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代表帕斯捷尔纳克到《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去了解对小说的处理意见。奥莉娅当年在那里工作过，与上上下下的人员都很熟。回答是：小说太长，杂志无法全文发表，可能选载几章。
《旗》杂志主编柯热夫尼科夫原是在国立高等文学训练班的同学，他答应先发表几首诗。
时间一天天过去，可是一直没有下文。
安乐窝
1956年，奥莉娅在帕斯捷尔纳克别墅的附近也租到一个小别墅。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已经66岁，奥莉娅44岁。他们除了各自的家之外又有了一个安乐窝。这个窝——面积不大，可是奥莉娅将它布置得舒舒服服。天蓝色的墙纸，漂亮的窗帘和床罩，小小的写字台上放着打字机，花瓶里总有鲜花吐泻芬芳，新的台灯散发的光热给人以温暖的感受。帕斯捷尔纳克经常到这里来，有时住在这里。他们两人重又生活在半公开的幸福之中。
经过多年的沉默，出版社准备给帕斯捷尔纳克出一本诗集。
奥莉娅帮助他搜集早期零散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作品。他决定为这本诗集写一篇序，即后来作为自传发表的《人与事》。可惜，这本诗集在他生前并未能问世。
在这段时间里，奥莉娅堪称是帕斯捷尔纳克工作中的主要助手。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也帮助奥莉娅修改她的译文。她翻译了泰戈尔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为她润色。当泰戈尔诗选译本问世时，她喜出望外，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和她的名字第一次印在同一本书上。
有一天，奥莉娅去艺术出版社联系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诗剧一事。回来后，她向帕斯捷尔纳克讲述一天奔波的情况和办事的印象。她盘腿坐在沙发床上，怀里放着外婆留给她的一串散落的项链，紫红色的石榴石闪闪发光，她一边讲话一边穿串珠。
帕斯捷尔纳克坐在写字台的一角，似乎根本没认真听。她停住时，他忽然对奥莉娅说：“你听听我写的这首诗。”接着，他用低沉喑哑充满深情的声音吟咏道
娇女，平素你文文静静，
现在，烈火一团，烈焰升腾。
我要把你的美紧紧锁住，
锁在诗的昏暗闺房之中。
你瞧，灯伞透露的亮光
改变了斗室的造型，
还有墙壁，还有窗棂，
还有我们的形象与身影。
你像个土耳其女人
盘腿坐在沙发床上。
无论在光亮下，还是在黑暗中
你总像孩子般信口雌黄。
你在沉思，用小细绳儿把落在
衣裙上的项链珠子串了起来。
你的神色太悲戚了，你的话
不加修饰，讲得过于直率。
你说得对，爱情——这个词汇庸俗不堪。
我会想出另外一种名称语言。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整个世界，
把所有的话，都修改一遍。
难道你那阴沉的模样
能够表达你那情感的矿藏？
能够揭示在暗中闪烁的矿石心脏？
那你又何必让眼睛充满忧伤？
“爱情——这个词汇庸俗不堪”是帕斯捷尔纳克借用席勒的句子。席勒在《致K……》的诗中这样说：“有个词汇被用得庸俗不堪了……”那首诗由帕斯捷尔纳克从德文译成俄文。显然这首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这首诗饱含温存的情感，尤其是最后四行，不仅表达得美，而且深。它变成了一首优美的、颂扬人的真情的抒情诗。帕斯捷尔纳克在赠给奥莉娅的一本书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奥柳莎，第69页上的诗，写的是你。”这首诗，在苏联发表时，有时无题。
爱情和幽会使帕斯捷尔纳克产生了不少感情充沛的诗句，离别和悔恨同样也使他写出感人的诗篇。有一天早晨奥莉娅在自己的桌上看到他留给她的一首诗，是用铅笔写的：
几点了？漆黑。大约，半夜三点。
我，今夜呀，大概又无法把眼皮合上。
拂晓前，牧童在村里抽响了鞭子。
寒气侵袭着通向院落的窗。
我一个人。
不对，还有你，
像白皙的躯体，透明的波浪，
守护在我的身旁。
从此，帕斯捷尔纳克不仅在大别墅接待客人，有时也在小别墅招待来宾。来访者中有文艺界朋友，也有爱好文学的青年。奥莉娅享受着安谧的日子，她觉得他们好像是生活在没有止境的节日里。
帕斯捷尔纳克从别墅去莫斯科的次数少多了，他把自己的创作后的事务工作全部交给奥莉娅办理。每到星期天，奥莉娅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小别墅玩一天。如果奥莉娅有事进城，回到波塔波夫胡同的家中，那么到了晚上4时，那里的电话绝不许别人动用。电话铃一响，便可以听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声音。奥莉娅满足于有了一个家，海上的轮船有了停泊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季娜伊达不断听到一些女友告诉她：帕斯捷尔纳克有外遇，另有安乐窝，对她不忠。她说，她知道他的行踪。
女友们奇怪的是季娜伊达为什么不过问奥莉娅插足的事。季娜伊达觉得自己已经年迈，想过安稳的日子，觉得帕斯捷尔纳克能对自己体贴恩爱，也就足够了，所以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她当时也不必为家中经济来源犯愁。帕斯捷尔纳克的稿费比较丰厚，虽然小说、诗集不予出版，但剧场上演他翻译的戏，每场戏票收入的6％付给译者。帕斯捷尔纳克将这笔收入全部存入季娜伊达的存折，作为家庭开销。
送上断头台
1956年5月，莫斯科对外广播时用意大利文报道了一条消息，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小说《日瓦戈医生》，同时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并声称该书即将出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部有一位意共党员德安捷洛在那里工作。除本职之外，他还兼任意大利最大一家出版商——费里蒂涅里的驻苏代理人。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很感兴趣。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他登门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
