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倾慕逐渐为日常家务所代替，卢里耶不喜欢干琐碎的家务，刚烈的性格也越来越控制不住。这一点连朋友们都感觉出来了。契尔尼亚克夫妇是他们家中的常客。
他们喜欢卢里耶，认为她长相出众，才华惊人，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聪明、最敏感、最有魅力的女性”。她的事业心强，但不会理家，妒心太重。她妒嫉帕斯捷尔纳克与女人的亲近，甚至妒嫉他与男性的交往。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丈夫要求更严。只要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得不对，事做得不妥，便毫不留情地数落他，有时甚至当着客人的面，弄得帕斯捷尔纳克十分难堪。
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很有自尊心的人，只念妻子年纪小，故一再忍让。
1922年4月，苏联与德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决定到柏林去拜见父母。他们做了种种准备，带了很多书籍，还有卢里耶的美术作品。他们计划在国外停留一年：为了工作与学习，并不是旅游。卢里耶想借此机会到巴黎去深造一个时期。行期定在8月的一天。行李多，走水路费用可以少些。他们决定先到彼得格勒，从那里改乘轮船去德国。
帕斯捷尔纳克在《出航》一诗中描写了他们离去的场面。而在《候鸟迁飞》一诗中描绘了他们在海边斯德丁公寓里的生活情况。
卢里耶到了柏林便开始作画。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初次见到儿媳，觉得她绘画很勤奋，基础也不错，色彩感很强，但对她热心新潮美术一事未敢苟同，至于她不喜欢也不善于做家务活儿，二老对此没有表态。
帕斯捷尔纳克在德国学习过，通晓德文，对德国文化颇有感情。他准备过几年再来看望父母，没有想到那次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双亲。
1923年3月底，这对年轻的夫妇回到了莫斯科。
9月，卢里耶生下一个儿子。有了孩子，卢里耶不得不暂时停学。她不愿意干家务活儿，总想作画，觉得家务事儿太繁琐，浪费时间与精力，为此她经常抱怨，感到委屈，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闹着要回娘家。性情温和的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担负起很多繁琐的家务劳动。他们的朋友库宁娜，看见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儿子补裤子，认为这事应当由妻子来做，便开诚布公地对卢里耶说：
“叶夫根尼娅！这事应当由你来干。有一天你会明白过来，但到那时，恐怕就悔之不及了。”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不时发生口角。卢里耶有时住在彼得格勒娘家长期不归。帕斯捷尔纳克只好给她打长途电话，哄着她，让着她，说些好话，然后再和好。
其实，卢里耶很爱帕斯捷尔纳克。不过她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她不肯为了爱情牺牲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一点，她无法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母亲相比，她没有婆婆那种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的艺术成就也不及帕斯捷尔纳克，又不能摆正自己与丈夫的地位。卢里耶显然低估了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的价值，她只想到自己需要时间进行创作，需要丈夫的关怀与爱抚，殊不知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是个多情善感的软弱的艺术家，也同样需要创作时间和她的体贴与支持。
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看到他们夫妇的关系中经常出现如此僵持的局面，已经预感到二人的结合恐怕难以维持长久。
里尔克的拥她
20年代中期，鲍里斯听说他最崇拜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去世了。他写信给父亲，让父亲在德国打听一下。当时里尔克躲在一个教堂里，过着孤寂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
1925年12月老帕斯捷尔纳克从报刊上得知里尔克活着，不但活着，而且西欧正在隆重地庆祝他的50诞辰。那时，里尔克已是欧洲极负盛名的大诗人了。青年人把他看成是诗的象征，文化的代表，真正艺术创作的化身。认为他的为人，他的作品，都超群脱俗。对现代世界精神状况怀有不满的人，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都喜欢诵读他的诗。
里尔克健在的消息使老帕斯捷尔纳克万分欣喜，他马上写了封信，向他祝寿。他不知道里尔克的住处，便把信寄给一家报社代转。
那几天，里尔克收到的贺信如雪片飞来。在众多的贺信中，他看到了一封字迹熟悉的信，细细一读，原来是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友——帕斯捷尔纳克教授——亲笔写来的。
他看着每一个俄文字，读着每一句俄文，手颤抖了，心颤栗了。
