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有一个坚定的看法，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一种文化可以长盛不衰。他认为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方式，因此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分析的思维方式，因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文化垄断世界已达数百年之久，社会和自然问题成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济其穷者必然是而且只有东方文化”。对此，我一直理解不了。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在东方悄悄地从贫瘠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迷你型国家不丹升起了。早在1970年，不丹就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概念，并且用它作为衡量国家发展进步的指标，而没有“和国际接轨”，用GDP这个指标。四十年于兹，不丹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式发展，把这个一般人必须用指头在地图上仔细查找才能发现的小国建设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世外桃源，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纷纷取经、效法，大有“领导世界新潮流”之势。如此看来，季先生没有说错，他只是没有想到会是不丹罢了。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面积仅四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仅一百七十多万，十足的“迷你型”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小，而且落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还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阶段。假设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会如何设计国家的未来？恐怕首先会想到发展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大量开办工厂。然而，不丹人却走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路，一条日后引领世界潮流的新路。1970年，当时的国王旺楚克提出了一个世界各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能想到的概念，即国民幸福总值，即GNH，以此取代GDP，作为衡量该国发展状况的指标。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不丹不汲汲于眼前的收入，没有饮鸩止渴地开办高污染工厂，而是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有无烟工业美誉的旅游业。但旅游业也会破坏环境，这在我国各旅游地表现得十分明显。不丹人坚决限制入境游客的人数，每年不超过六千人。1999年，政府还宣布该国为无塑料国家。不丹因此得以保持处女地般的自然风貌，原始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亚洲第一。而在这四十年里，许多国家的原始森林在发展中被无情地砍伐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感慨：“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这个话一定发自肺腑。我们的祖先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这种生活经历深深地刻在人类的基因中，以致今天久居闹市的人会产生莫名其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感，由此生出各种各样的病症来，而一旦见到久违了的故乡，其干涸的心灵当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抚慰，那个深埋在基因中的原始记忆也会被唤醒。我常常想，现在为GDP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人们，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现，想要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青山绿水而不可得，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也不可得，喝一口甘甜的清泉也不可得，都必须万里迢迢赶到不丹去，那么，不丹还会为口袋里没有美元、欧元、人民币，或者联合国特别提款权而发愁吗？何况，不丹还有十分丰富的水利资源。目前，仅向印度输出电力就可赚取该国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水力发电一般不破坏自然环境。不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发展，也许一时速度慢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发展。近十多年来，不丹的平均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六点五。这是一个不低的速度。据联合国有关机构2003年的统计，不丹已经属于中等发展中国家。
人类的幸福不仅依赖自然环境，还依赖社会环境。不丹在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社会平等。旅客们发现，在这个国家见不到豪宅，也见不到贫民窟。他们还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出门一般都不锁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直是我们赞美和向往的美好情景，我们期盼而没有做到的，不丹人做到了。什么叫祥和？这就是祥和。因为贫富差距小，你有房子住，我的房子也不错，你能在家里上网，我也能够，大家彼此彼此，人的心就很平静、平和，不那么浮躁，更不那么疯狂。又因为医疗和教育都免费，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心里踏实。平和与踏实本身都是幸福感，更何况生活在纯净、宁静、安全的环境里呢？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搞了一个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结果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排名第十七。也许，这个数字有些抽象，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数字：在欧美留学的不丹学生学成后回国工作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世界上，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回国率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如果这些留学生对本国生活不满意，他们为什么不留在欧美淘金，都要如倦鸟归林般纷纷回到这个高原小国去呢？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丹模式。谁说只有大国才能创造模式？然而，不丹模式能复制吗？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比如不丹没有军队，自己不生产武器，也不进口武器。这一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就做不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避不开利益冲突，即使没有国内的利益冲突，也躲不开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而冲突的最高形态就是战争，战争就要军队，要武器。今日俄罗斯和日本为四个小岛争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作了军事方面的部署，他们当然不能没有武器和军队。然而，一些小国却可以避开利益冲突，著名的有欧洲的瑞士。
尽管不能完全复制，但汲取其思想精华，来重新检验和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发展指数等等的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并采用了人类发展指数，去衡量成员国的发展状况，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类似统计也层出不穷。我国社会科学院也作了这样的尝试。我国的“十二五”计划的重点是民生，关注点也是人民的幸福。我国许多省份都在各自的发展计划中把国民幸福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不丹模式正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得到推广。
不丹把国民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参照系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幸福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江苏华西村前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是一个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个农民政治家、农民思想家。他说过，幸福有三个条件：富裕的物质、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精神。这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庄子不愿意为物所役，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但他饿得脖子老长，常常要到邻居家去借粮食，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达到了逍遥状态。总之，人要幸福，一个物质，一个精神，二者不可偏废。不丹就是两者兼顾的。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不丹拔了头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或许，南亚次大陆的居民喜欢冥想，有进行哲学思维的文化传统，对于哲学上的所谓终极关怀一类问题比较有兴趣，想问题能够从根子上想起。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没日没夜地冥想，最后豁然开朗，睹明星而悟道的。不丹这个曾经留学印度和英国的现代国王旺楚克也有这样的秉性，他就能想到“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通过这个发现，他与古印度的苦行僧一派划清了界线，也与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划清了界线。他坚定地把政府施政的目标定位在国民幸福之上。在他的头脑里，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是泾渭分明的。而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误将手段当作了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发展就是目标。于是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了。
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发展模式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济其穷者”从面积只及我国一个中等省份五分之一左右，而人口仅只相当于我国一个小县的山坡上崛起，并走向了世界。我们不必有什么失落感。地球之上，日光之下，不管什么地方出了好东西，我们都应当高兴，都应当高高兴兴地拿来，为我所用，将其变成我的营养，坚定不移地将国民的幸福当做我们的施政目标。
（选自《书屋》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