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明代的外贸、货币及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的对外贸易，有官府控制的朝贡贸易以及私人进行的贸易。明初以朝贡贸易为主。但明中叶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等因素，朝贡贸易衰落，很多国家与明陆续中止了这种贸易。尽管如此，仍有些国家与明“通贡”。这类贸易，属于明朝的官方贸易，其对象也主要是外国的官府或一些冒充官府的外国商人。就有关的“通贡”贸易规定而言，“通贡”贸易是在各国“贡物”到达之日，“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67]。由此可以看出，“通贡”交易此外，外国使臣或商人还与民间进行交易。
明中叶以后，占主要地位的是私人海外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寸板片帆不许下海”[68]，但后来朝贡贸易日趋衰落，私人海外贸易就逐渐发展起来。海禁的正式取消是在隆庆年间，即“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贩东西二洋”[69]。与日本的贸易并未开禁，“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70]。对日贸易主要是私下进行的。明对外输出的主要是丝、丝织品和瓷器。
就货币而言，明初货币有钱和钞两种，至于金银，则严加禁止。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铜币变为一种辅助性货币，而宝钞逐渐被废弃，金也在交易中流通。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71]明中叶以后，白银确立货币的主要地位，是当时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由于白银的广泛使用，需要量也随之增加。除前代遗存和国内开采外，明还从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大量输入。菲律宾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把大量白银从其在美洲的殖民地运到这里，前往菲律宾经商的中国商人又把这些白银带到中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进行这种活动。为此，明还在漳州加征被称为“加增饷”的海关税。此外，铜币在当时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所需数量也很大，因此当时铜铸币很多。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就经济制度而言，明初，农民向封建国家负担的赋役以实物和力役为主。明中叶以后，实物税向货币税演化，力役向赋役归并，这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在匠户方面，明代分轮班和住坐两种，并以轮班匠为主。住坐匠大都附籍于京师及其附近，也就是在当地服役。轮班匠住在原籍，按其远近，轮流到指定地点服役。明中叶以后，轮班匠服役办法改为“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可免役，“不愿者，仍旧当班”。[72]之后不久，又有进一步规定说：“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抚按官督各州县官，各年征完类解，不许拖欠，年终造册类缴。”[73]从此，匠户力役完全变成了代役金制。明中叶以后，政府对农民和匠户的控制大大松弛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可以不受阻拦地到市场出卖劳动力了。对封建国家而言，他们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人，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他们已是可以自由雇佣的劳动者，这也正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明中叶以后，很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其中以丝织业、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最为明显。一般情况下，丝织业、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不与国家资源发生关系，而矿冶业所依靠的矿地或矿山所有权则属于国家。因而采出矿石以后，矿冶业要向政府上缴税四分之一，充作“官课”。明人王士性记载说：“每日义夫（即采矿之人，唯硐头任之）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74]
丝织业中存在着“领织制”，这是官办织染局为完成每年贡纳任务，而对部分民间工匠实行的一种办法。具体情况是，织染局将丝料分发给机户加工，然后回收缎匹；或者将所织缎匹的价银发给机户，由机户包织，然后回收缎匹。机户通过承包这种织造签派，“所司籍机户之贫富，分为上中二等，编排甲头，分派领织，勿使贪猾者蠹其间。”这种领织制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也有浓厚的封建徭役的性质，领织制下的机户，当时称为“织役”。[75]
明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用重征迭税进行经济掠夺。明钞关税吏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划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此外，又行巧立名色，肆算诛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加科罚。商额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者。少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狼藉，号哭水次，见者兴怜”，“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76]。又崇祯《蠡县志》载：该县集市面上，除课程钞之外，还有“义兵钱”、“月税”之类的杂税，这对工商业者来说不能不是沉重的负担。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者还用低价收购、借用、随意派索等办法剥削工商业者，对工商业者的活动还有形形色色的禁令。这些措施不断摧残着新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甚至逼得工商业者走投无路。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毕竟在明代缓慢发展着，展现着新社会的曙光。
九明代晚期封建剥削的加重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分封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为王。这些藩王到明中叶，对政治并没有影响，但却享有“食禄而不治事”的特权，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按“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而到万历三十二年“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77]。其耗费也颇惊人，当时的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曾上疏皇帝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乎其中乎！”[78]
