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江河中，决定其流向的往往是几个转折河段；在人生的历程中，影响其发展的往往也是几个重要的年份。
1977年12月，我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1982年初，本科毕业直接考上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跟随韩国磐先生研究隋唐五代史。1984年11月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
从事教育史研究是我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跨度是相当大的，既不是一级学科内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调整，也不是同一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之间的迁徙，而是不同学科门类的跳跃，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跨越。
由于自己中国古代史专业出身，又在教育研究所工作，自然以研究中国教育史为主。而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心，必然会研究它。特别是又跟随韩国磐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以《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为题，实际上主要是研究唐代科举，从此对科举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转折时刻往往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路向甚至命运。在科举时代，读书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而参加科举考试通常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龙门关上，一旦中举及第，“鱼”可能戏剧性地化为“龙”，而名落孙山则是痛苦难言的经历。由于科举与1300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士人的喜乐哀怒往往集中在科考前后表现出来，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因此研究起来兴味盎然，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研究科举特别有意思。加上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以往的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因此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门精深引人的专学，我乐此不疲。而且，科举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慢慢地就更集中于研究科举。
1992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第一篇科举学论文《“科举学”刍议》。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科举学论文，并组织其他学者和博士生撰写科举学笔谈等论文。特别是2005年，出版了《科举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中研院院士萧启庆先生评价说：“有此一书，科举成学必矣。”《科举学导论》在2009年获第五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历经十多年的孕育、萌芽、破土、成长，今天她已经成为学术界一道伟岸的风景。‘科举学’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门显学。”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的人认为17年前提出科举学，当时并非“显学”，倒是可以称之为“险学”，可见须有一定的学术勇气。确实也是，一直以来我就明白，肯定有很多人起初对“科举学”的提法不以为然，只是不会当面告诉我，或者我听不到而已。但我深知，构建科举学须有恒心，也就是要持之以恒，沉得住气。因为人们对科举看法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对科举学的认识也应假以时日，这就需要耐心，时间会站在历史真相这一边。对有的人的误解，则采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态度。《科举学导论》写成一本足以打消人们对科举学疑虑的著作，阐释清楚了，人们最终会认识到科举学的意义。
在“学”字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我提出创建科举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概括地说，科举学是在全面客观评价科举制和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为科举平反的时代大趋势下，在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在学科交融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依托上，在借鉴参考科举的经验教训为考试改革服务的现实需要的呼唤下，应时而生的。科举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我之所以会提出科举学，想到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是因为自己向来爱好文学，后从厦门大学历史系出身，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教育，毕业后又在教育学界行走。正是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才会提出建立科举学这样一门综合性的专学。可以说，科举学是学科交融的产物。
做学问应力争自成体系。因为注重体系、有宏大构思，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就像由众多石块垒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样。而没有总体计划所进行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如一堆乱石，或者只建成许多平凡的建筑，形不成巍峨的大厦。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