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的重庆儿童文学
正当重庆儿童文学在“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之时代潮流的洗礼中，一方面接受了以周作人为首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开拓者的热切呼唤，一方面跨上了由民间儿童文学向文人儿童文学实行大踏步转移、飞跃、质变的轨道。但是，日寇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而点燃了大规模侵犯中国人民的战火。所以此时，我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阵线的组织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继此之后，又历经三年解放战争直至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从1937年抗日战争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近12年时间，是我国近代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但同时，此一政治形势又为重庆儿童文苑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而使之成为重庆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因其特色鲜明而不可或缺的发展阶段。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也即接受了12年战火洗礼的重庆儿童文学，正处于从民间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的转型之中。其创作风貌显现于民俗化与文人化的交织，无名氏作品与署名作品在出版物中的交相并存，以及民间作品的类型化结构模式与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艺术结构的相互影响与共存共荣。因此，我们似可从上述两方面，即从民间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与作家案头儿童文学的破土萌发上，对重庆儿童文学予以多方面的考察。
第一节 民间口头儿童文学
民间口头文学主要表现于以韵文形式出现的重庆儿歌童谣，进一步发挥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生活化特色，其取材更务实和宽广。
比如有首吟黄桷树的童谣这样唱道：“黄桷树，黄桷丫，/黄桷树下生一家，/生的儿子会写字，/生的女儿会绣花。/大姐绣的灵芝草，/二姐绣的牡丹花，/只有三姐绣不成，/留在房中纺棉花。/棉花纺了十二斤，/拿给哥哥做手巾。”首句以一木本植物和重庆地名起兴，富于浓烈生活气息。接下来，诗歌赞美一个普通农家养育的众多儿女是多么的成才和出众。童谣从儿童视角出发，把孩提眼中的哥哥姐姐聪敏、智慧、勤劳的个性，予以了简洁传神的表现。
同时，还有一点需指出的是，此童谣从大姐、二姐写到三姐的绣花，与前文所举重庆童谣研究家李文衡搜集的吟咏农家少女梳头的儿歌一样，也从大姐、二姐写到三姐，其艺术构思颇有一致之处，这正好说明历代重庆童谣在创作流传中相互学习借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还有些童谣所传达出的民风民俗，也都是充满地道重庆味的。
如有首咏火锅的童谣，也体现了重庆细娃说话的幽默俏皮。且听，“街头小巷子，/开个幺店子。/一张方桌子，/中间挖洞子。/洞里生炉子，/炉上摆锅子……”此首名为“子字歌”的重庆童谣，以其通俗的语言和诙谐的口吻，把重庆饮食文化的特色作了精练的概括。
但是，抗战以来重庆儿歌的最大特色，则既表现阶级斗争的内容，同时，又反映民众对肆意蹂躏和侵犯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与斥责。其情绪之高亢激越，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9年春，重庆青年语文教师刘兆吉，在自己居住的沙坪坝津南村住房里潜心整理昔日就读西南联大时搜集的童谣。原来他利用学校迁徙带来的长途步行之机，在学校老师闻一多先生指导下，沿途深入村寨，搜集了771首民歌童谣。如此量多质好的谣谚短歌原在西南联大师生中争相传阅，因感其诗作像山药蛋一样充满乡野沃土气息，故被赞美为“现代的三百篇”！但是，当刘兆吉重读那些反映农民对封建官府的仇恨和表现抗日主题的儿歌时，觉得其火药味似太浓烈而欲删去。比如：
山歌不唱忘记多，
大路不走草成棵；
快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要驼。
抗战，抗战！
抗战到底！
有枪拿枪，
有笔拿笔。
四万万人一条心。
驱逐敌人，
收复失地。
蚂蚁上树节节高，
有心抗日不怕刀；
有心抗日拼上死，
你死我活两开交。
