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山西吕梁山区永宁州的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有一位四十四岁的中年读书人变卖家产好不容易凑够了一百两银子，要跋山涉水徒步走好几千里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人名叫于成龙。这次出远门不是去经商，也不是去旅游，而是要去做官——当县太爷。
原来于成龙早在二十二年前就考取了副榜贡生，这个“文凭”虽然比举人还低，但国家需要人才时，再经过考试就可以做官。这一批新任县令中，于成龙上任的地方最差，是广西柳州府的罗城县，不仅路途近万里，而且那里山险水恶，瘴疠甚多。于成龙在有关资料上获悉“北人居柳州，生还者十不一二。中州人官柳州，往往以生还为幸”。这里少数民族和汉人杂居，人口构成复杂。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清廷往这里派的县令已经被当地土司杀死一人，干不下去弃官逃走一人。后来人们一听说柳州，宁可做不成官，也不愿意去了。于成龙的家人和朋友也认为，此去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柳州这个地方。于成龙长叹一声，对他们说：“荒芜之地，皆国家之土。古人尚知义不辞难，成龙岂可知难而退！人生一场，老死何为？”于是主仆六人起程。全家人哭送数十里，于成龙与亲人挥泪而别。
谁知经过“万水千山”艰难的“万里长征”到达目的地后，这里的局面比原来预想到的更为严峻。县衙门只有三间旧草房，犹如一所农家小院，中间用土堆了个方台，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就是县太爷办公办案审堂的公案。由于生活艰难和治安混乱，县城逃离出境得只剩下六户贫苦人家。
于成龙上任后，面对如此状况，不追求所谓的政绩，不去追捕被逼为盗的饥民。他一方面深入“虎穴”招抚他们回乡安心生活，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上呈请求减轻百姓的徭役和苛捐杂税等负担的奏章。他首先带头取消了自己的“火耗”。所谓“火耗”是清朝初期，政府允许官员向地方加派少量银两，又叫做“养廉钱”。但于成龙认为“火耗”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坚决不受，要与全县百姓同甘共苦。这样，被逼为盗与被迫逃散的县民们纷纷返回家园，男耕女织安心劳作。县衙的权威也逐步被老百姓认可。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于成龙又在罗城县兴办学校，教化人民，使百姓知理守法，化欲于善。他还将全县无人抚养的鳏寡孤独老人请到一处，建立“养济院”由官府集中供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还很贫困的罗城县里，这一创举，没有悲天悯人之心和清廉之德是绝对办不到的。几年过后，罗城县内到处是庄稼，满山遍牛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族矛盾缓和了，官府与百姓融和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出现了。但于成龙一如既往，住在破房内，不设小灶，没有厨房，仍在案边吃和百姓一样的粗茶淡饭。罗城百姓越来越爱戴他，每天早晨总有人来问他是否缺柴少米，并尽力给予周济。当有人见他生活窘迫凑钱送他时，他总是笑着说：“我一个人能用多少，拿回去孝敬了你们的父母，我就很感激你们了。”每户人家都觉得于县令是自己家的知心人，甚至不称他县太爷而用当地的土语叫他为“阿爷”。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都愿意与“阿爷”商量。康熙六年（1667），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市）知州，罗城百姓听说阿爷要走，送别的人们遮道号哭：“阿爷离去，我们没青天了！”成群的人们徒步把他送了几百里，人们知道他身上的钱不多，不足到达合州，就热心地资助他，才使他有了能到合州去的路费。
