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太宗设宴招待群臣时说：“魏征经常进纳忠谏，纠正朕的过失，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接着又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相比，谁更贤能？”有位叫岑文本的大臣说：“诸葛亮才兼将相，非魏征可比。”太宗说：“魏征行仁义，辅佐朕，要使朕成为像尧舜一样的明君，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比不上魏征。”当时，全国各地来上书的人很多，有的不符合事实，太宗很厌烦，欲加以谴责和不予理睬。魏征说：“古人专门立谤木，让人来骂，目的是要听到自己的过失。上书，可以说是谤书的遗风。陛下要知道得失，应当允许他们尽情陈述。说得对，对朝廷有益；不对，也无损朝政。”太宗很高兴，对上书者，都一一加以安抚，并给予适当的安置。
贞观十七年（643），六十三岁的魏征病重去世，他一生节俭，不谋私利，不置产业。太宗亲临魏征家去吊唁、失声痛哭时，见他家竟然连个正规的卧室客厅都没有。太宗下诏，罢朝五天，内外百官早朝集会都去吊唁，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葬于太宗的昭陵。为了尊重魏征生前的节俭品德，太宗安葬魏征只用了素车和白布帷，连茅草束扎的殉葬车马等物都没有用。安葬了魏征后，唐太宗上朝时情真意切地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了，朕于是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爱民如子的狄仁杰
唐朝垂拱四年(688)，也就是武则天临朝听政的第五年，越王李贞不满武则天篡权，在豫州（今河南省洛阳一带）起兵反抗。因力量过于悬殊，越王李贞战败。武则天非常恼火，下令严惩跟随越王造反的人。定为死罪要被砍头灭族的有六七百家共数千人，另外籍没官府充当奴婢的女眷还有五千多人。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前去执行对这些叛逆分子的法办，并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狄仁杰来到豫州后，首先收缴了他们的兵械，又经过细心察访后查明，这六百多家、七八千人原来都是普普通通老实本分的百姓。只不过是在地方之主李贞的裹胁下被迫卷入造反行动的，他们并不是要诚心作乱，充其量是受牵连者。狄仁杰不忍心让这些可怜的百姓冤死于刀下，于是将此情况迅速密奏武则天，请求对他们宽赦：为了获得民心不要杀戮太多，也不要让女眷去当奴婢使他们妻离子散。武则天同意了狄仁杰的奏请，改判他们发配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当这些衣衫褴褛、携儿带女、疲惫不堪的囚犯们经过宁州（今甘肃省宁县）时，当地的父老一拥而上，告诉他们是狄公救了他们，不然早成为刀下之鬼后，囚犯们跪拜在狄仁杰的牌位前，整整痛哭流涕了三天才又继续北上。到了丰州，囚犯们又为狄仁杰立了德政碑，以颂救命之恩。
还有一次，狄仁杰跟随唐高宗李治到楼烦郡（今山西省娄烦县）去巡视隋炀帝建的汾阳宫，路经并州（今太原市）时，皇帝的车队必须从妒女祠路过。因传说穿戴华丽的人们经过妒女祠会遭风雷之灾，于是并州长史李冲玄强征来数万民夫肩挑手挖大动土方，占用耕地来另修道路，以让高宗避开妒女祠而行。狄仁杰对这种听信迷信、劳民伤产、影响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举动非常气愤。他对李冲玄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威力无比，风伯清扫尘土，雨师洒扫道路，何以要回避妒女啊！赶快让征来的民夫百姓回家去种田！”为此，并州百姓拍手叫好。高宗也赞赏狄仁杰有胆有识，称赞他说：“真是大丈夫啊！”
狄仁杰任豫州刺史时，宰相张光辅自恃讨伐越王叛乱有功，纵容部下在豫州抢劫钱财、危害百姓，甚至杀人领赏。狄仁杰竭力进行制止和指责。张光辅恼羞成怒，责问狄仁杰：“你一个小小的州官，竟然敢管到我宰相兼元帅头上了，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狄仁杰理直气壮地抗辩说：“以前在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是你带兵平定了战乱。但你放任部下抢掠百姓，滥杀无辜，使豫州仍然处于战乱状态。那岂不是灭了一个越王，又出现了成百个越王吗？我小小州官的职责就是维护这里的社会秩序，我若有尚方宝剑，先杀你再殉职也在所不惜！”狄仁杰义正词严，使张光辅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管束部下使抢劫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因为狄仁杰大丢了他的面子，回京后挟恨报复，向皇上诬告狄仁杰“傲慢不逊，侮辱上官”，狄仁杰因此被降职为复州（今湖北省仙桃、天门、监利一带）刺史。但豫州百姓非常感激狄仁杰不畏强势，爱民如子，使他们免遭劫掠之灾的恩德。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狄仁杰第二次做了宰相，第二年也就是圣历元年，东突厥侵犯河北一带，攻占了定州、赵州（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一带）等地。武则天命狄仁杰率十万大军前去征讨，东突厥抵挡不住，逃回大漠以北。定州百姓因东突厥占领时沦为属民，因此惶恐不安，生怕以“降敌”罪名又被官军杀害，只好拖家带口逃匿到山谷之中，官军所到之处杳无人烟。狄仁杰立即上奏朝廷说：“当年董卓之乱，汉室动荡，董卓已杀，而部众也被大肆屠杀，所以发生更大变乱，以至危及朝堂。广大百姓，情危事迫，如同犬羊，只图留条性命，为被迫胁从。现负罪出没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生暴乱。希望能特赦他们，不加问罪。”武则天下诏准许。