除皇室外，明代功臣和外戚还多被封为公、侯、伯。起先“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79]，“多者百顷”。后因“勋臣庄佃，多倚威杆禁”，“复岁禄，归赐田于官”，标准是：“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80]此外还有“特恩”，“赐予无节”[81]。功臣和外戚经营店铺的也很多，对于国家严控的食盐也进行买卖。
明代寺院地主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佛、道两教的徒众可以免除或部分免除赋役。
明朝晚期，原有的经济制度遭到破坏，其中破坏最大的是万历时期皇帝派遣的税使、矿监对城镇居民的搜刮与掠夺。当时，这些税使、矿监打着征税和开矿的名义四出课敛诛求，“天下在在有之”，“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十六七矣”[82]。这样，造成政府税收大减，有些地区减少多达三成以上。
明晚期还加重了赋税剥削。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大学士申时行就说过：“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户部草料之类是也；有用不足而增者，若二部（按应为‘工部’）大炭之类是也。”[83]之后加派不断，抗倭援朝之役发生后有加派，播州之役爆发后有加派。尤其是明神宗晚年，为对付努尔哈赤的辽饷三次加派，对老百姓来说更是沉重负担。加派不断增多，导致全国赋税总额连续上升。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已经有人指出：“比来天下赋额，视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84]
除上述外，地方官的份外科派和赋税经手人员的勒索对人民也是不小的负担。
地方官的份外科派要者有二，一是条鞭外多取和加收的耗羡。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其死后仍继续推行，但地方官往往在定额此外，另外多收；或者对归并到一条鞭中的某种赋役重复征收；或者是在一条鞭外，再立“小条鞭”名目，增加刮取。所谓加收耗羡，是指征收白银或粮食等时以保管、运送、加工等过程中有损耗为名对纳税者的额外增收。据《明神宗实录》卷504载：“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州县粮羡至十取二三者”，其他地区情况大致差不多。
二是赋税经手人员的勒索，也就是具体办事人员对纳税者的敲诈。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万历十七年（1589年）御史林道楠讲到太监勒索时说：“供用库、酒醋局、内官监，乃苏松常嘉湖五府解纳白粮，额派二十万石有奇；虽不属臣监收，而兼管挂号，查核奸弊，臣有责焉。乃正耗此外，又要加耗，铺垫（即包装费）此外，又要加银，每一斛淋尖则多至斗余，每一石折罚则多至三斗；买御道有钱，遮拦门官有钱，大小呈样巡路探筒旗尉书办之勒取，家人兵番之吓诈，种种难以枚举……此白粮也，自彼处运至京师，率三石而至一石，至京上纳而复遭此无端之需索，若不设法禁止，受累何穷！”[85]
明晚期实际存在的赋税项目还不止以上这些，当时纳税人所承受的赋税负担是非常繁重的。
崇祯时期，明代赋税加派重到了极点，其主要的借口就是筹措军费。实际上，军费被军官们贪污了，每次政府设法筹集到的军饷也被军官们侵吞，军费在当时成了个无底洞。当时明朝兵连祸结，对内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实际支出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势必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当时因军费支出增加而增加的赋税共有三大项：一为辽饷的继续增加；二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剿饷之开征；三为练饷之开征。这三项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额。
为了保证赋税足额征收到手，政府对官吏征收赋税的情况进行严格的考察，并把完成情况列为升迁的重要依据。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官的贪污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制止的，这样军费筹措是必不可少的。严格赋税征收，是借以解决军费问题的办法，但人民不堪沉重赋税的负担，并因此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明王朝的统治。这个道理崇祯皇帝也是懂得的，为此，他曾想通过屯田去扩大财源，但所用非人，收不到理想的效果，也谈不上能代替赋税的加派、严征。经济问题解决不了，是明亡的原因之一，或者进而说是最根本的原因。
十满族兴起时的经济措施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满族兴起于我国今东北地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明朝时对满族采取安抚政策。根据明王朝规定，女真三部对明要“以时朝贡”。“朝贡”包含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内容。而明廷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86]，实际是把贡物当作赋税的。满族的贡品都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皮、人参、阿胶、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要给以抚赏，贡品要给予回赐，他们带来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市场上出售。
当时明在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从事商业交易。马市分官、私两种。官市是由官方经营，主要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私市是民间交易，主要是女真人等各族人民换取“食用之物”。当时明廷曾派官主持马市贸易，初期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后来发展到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对市场加以管理外，还征商税，称做“马市抽分”。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马市贸易不断扩大，马市增多，时间也渐不受限制，到明晚期几乎成了日市。
满族早期“唯知射猎，本不事耕稼”[87]，与汉人交往中，学会了农耕，发展起了农业。明对满族地区实行铁禁，这样阻碍了满族农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迫使满族发展自己的冶铁业。满族纺织等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商业交换也更加繁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职能也日益显著，于是，满族要求将明的上贡回赐物折成白银。有了银两，满族可以去购买任何商品，同时与周围各民族的经济加强了。
满族对明取得胜势之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立后金政权后，又开始铸币，称为“天命通宝”，又叫“天命汗钱”。后金政权内部还形成了奴隶主、奴隶、自由民三个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