合州地处蜀道难行的大巴山区，比罗城的条件好不了多少，但嘉陵江流经这里，是水陆交通要道，过往的高官要员多，向地方索要财物的也很多。几任知府为了讨好上司都将负担施加于民。于成龙刚到任所，便接到知府要鱼要虾的小纸条子。于成龙以正面文书回复知府：“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及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他不但没有阿谀逢迎上司，反而对上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请求减除合州百姓正赋之外的摊派。该知府也算得上是一位比较贤明之官，接到于成龙的回书后，深自引咎，不仅没有给于成龙小鞋穿，更没有摘他的乌纱帽，反而支持了于成龙，裁减了十项对合州的不合理摊派。
按照当时的规矩，州官出门有浩大威严的仪仗队伍，有人鸣锣开道，有人举旗抬轿，有人持刀护卫，好不威风气派。但于成龙认为，不仅这套人马的开支很大，而且毫无意义，只能吓唬百姓，与民隔阂，使民生厌。于是他出门办公务时从不带“仪仗队”，只骑一匹不能耕田的老马，带一两名随从，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体察民情，与民相和。
有一个刁民叫王大元，凭着自己有点拳术，纠集一伙无赖，整天干一些欺男霸女的勾当。三十多岁的寡妇刘素珍，有几分姿色，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破房子里垦田过日子。王大元闯入其家，要霸占刘素珍，如要不从，就讹房田是他家的，要将母子赶出家门。刘素珍被逼无奈，想上吊一死了之，但又扔不下两个孩子。正在树下徘徊之时，有一个骑着瘦马的老者向她走来。此人便是州官于成龙。问明了情况，于成龙立即派人将王大元擒拿，查明他的所有罪行后，没收其家产归还被其讹诈之户，又将写有他所犯罪状的木牌挂在他脖子上，让衙役牵着他整日敲锣挨村游斗。这样震慑了所有的地痞恶棍，使善良百姓过上了平安的日子。
于成龙任合州知州各项工作大有起色，贤名大振，之后又任湖北黄州府（今湖北省黄岗市）同知、太守。官职虽然越做越大，但亲身微服私访、亲临现场办案、亲自撰写批阅公文的习惯一直没有变。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二更（凌晨一两点）。有一次，他实在坚持不住了，眼前发黑，嗓子一咸，一股热血从口中喷涌而出，染红了公案上的一堆白简。仆役急忙把他扶到卧榻，收拾带血的白简准备扔掉。于成龙摆手道：“哀吾民生之多艰，一页白简一片血汗，不可因本府一时呕血而弃之。”
有一段时间，黄州府的山区中猛虎白日横行吃人。更为奇特的是老虎夜晚行至民宅窗门前模仿人的咳嗽声，哄人出门查看，将人噙走吞食。一些刁民乘机装虎害人，有的到民宅绑人抢劫，有的在深山捆人贩卖，还有的男扮女装以乞讨为名，入室抢劫和奸淫妇女。如此恶劣治安形势，县乡官吏唯恐影响自己政绩，一直隐而不报，以为能将高高在上的于成龙蒙在鼓中。没想到于成龙竟抱病入山私访，查出不少案情，在惩治罪犯的同时，严厉告诫那些瞒报的官吏：“一己之功名事小，百姓受残害、地方被扰乱事大。天理良心，安可以一己功名竟置百姓地方于不问也？”为了百姓之安危，于成龙对这些官员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处分。
不久于成龙被湖北巡抚张朝珍推荐为“卓异”，并被重用为武昌知府。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由武昌知府升任为福建按察使。赴任上船前，他让人买了几十斤萝卜放在船上。随员们问他：“于大人，买这么多萝卜干什么？”他说：“此去水路很远，这是咱们一路的饭食呀！”随员们很惊讶，继而更钦佩于成龙，他们深知于成龙做官为民正是从自己艰苦节俭的小事上做起的。
当时的台湾由郑成功的后人占据，一直与清廷对峙。为了避免百姓与台湾郑氏往来，朝廷下了禁海令，任何船只如有下海，就要正法。但当地居民大多以捕鱼和海上贸易为生。于成龙到任时因通海获罪的有几千人，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还有几十人要即刻问斩。于成龙多次请求福建康王释放这些人未果。总督和巡抚也责备于成龙不立即将这些人处决。于成龙冒着杀头之祸，将这些人请到厅堂饱食一顿后全部释放了。这些无辜的“死囚”获释时，向于成龙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总督和巡抚非常恼怒，要上疏奏请判决于成龙私放死囚的死罪。于成龙向康亲王说：“吾私释死囚，死而有辜，以有辜之死，换无辜之戮，成龙死而瞑目。”于成龙与这些人非亲非故，他们中也没有值得巴结的权贵之戚，冒死解救这些“草民”，完全出于慈悲之心和爱民之德。这些“死囚”获释后，在福建沿海引起轩然大波，百姓更加拥护大清，坚决不服从“台独”势力。康亲王与总督巡抚也受到感动，不再加罪于于成龙，反而更加信任他了。