狄仁杰就是这样为官一生，真心爱民如子，处处呵护百姓。早在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狄仁杰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两万件案子。他秉公执法，为官清明，审理出不少冤假错案，都为其平反昭雪；也追查出不少漏网的真凶罪犯，一一绳之以法。
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如清人佚名的公案小说《狄公案》。狄仁杰善于断疑狱，勇于击奸佞的故事甚至远播海外，闻名世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还编写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如今，有关狄仁杰的各种影视剧热播很受观众的喜爱。
狄仁杰，隋大业三年（607）生于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直宰相和清官廉吏，他对百姓恩爱有加，又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善于施政、善谏君过，有一股以正压邪的凛然气概。在武则天时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他做了许多顺民心、安国基的好事，堪称唐代忠心的功臣。
唐高宗执政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是朝中的一名奸臣，他依仗皇帝的宠爱，在朝横行霸道，仗势欺人，大臣们谁都怕他。只有狄仁杰敢上奏弹劾王本立，要求予以处罚，但唐高宗却下诏宽恕王本立。狄仁杰不除恶人誓不休，再次上奏说：“只有惩治坏人，才能儆诫群臣。如果陛下一定要宽恕王本立，而违反国家的法度，那么就先把臣流放到荒野之地，以警告对陛下的忠贞之士。”最后高宗终于采纳了狄仁杰这位忠臣的恳切之言，按律处罚了王本立。满朝大臣都很佩服狄仁杰的勇气和胆略，更加对他肃然起敬。
一天，唐高宗得到报告，说是守卫昭陵的将军权善才和范怀义两人居然把唐太宗李世民陵内的一棵大柏树砍了。高宗素来恪守孝道，听后泪流不止，十分愤怒，立即召来大理丞相狄仁杰，命他把这两人杀掉。狄仁杰听后，边劝高宗节哀，边进言说：“陛下既要臣审理此案，臣只能依法行事。按照法律规定，此二人还够不上死罪。只能削职为民。”高宗发怒说：“你这是要我成为不孝之子，必须得杀掉他俩！”狄仁杰沉声道：“自古以来顶撞皇上多是没有好下场的。但臣庆幸生在大唐这样的明君纳谏时代。汉朝时有人盗取了高祖刘邦庙内的玉环，文帝要灭杀他的家族。审案的张释之当庭劝文帝说：‘按法律不以灭族。假如今后有人在长陵取一抔土，又该怎样处治他呢？’于是按罪处刑。如今陛下之法已公开张挂在宫门的两边，明明二将军误砍皇陵柏树不够死罪，如果国家法律不能严格执行，天下臣民如何能服，国家又如何能治理好呢？”高宗听了怒意缓解，就免除了权善才和范怀义的死罪。
武则天当了皇帝后，有一天召见狄仁杰说：“听说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但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人是谁吗？”狄仁杰说：“别人说我不好，如果确是我的过错，我应该改正；如果陛下已经弄清楚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并不想知道。让我们以后和睦相处吧。”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器量大，更加赏识他。
武则天原先很重用奸贼来俊臣。来俊臣嫉妒狄仁杰，诬告他谋反，把狄仁杰打进了大牢。来俊臣对他刑讯逼供，还诱骗他说：“只要你招认了，就可以免除你的死罪。”狄仁杰坦然地说：“现在是太后建立的周朝，什么事都重新开始。要我招，我是唐朝的旧臣，这是事实，理应被杀。”来俊臣手下的另一个官员王德寿偷偷告诉狄仁杰说：“只要你再供出别人来，不但不杀，还可以让你再做官。”狄仁杰听了气得用头猛撞监牢的柱子，撞得血流满面，愤恨地说：“上有天，下有地，叫我狄仁杰干这等事，打死我也干不出来。”王德寿害怕了，连忙劝住狄仁杰。来俊臣根据逼供的材料，胡乱定了狄仁杰的死罪。狄仁杰趁监守松弛，将写有冤情的书信藏在绵衣中，用好话对狱吏说：“天气热了，请将棉衣交给我的家人，将里面的棉絮拆去。”
狄仁杰的儿子拆开棉衣，发现父亲写的申诉状，就立即设法送给武则天。武则天看了申诉状后，就下令把狄仁杰从监牢里放出来，并召见他说：“你既然申诉冤枉，为什么还承认犯了死罪呢？”狄仁杰说：“要是我不承认，早被他们拷打死了。”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死罪，但还是撤了他的宰相职务，直到来俊臣被杀，才又把狄仁杰请回来重新做了宰相，并对他更加信任。
武则天称帝后，一直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她的两个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煽动说：“大周是咱姓武的天下，自古天子没有外姓人继承的。”意在要当太子，继承皇位。当时武则天的儿子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流放在外。武则天为之犹疑不定，就问狄仁杰。狄仁杰奉劝武则天：“太宗皇帝南征北战，打下大唐江山，希望代代相传。高宗驾崩前，又将皇子托付于陛下。况且，母亲与儿子总比姑妈与侄儿亲。您的儿子李显当了太子，您千秋万岁后可以配食太庙；若立侄子为太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儿祭拜姑母于太庙的。”
武则天经过再三考虑，最终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李唐王朝后来又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