对这类民间儿谣，刘兆吉甚至觉得如果按照孔夫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观来考察，上述诅咒封建统治者与讨伐日本侵略者的童谣，似乎因原始的野蛮情绪抒写而有违于中华民族文明礼仪之邦的传统。因此，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诗人闻一多时，立即遭到了先生的严厉批驳。不仅如此，闻一多后来还在为这本题为《西南采风录》的民歌童谣集作序时，仍压抑不住自己的激情，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见解：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它一口……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为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我们不是“天阉”……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这富于鼓动性的雄辩论证，充分显示了闻一多对那颂扬农民起义军反抗意识，颂扬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主义行为的礼赞。今天重温闻氏高度肯定的这些童谣，读者仍能感悟到那些深蕴于抗日童谣和反抗官府的儿歌中的情感颤动，似乎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同样的弥足珍贵。
第二节 文人创作儿童文学
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大量事实无不证明，民间口头儿童文学是文人儿童文学产生的前提和先导，而文人儿童文学则是在民间口头儿童文学基础上予以发展和提升的必然结果。从这一理念出发，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重庆文人儿童文学逐渐在民间传说故事与童谣儿歌的熏陶启迪下，渐渐得以萌生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固然是个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毕竟因为文人儿童文学正处于发轫的草创期，因而其艺术性总的说来还显得较为稚嫩。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十年间，重庆文人儿童文学创作的兴起与发展，主要表现于下列几个方面。
一、巴金对童话的创作与翻译
在20世纪40年代初，成都作家巴金虽主要居住在上海，但因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导致上海沦陷，加之其恋人萧珊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所以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我国南方几个城市的漂泊流浪之中。于是，从1940年下半年至1946年，巴金曾先后五六次来渝，或住市郊沙坪坝互生书店，或住市内民国路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利用这短期定居的机会，巴金一面从事《火》、《寒夜》、《第四病室》、《憩园》等小说创作，一边与友人吴朗西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务。巴金在上海、日本等地陆续写作的童话集《长生塔》，就是利用在渝居住期间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从而首次以单行本形式与重庆和全国读者见面的。
《长生塔》由四个短篇童话组成，作者借幻想故事鼓动年轻朋友去“帮助，同情，爱”一切被压迫的人民，诅咒一切压迫者必将灭亡，这便是统率该童话集感情基调的主旋律。该童话集的开宗明义之作《长生塔》，写皇帝逼迫“贱民”为其建造长生塔而终至毙命。作家不但用幽默的童话语言控诉不平的社会，更用宝塔崩坍的构想，去表达自己对那些在寂寞中坚持奋战的志士仁人的慰藉。
继《长生塔》之后，其姊妹篇――《塔的秘密》以孩子“我”的梦境贯穿全篇，写“我”由皇帝陪同游览了被禁锢的长生塔。童话结尾写孩子在塔顶见到了被皇帝囚禁着的父亲，原来他知道毁塔的秘密，皇帝威逼他把这秘密说出来。可是，孩子的父亲不仅拒绝了皇帝的诱逼，而且设法和孩子一起完成了毁塔的使命。作家对被奴役者从执迷、醒悟渐渐走向反抗的性格演变，做了生动透彻的表现。
如果前两篇童话完全由表面荒诞而实则符合生活逻辑的梦幻来结构成篇，童话集中的第三个故事――《隐身珠》，就把梦幻笔触转向现实的描写。这篇反映“种田人闹事”的作品，透过作者少年时代在故乡听见的民间故事加以改编，那洋溢于童话里的乐观精神，对于鼓舞民众的奋起反抗专制暴政，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童话集中最后一个故事《能言树》则透过对路旁一株小树的拟人描写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生活的真谛：任何人只有深深扎根于劳苦大众，吸取其精神滋养，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因此我们可以把“年轻的树”视为作家的化身。巴金正是透过幼树的说话，向社会倾吐出渴望焚毁旧世界的胸中情愫的。
巴金之所以如此热忱地为孩子创作童话，这和他由痴迷进而积极翻译外国童话是分不开的。他早在1931年，就因有感于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和他“不忍见人类的痛苦想造一条为全人类乘坐的幸福的船来普救众生”的崇高创作目的，翻译并编辑出版了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巴金在为该书所写序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孩子的心是和盲诗人的心共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乐于向中国年少一代推荐爱罗先珂。