康熙十九年（1680），直隶（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大饥。于成龙受命于危难之际，升任直隶巡抚。当时的情况是枯草与树枝都被饥民吃掉，山之为光，树之为秃。仅口北一带每天都要饿死几十人。于成龙寻思：当地粮仓尚有库存，按规定开仓放粮需皇帝批准，但正规程序，从上疏请示到圣批，最少也需一个月，到时全省不知又要饿死多少人。于是他又一次甘冒杀头之罪，先赈后奏，下令“开仓放粮”。于成龙施赈后，才给康熙帝上疏，详细说明之所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原因。康熙帝不但没有责备于成龙，反而对他灵活处置为国解忧的措施大为嘉奖。这一年，直隶的饥民得到赈济后，没有再饿死人，从而避免了“民变动乱”等突发事件。
赌博对社会的危害巨大，不必细说，这种活动不亚于吸毒，是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于成龙对赌博非常痛恨，他任直隶巡抚时专门颁布了《严禁赌博谕》，除陈述其造成的危害外，还规定首告赌博者，将赏给没收赌徒之赌钱一半；同赌人自首不但不究罪，而且有赏。于是人们纷纷举报；赌输的人也出头露面，奋起告发，不但可不付赌债，还能领到赏钱。这样动员民众以毒攻毒，对当时禁赌非常有效。另外，当时社会风气败坏，有些娼妓大摇大摆出入衙门。官员不加禁止，而且留宿狂淫。有的衙役为了宿嫖妓女，不仅勒索于民，而且侵吞库银。虽然当时的法律没有禁娼，但于成龙为了铲除这一伤风败俗之恶习，净化衙门之风气，又发布了《驱逐流娼檄》，对嫖娼之官吏一律严处，对所有流娼尽数驱逐。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在故居懋勤殿亲自召见了于成龙，表彰他为“天下第一廉吏”，并赏赐白银、良马、御制诗等。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于成龙由保定动身，身着便服，骑毛驴不声不响回原籍山西吕梁山区方山县来堡村葬母。二十年前变卖家产外出当县令，二十年后身居巡抚大员两袖清风还故里。康熙帝深知他没有私蓄，葬母困难，专门赐他数百两白银，以资尽孝。
葬母完毕，于成龙又被提升为两江总督，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上任那天，三省的省府两级官员共几百人一大早就到南京城外恭恭敬敬地迎候，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还没见到新任总督大人的影子。正当人们议论是不是把日期搞错时，府里有人快马来报：总督大人便装单骑，只带一名随从，一路走访老百姓，现在已经进府了。在场的百官顿时惊慌失措，急忙回府，设宴为于成龙接风。于成龙笑着说：“你们用不着上什么好饭菜，最好用‘鱼壳’来招待我。”原来，“鱼壳”并不是一道名菜，而是于成龙刚刚在路上走访百姓时得知的一个武艺非凡、罪恶累累的大盗。负责刑狱的按察使不敢怠慢，立即用重金招募壮士要将“鱼壳”捉拿归案。当天晚上，于成龙正在寝室内的灯下看书，忽然听到梁上嗒嗒有声，便从容问道：“梁上君子何人也？”对方边往下跳边回答：“我就是你要吃的‘鱼壳’。”于成龙将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然后两眼威严地盯着他说：“我的头在此，任你取走吧！”谁知鱼壳却说：“我本来就是来取你的头的，但现在怕你那双眼睛，动弹不得了。”说着手中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下。于是于成龙叫人拿来酒菜，让鱼壳一醉方休，第二天将其斩首于西市。
作为一品大员的于成龙，在富庶的江南任总督，生活照样非常清苦，每日食的是粗粮、青菜，所以江南人称他为“于青菜”。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积劳成疾，病故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八岁。二十三年后，康熙再一次南巡，仍然听到江南人民在赞颂于成龙，便挥笔写道：“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以示对于成龙的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