“难道这不是梦吗？”信中写道：“我是莫斯科的那个列昂尼德·奥希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我相信您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能祝贺您的五十寿辰感到荣幸。过去，您是我亲爱的老友，如今您是欧洲的知名的人士，拥抱您并衷心祝愿您幸福！
“我敬爱的诗人，您还记得俄文吗？您曾用俄文给我写过信。
如果还记得，那么我继续用俄文给您写信。
“您还记得那古老的、迷人的、如今已成为传奇式的、童话一般的莫斯科吗……还记得托尔斯泰吗？还记得他的庄园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吗？还记得那美妙的、温暖的罗马之夜吗？在保尔盖兹毗邻的别墅，还有我们的畅谈——那么多的话——还记得《伊戈尔王出征记》吗？……还记得我们在瑞士火车的过道里最后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我们脚下是一条浪花滚滚的山川里尔克读着信，一幕幕的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热泪模糊了他的视线。怎能忘记呢？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那是19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莫斯科。街道上的树枝已经露出了嫩绿，积雪正在融化。隆隆作响的马车驰行在石块路上，溅起一片片污水。
他还记得他身披墨绿色斗篷，穿行在人群中间，好奇地东张西望。
飘渺的迷雾笼罩着圆顶的和尖顶的教堂。教堂的门口簇拥着男男女女虔诚的信徒。钟声阵阵，优美悦耳，使他心旷神怡，暖意融融。
“啊，这正是我要看到的景观啊！”
他手中拿着一封信，上边用俄文写着地址。在好心人的热情帮助下，他找到了米亚斯尼茨卡亚街。这儿是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院教授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寓所。
他叩开了教授家的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留着美丽的胡子的成年人。他用德语做了自我介绍，观察对方的反响。
对方用德语跟他谈话。当他证实面对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教授时，他高兴极了。
他递上名片和介绍信。写信人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慕尼黑艺术界的几位朋友。他们希望帕斯捷尔纳克能帮助这位年轻人，也就是里尔克，还有他的两位同行者，参观游览莫斯科与彼得堡，如有可能，还希望把来者引见给托尔斯泰伯爵。信中简单地介绍了里尔克的情况。
里尔克在慢慢地回忆，那年他24岁，出版了几本诗集：《生活与诗歌》、《祭神》、《梦幻》等。德语读者把他视为诗人了，但在其它国家尚不为人知晓。
他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教授：与他同来的两位朋友是东方学者安德烈亚斯和他的夫人女作家莎乐美。两位朋友正在旅馆休息。
他年轻，急于了解这个梦想已久的陌生国度，在旅馆安顿下来，不顾旅途劳累，便到街上游逛，现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教授府上拜访了。
帕斯捷尔纳克上上下下端详这位奥地利青年诗人，听他爽直地陈述对莫斯科的最初印象，感到既亲切又可爱。
他再次向教授表示，这次最大的愿望是拜见托尔斯泰伯爵。
帕斯捷尔纳克教授说：他来访的时机很巧。帕斯捷尔纳克教授本人当时正应伯爵的要求为他的长篇小说《复活》作插图，经常去见伯爵。所以客人要拜访托尔斯泰伯爵的希望可能不难实现。更巧的是，伯爵现在正住在莫斯科市内哈莫夫尼基街的寓所中。
帕斯捷尔纳克第二天就安排三位奥地利客人见到了托尔斯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纯理性主义的膨胀，是对神灵的亵渎，因此知识界中不少人士开始在东方寻找复活传统道德观念的途径。
俄罗斯——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东方的一部分，认为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仍然保持着古风古俗，文人名士纷纷拥到那里参观访古。
里尔克第一次来到俄罗斯，游览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处处都感到新奇。他觉得这个国家像是一个做不完的梦，保持了种种古朴风习，它和正在发展的工业化的西方形成对比。他认为自己在俄国找到了他在西方世界一直找不到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如同兄弟，生活处处都是艺术。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被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所主宰。我仿佛是获得了母国之情……”里尔克在俄罗斯感到自己真正是个艺术家，对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增强了信心。他觉得生活更充实了，他的艺术声音也更响亮了。他带着超乎自己想象的精神收获离开了俄国。
里尔克回到奥地利以后，便全力研究俄罗斯文化，学习俄语，根据原文阅读俄国经典文学名著，还把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试译成德文，同时也选译了一些俄国抒情诗。里尔克写信告诉帕斯捷尔纳克：