继此之后，巴金又因有感于英国诗人王尔德童话以“丰富的想象给每一篇故事都装饰了珠玉”；有感于他那精妙绝伦的故事里始终“贯穿着一种微妙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为着无产者的呼吁”而翻译了王尔德的儿童文学创作。而巴金译介王尔德最具影响的童话代表作《快乐王子》，恰恰是他于1942年3月第三次赴渝期间完成的。由于战乱频仍，巴金常因事而辗转于桂林、贵阳和成都、重庆，于是他对王尔德的译介也是在我国南方几座城市的不断迁徙之中，时断时续进行着的。在1947年11月所写《快乐王子集》“译后记”中，巴金明确指出，他是在1946年正月到次年9月居留重庆期间，将所有王尔德童话译毕并完成该书编辑工作的。《快乐王子》和王尔德另一童话代表作《石榴之家》，因表现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主题，而被巴金视为“控告现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巴金在重庆居留期间之所以那么热忱地将童话集《长生塔》交由陪都本土的出版社向全国读书界推出，自然是和他对笼罩雾重庆的政治阴云不满有关，也和他翻译并直接受到爱罗先珂，特别是王尔德童话那深刻现实主义精神与社会批判主题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巴金的童话创作与其对外国童话的翻译，不仅互为表里，交相辉映，而且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也影响和推动了陪都其他文艺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与传播，差不多也就是在出版社推出《长生塔》的同时，重庆文艺家们根据张天翼荒诞童话《秃秃大王》改编的童话剧，也由孩子剧团在重庆大街小巷轮番上演，但因遭到反动当局阻挠，后改名为《猴儿大王》才准予公演。这一事实说明，处于草创期的山城文人儿童文学，正是在文艺家和读者观众共同参与的创作、翻译、改编、演出和阅读、观赏之互动中得以艰难前行的。
二、《小朋友》杂志在渝复刊
作为供3至7岁孩子阅读的《小朋友》，是我国儿童文苑最老、影响最大的一家权威刊物。它于1922年4月由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黎锦晖创办。新中国成立前靠中华书局出版；解放后，则由在上海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专业儿童读物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接管。《小朋友》70余年来的办刊史，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因而它无论在我国文化史或新闻出版史上，都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但《小朋友》的出版地，除在我国上海之外，有一段时期还曾在重庆编辑印行。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小朋友》不得不于当年10月28日推出777与778期合刊之后，暂时休刊。接着，《小朋友》杂志及其中华书局全体同人迁徙至陪都重庆。后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在渝的中华书局同人，因有感于全国小读者对久违多年的《小朋友》的渴盼，于是积极酝酿复刊。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持了《小朋友》的复刊工作。为了提高该杂志的文学品位，他“马上约请老舍给复刊的新一期创作一篇，以光篇幅，并资号召”。其时，老舍正在北碚主持全国文协工作，虽然忙碌，但为了孩子们，他仍创作了童话《小白鼠》，刊于1945年4月1日在渝出版的《小朋友》第一期。该童话描写自认为长得玲珑可爱的小白鼠，因骄傲自大不听母亲提醒终被黄猫所食。语言幽默俏皮，显示了大手笔对儿童天真烂漫的惟妙惟肖勾勒与描绘。
《小朋友》自复刊起，刊期由二、三十年代的周刊改为半月刊。至1945年12月16日，共出刊了18期。浏览这18本渝版《小朋友》杂志，人们会发现，刊物推出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之作。1945年5月1日复刊第3期所载何公超的童话《蜘蛛的歌》，借蜘蛛贪玩好耍，只说不做的描写，反衬蚕儿吐丝抽茧为人类无私奉献，童话通过巧妙对比，把劳动者和剥削阶级的不同人生观，予以了艺术的剥离和显现。1945年6月16日复刊第6期所载柳无忌儿童戏剧《叔父和甜薯》，把农村长工为生活所迫而替财主做事不幸击毙其弟的社会悲剧，活脱脱展现在孩子眼前，显示了刊物坚持直面人生而非粉饰现实的进步文学创作观。1945年7月16日复刊第8期所载古典文学研究家李长之撰写的《曾参换席》，讲述了一个小孩敢于对成人提意见的动人故事，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孩敢于直说皇帝没穿衣服一样。这篇从传统典故引申出的儿童故事，活脱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之中国版。
除了刊发上述短篇故事，《小朋友》还在这一年陆续开始对陈伯吹长篇小说《黑衣人》与卢冀野的传记故事《平凡的童年》进行连载。前者不但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同时抒写了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极度向往，为即将降临于祖国天空的一片光明尽情歌唱。后者则把富于诗意的孩提生活，与涂抹着浓浓乡土色彩的童年趣事，展现在小读者面前。
