝那次辉煌的圣交，可以被视为性快感的原始生产。这就是说，上帝是通过模范带头作用，把性快感的生产能力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经过漫长的群居、群交的性共产主义时代之后，性快感很快地走入了私有制。宗教、理学、革命、各种清教禁欲学说，在除了裘利亚已经指出的那种原因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功能：为性快感的私有制辩护。性快感的私有制意味着：快感的总量是一定的，就如同《等待戈多》里那位波卓老爷说的，这个世界上的眼泪的总量是一个常数，有一个人哭，就一定有一个人不哭；正因为其总量的恒定性，所以有必要把性快感以制度化的形式集中起来使用，或者作第二次分配。生产和分配总是连在一块儿的。马克思要从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一看似俗不可耐的维度，去建立自己的伟大学说，的确是独具慧眼。宗教、理学、革命及各种清教禁欲学说，在这一点上，充当了准上帝。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认为必需的时刻将一定量的性快感发放给必需的人群。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裘利亚说出来了：“生儿育女，为党服务。”而超过这一戒律范围的所有行径，都要遭到惩罚。惩罚就是对越轨的抚摩。《少女之心》只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不过是这一惩罚较为斯文的形式而已。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它的确并不可笑。
性快感的第二次分配，注定会使关于性的话语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一点可谓不言而喻。还是奥威尔说得最妙，他说，在“老大哥”的世界里，人们说话遵循着“新话的原则”。而新话的原则是，“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性的丰富体验需要各种精微的词汇，这显然有违新话的原则，减省当在可以想见之列。比如说，你能在社论、政府文件、革命纲领、清洁的精神中，找到用于床头描写的那些丰富的词汇吗？即使有，也是千百次过滤后的产物。这就是说，那些词汇是抽象的，是没有细节因而显得孤零零的，是带有总结意味的。而我要说，总结实在是太过残酷了一些。总结往往就是判断：一方面，它超越于细节，省略了过程，而只有过程和细节，才包纳了我们普通人的一切辛酸、屈辱及对快感的庞大体验；另一方面，它又要从它自身的需求出发，去“发现”可用于判断的细节，这种发现又往往具有双重性——首先是否定，毫无疑问，这当然残酷；紧接着的肯定也同样残酷，因为这种肯定同样意味着否定，因为在总结中，肯定只是陪衬。一大堆表彰的话语之后的一个“但”字说明了一切。否定是先在的。不能把肯定当成先在的，因为在总结门下，只有否定。总结自始至终都遵循新话原则。正是在这种近乎残忍的总结下，《少女之心》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现身。
米歇尔·福柯说过，性的放纵与上帝之死有极大的关系。他说：“正是‘放纵’发现了性与上帝之死系于同一体验。”考虑到福柯一向的精辟，他在此处的失言就是很令人失望的了。他显然忘记了，还有那么多的准上帝还活着哩。它们的寿命还长着哩，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一丝衰败的迹象。而我们是需要上帝的，哪怕是伏尔泰所说的人造的上帝。所以，真正的放纵要么在民间是偷偷摸摸的——比如《少女之心》曾经激起的暗中的、广泛的震动；要么就在高层人士那里明火执仗地进行——性快感的第二次分配，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也好，还是以理学的名义也罢，都促成了性快感上的特权阶层。这一点容后再说。
有一种变了形的特殊的分配方式——我把它称为性快感的租借方式——尤其值得提一提。这就是被大智大慧的中国古人列入三十六计的美人计。美人计起源于何时，我正等着考古学家拿出明确的证据来。不过，我们可以预先在这里说，武王伐纣之所以能成功，妲己的功劳至少在半数以上。关于这一点，连正统的司马迁也没有否认——去看看《史记》是怎么说的也许就明白了。这恐怕算得上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计了。西王母假充端庄，纣王不过是向她表达了一点想“入”非非的爱慕之情，就不惜以美人计来惩罚纣王。这一举动对纣王来说是美好的，可对人民来说就不那么美好了：纣王毕竟还暂时性地租借到了性快感，虽然他最后以江山付账；而死于妲己卖弄风情的比干，特别是那无数不知名的老百姓呢？我们都不记得了。总之，他们是君王胯下的牺牲品，他们是供奉君王性快感的牺牲。这一点想来不会有什么疑义了。周朝之所以能代商朝而起——据说那也是一次革命，革命的“革”被似是而非地当成周的先祖在局子里边搞出的一个卦象——的确得力于快感这块“方糖”的引领。至于越人用西施搞垮了吴国；王允用貂蝉弄死了董卓；王昭君听了汉家皇帝的话，睡了老单于又睡小单于；杨玉环不守妇道，跟了皇子又跟皇帝，并让大唐由盛而衰……则更给性快感的租借方式增添了光彩，加添了内涵——她们被一贯擅长意淫的文人们称为四大美人。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至少有一半是在床上进行的；革命本身在禁欲、贬欲的同时，早已天然地沾染了精液和白带。好笑的是，这也就是李敖满怀笑意提醒国民党高层人士时想说的话：你们大权在握，“牵一屌而动全身”，可要千万当心啊。宗教、理学、革命、各种禁欲学说，它们在推进历史按它们的旨意前进时，决不会吝啬快感。它们大方得很。它们有的是存货。