“我想告诉您，正像我事前跟您讲过的一样，对于我说变得更实际，大大超过了偶然的事件。从去年8月份起，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俄罗斯艺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了，还有，我深怕忘记你们优美的无与伦比的语言：目前我虽然还不能用它讲话，但阅读您们伟大诗人们的作品（他们是多么伟大呀！）不太吃力了。谈话时，我可以听懂大部分内容。阅读莱蒙托夫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那是何其惬意的享受！”
里尔克从沉思中醒过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阅读俄国老朋友的来信。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说：“如果您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是多么热爱您写的每一节每一行诗啊！特别是我的大儿子鲍里斯——他现在是俄罗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受到重视。他是您的最热烈的崇拜者，是您的最认真的和最真诚的知音。当俄罗斯还不了解您时，他就是您的学生了，大概也是最早宣传您的创作的人们中的一个。”
里尔克闭目思忖了半晌，他记不清老友的儿子鲍里斯，但读过他的作品。
鲍里斯却记得里尔克，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和亲切的拥抱。
那是1900年5月30日，里尔克第二次访问俄罗斯。他和女友莎乐美准备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再度拜访托尔斯泰伯爵。不过他们事先没有联系，不知是否会扑空，也不知是否会遭到拒绝。
说来也巧，他们在火车站上遇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敖德萨。那时鲍里斯才10岁，里尔克第一次拥抱了他。
火车开动了。
里尔克与莎乐美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包房，再次提起拜访伯爵的事。
帕斯捷尔纳克找到了伯爵的老朋友布朗热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工作人员。他立刻给伯爵拍了份电报。托尔斯泰表示愿意接见奥地利客人。
火车破例地在柯兹洛瓦雅一扎谢卡村停了一下。此地离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较近。布朗热请里尔克与莎乐美在这里下火车，说伯爵已派来一驾双套马车等候他们。鲍里斯在远去的火车上，望着马车上的人向他们挥手道别。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
鲍里斯还记得他阅读里尔克赠给父亲的两本诗集，细读之后，认为里尔克的诗歌语言与风格是和现代长篇小说家们（如托尔斯泰、福楼拜、普鲁斯特、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家们）的绘声绘色的叙述手法与心理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里尔克的诗为鲍里斯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惊讶如同初次读勃洛克的诗一样。有人把里尔克的作品译成俄文，鲍里斯认为很不理想。因为俄国译者习惯于再现诗的内容而不是诗的感情。里尔克的诗的精髓恰恰是它的感情。鲍里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译他的诗，译诗中的感情。他越来越爱他的诗了。
瓦勒山疗养院里静悄悄。里尔克读完老友的贺信，如同饮了一杯甜美的酒。
1926年3月14日里尔克给帕斯捷尔纳克教授写了一封回信。
开头几句是用俄文写的，接着他提到鲍里斯，说去年在巴黎遇到一些俄罗斯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都向我提及了令郎鲍里斯的早年荣誉”。里尔克还说他在巴黎时读过鲍里斯的诗，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那几首收在爱伦堡编选的一本小型《诗选》中。他说：“遗憾的是我后来把那本诗选赠给了俄罗斯舞蹈家米列·希鲁里：我说‘遗憾的是’，因为我后来不止一次想重读它。”里尔克接着写道：“现在得知不仅新一代公认的诗人鲍里斯在关心我和我的作品，而且您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怀着真挚的体贴入微的关注，使我深为感动……”
里尔克的信写完了。他想起一件事，又加了一段：“伟大诗人保尔·瓦雷里在巴黎出版一种很好的大型杂志《商报》，恰好冬季号上刊登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几首非常好的诗作，诗是由叶莲娜·伊兹沃里斯卡娅译成法文的（我和她在巴黎也见过面）。”
老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信后，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儿子。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高潮已经过去，《生活啊，我的姐妹》发表于1922年，《主题与变调》发表于1923年，长诗《崇高的疾病》发表于1924年。他处于创作的低潮，开了头的《斯别克托尔斯基》和《1905年》都写不下去。里尔克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如同注入了新的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