德安捷洛年轻英俊，举止文雅，说话客气，还有个博士头衔，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在莫斯科已经工作了两个月，用不够熟练的俄语自我介绍说，他受费里蒂涅里的委托，留心苏联文学新作，选择优秀作品在意大利翻译出版。费里蒂涅里和他一样都是意共党员。他说他很想读一读《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在犹豫——是否将《日瓦戈医生》原稿交给这位意大利人？倘若他选中了，首先在国外发表是否合适？也许他考虑到这位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人和他代表的出版商都是意共党员，而苏联报刊与电台又都正式传递了《日瓦戈医生》将要面世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把原稿交给外国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德·安捷洛带着打印稿告别时，帕斯捷尔纳克风趣地说：
“您让我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成了预言。
外宾走后，季娜伊达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做得不妥。帕斯捷尔纳克安慰季娜伊达说，只让他读一读，再说，国内关于这本书已经有了报导，问题不大。他虽然这么安慰妻子，但心中也犯嘀咕。
帕斯捷尔纳克又把德·安捷洛索稿一事告诉了奥莉娅，饱尝铁窗滋味的奥莉娅立刻意识到情况凶多吉少。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太书呆子气了！想到自己受审时，追查的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如今，他居然把小说的原稿交给了外国人，可能会招来新的麻烦。
奥莉娅在文学界有很多熟人，她四处找人商量。最后，经过柯热夫尼科夫的介绍，她找到了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波利卡尔波夫的意见是：《日瓦戈医生》必须首先在国内出版，然后才可以在国外问世。因此，无论如何要把原稿从意大利人手中要回来。波利卡尔波夫还主动出了个主意，让帕斯捷尔纳克与国家文学出版社谈一谈，看看他们能否出版。他当着奥莉娅的面给文学出版社社长科托夫挂了电话，请他协助。
过了不久，科托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社长接受了这部书稿。他还赞扬这是一部好作品，可能需要做些删节。
1957年元旦过后不久，1月7日，国家文学出版社与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合同。主编普季科夫带着责任编辑斯塔罗斯金亲自来到彼列捷尔金诺与帕斯捷尔纳克商谈出书时间以及修改意见。
2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写信给意大利费里蒂涅里要求对方等到《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用俄文面世以后，即过了9月，再在米兰出版意文译本。
7月10日，费里蒂涅里给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苏联出版社9月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前，我们不会出版该书，特以此函证明。”
同一个月，正在编辑加工的《日瓦戈医生》突然在苏联搁浅。
这是上级的命令，原因不详。
与此同时苏联作家协会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让帕斯捷尔纳克亲自写信，向费里蒂涅里索回小说的原稿，都未成功。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苏尔科夫率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向有关方面交涉，想要回原稿，也未成功。费里蒂涅里的态度很明确，也很硬，他不同意退还原稿。他说，即使这是犯罪行为，他也认了。他不相信在当时情况下该书能在苏联出版。他说，他不能对人类隐瞒这部杰作，如果隐瞒了，就等于犯了更大的罪。
苏联想通过党的关系把《日瓦戈医生》原稿追回来。为此找到了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但是费里蒂涅里一口拒绝，甚至表示，即使让他退党，他也要出版这部小说。他说到做到了，他真的退了党。后来不知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这位费里蒂涅里遭到了暗杀。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有了回信：以主编西蒙诺夫为首，另有费定等4位编委联名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退稿信。该信很长，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作品。
1957年春，帕斯捷尔纳克患关节炎，住进医院。病痛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入睡。但他一直关心小说出版的事宜。他希望《日瓦戈医生》能够早日在国内公开发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行，不能让它被人遗忘。他还表示，他不会随便修改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