租借的内在含义是：那些东西我还要收回来。西施重归了范蠡，貂蝉回到了吕布怀抱，杨贵妃是被玄宗自己赐死马嵬坡的而不是别人，只有王昭君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实在让人有些遗憾。不过，租了人家的房子誓死不还也是人的本性，有借有还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你见过还荆州的刘玄德吗？这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内在原因，丝毫没有这大惊小怪的必要。
长期以来，《少女之心》被我们那些追求“清洁的精神”的人士们给普遍误解了。按照《太微仙君功过格》的看法，《少女之心》犯了“无量过”。其原因据《远色编》说就是：“夫淫为万恶首，今则不顾廉耻，乱用心思，撰此淫书，坏男女之人心，败天下之风俗，是自居首恶，并陷他人于首恶也。”《少女之心》，这个淫秽的文本，这个犯了“无量过”“陷他人于首恶”的文本，虽然一句也不曾提到革命，从头到尾只有赤裸裸的男欢女爱场面；但是，凡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其实都知道，它的背后恰恰是巨大的革命，只不过其尊容不让我们窥测罢了。革命有时候就拥有上帝的形象，它是无形的；就像上帝偶尔向摩西显露一下自己的真容——上帝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亚米加，我是初，我是终”——革命也会在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时，给我们抖抖它的威风。革命的威风无处不在。《少女之心》的重大含义恰恰是：老百姓可以以偷窃的方式，去破坏性快感的分配原则——既然分配到的定量，远远达不到果腹的程度。这也许就是“无量过”的现代含义吧。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破坏了分配原则，也会引起另一场革命呢？《少女之心》在来不及谈到这一点时就结束了，另外一个人却谈到了。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在写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时，有一个会心的描写。说的是“偏向虎山行战斗队”本来好好的，副队长卫东、卫彪两人却为了一个叫路喜儿的土匪后代闹起了分裂，两人大打出手后，卫彪败下阵来。卫东一人包揽了喜儿柔软、乳峰高耸的身体。卫彪一怒之下，转而成立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要和“偏向虎山行战斗队”对着干。性快感分配原则的破坏，引起了革命的质变，引起了对革命的重新思考，也引起了革命局势的大改变，这当然不是刘震云在开玩笑。想一想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引清人入关就行了。战斗队队长，一个叫赖和尚的家伙（他自称是一位“老革命”）十分恼火，把副队长卫东骂了个狗血淋头：“都是因为你，为一个小×，逼走了卫彪，让村里多了一个造反团。你看咋办吧？！”很显然，赖和尚尽管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却十分了解性快感的分配原则和革命形势的关系。一旦性快感的分配原则被打破，新的革命形势和方式就会出现，这的确是革命有意没收性、把性集中起来使用和再分配的最原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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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快感上的私有制注定会导致快感上的特权阶层。齐宣王坦率得很可爱，他对远道而来的孟子说：“寡人好色。”孟子为了说服齐宣王实施自己的王道主张，就因势利导：大王的这一爱好，与我们臣下是一样的啊。（《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想说而未说的话现在记在下面：拥有了各种特权的人，也就拥有了和老百姓不一样的性快感分配原则；你大王的好色，自然可以妻妾成群而不费吹灰之力，老百姓就只有“放死无匹”或来一道“怨女”“旷夫”的小菜了。
由孟德尔、摩尔根开创的现代遗传学派，从基因的微观角度证明了，男女出生的比数是一。这就从科学上验证了我已经说过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性快感的总量是一定的。但是，对快感的追逐，却让我们始终具有尽可能多地占有快感的脾气，这就给快感特权阶层的生成准备了巨大的、“合乎人性”的原因。需求总是产生理论的最大动力。在历史上，为快感特权阶层寻找他们可以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何其多样。且听《盐铁论》的分解：“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桓宽：《盐铁论》卷六）《盐铁论》对此基本上持默认的态度，虽然它也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说汉光武刘秀“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其潜台词不过是，在“寡人好色”的前提下，怨女旷夫的快感有否并不重要。在性快感的私有制里，特权阶层和普通百姓遵循着不同的分配原则——寡人先好色了之后，再分配给你们。所以才有“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墨子·辞过》），也才有襄公的“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管子·小匡》）……你说牛皮不牛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