陈伯吹20世纪40年代在渝主持《小朋友》的复刊，还有一个不应抹杀的功绩，就是为原本较为落后的巴渝儿童文学，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创作与编辑人才。揭祥麟、喻诗骏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揭祥麟因读渝版《小朋友》而引发了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兴趣。后来他于1947年10月2日，在迁回上海出版的《小朋友》第860期上发表了寓言《你不残忍吗》。该文将猫玩弄老鼠与狗狠咬乞讨的穷人加以对比，对忠于富人的助纣为虐恶行予以辛辣的讥刺。揭祥麟由此不但渐渐踏上编辑重庆《儿童生活报》的生活轨道，解放后，还因儿童小说《桂花村的孩子们》创作成功，被译介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他的文学成就被写进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应该说，这正是对当年渝版《小朋友》造就文学新人的有力旁证。
三、丰子恺的儿童散文写作
在20世纪前期，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丰子恺虽以漫画享誉艺坛，但他同时也以清新优美、质朴淡雅和幽默率真的写实主义散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其令人不可小觑的地位。同时，由于他观察事物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他的绘画与文学创作，常取材于儿童生活。他创作了不少别具一格的童话和儿童散文与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子恺是个极富艺术情趣的两栖作家：既染指于成人散文，也擅长于儿童文学。
丰子恺生于浙江桐乡，20世纪20年代初赴日留学研习绘画与音乐。回国后，在上海、浙江等地执教，后任开明书店编辑。20世纪40年代初，因躲避战乱迁居陪都重庆，1943至1946年在沙坪坝庙湾地区自建小屋，辞去教职后，过饮酒作文的闲居生活。这时他写了些秉承其一贯崇尚率真而不假雕饰的散文随笔。其中部分宜于儿童阅读的散文，更对重庆本土和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丰子恺除有论著《西洋美术史》与译著《猎人笔记》刊行之外，20世纪30年代即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和《缘缘堂再笔》等书问世。“随笔”前后重印达11次，可见其散文多么受广大读者的器重。抗战期间，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丰子恺寓居重庆以来创作的散文，收进了解放后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浙江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的《缘缘堂随笔》、《缘缘堂随笔集》和《缘缘堂续笔》等书中。
其中在渝创作的散文，最具儿童文学特色而又最为学界所关注的，有《读〈读缘缘堂随笔〉》、《“艺术的逃难”》、《悼夏？尊先生》、《白鹅》诸篇。在这之中，《白鹅》一文属于有趣耐读的经典动物小品。该文从作者自建小屋简陋荒凉起笔，谈到离渝前虽对小屋毫无留恋，但对所养白鹅却“恋恋不忘”。如此寥寥几笔陪衬，三言两语就极简洁地将小读者引入预设的主题之中。而后从鹅头所显示的高贵，鹅声所显示的严肃，鹅的步态所显示的傲慢，鹅的吃相所显示的脾气，鹅蛋所显示的无私奉献等不同方面来细细刻画了白鹅那迂阔而自尊，笨拙而傲气的个性品质。结尾更宕开一笔，虽暂不写鹅，但却从小屋之简陋与其四周环境的荒凉之中，反衬了白鹅能替主人守屋的可贵。所以文末作者深深感叹道：当自己面临“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诚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如此诗意的礼赞，“就好比为一个永诀的朋友立传、写照”一般。如果作者没有为抗战避乱而岑寂栖居陪都的生活体验，没有对白鹅亲自饲养和呵护的细致观察思考，没有孩提般的对动物无比关注与向往的爱心，要作者对白鹅作出如此诚挚而幽默的描摹，恐是万难做到的。
差不多与《白鹅》同时成篇的《悼夏？尊先生》，本属悼念恩师的悼词，但却一点也不显凄婉悲凉，同时更无丝毫为作古者讳的虚假恭维。因为夏先生的头大而圆，学生就给他起了个木瓜的诨名。率性而为的此文，居然从老师的诨名写起，固然表现了学生对严师的某些不恭，但同样也折射出他对年少一代无比的爱心。老师不计前嫌，欣然接受木瓜别称，于是诨名便渐渐成为少年对严师的爱称。如此诙谐耐读的叙写，与鲁迅笔下关于三味书屋老师用戒尺打手板的描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成文于沙坪坝的那篇《读〈读缘缘堂随笔〉》，则是一篇对于批评的批评，属读后感或文艺评论、或议论散文之列。具体说来，这是作者针对夏？尊翻译、刊于《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所著《读缘缘堂随笔》而发的议论。作者一方面强调自己为人为文“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谷崎既指出作者因“真率”而“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还指出作者是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由此，丰子恺颇为欣慰地把谷崎视为自己的“异国知己”！作者由此出发，进一步坦陈自己不但“喜欢孩子”，而且认为本身就“是个孩子――今年49岁的孩子”！
但是，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成人作家要绝对把自己变为孩子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面对自己的幼年读者，诚恳检讨了自己人格的二重性：一方面，因为自己已经成人，所以就显得“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因为犹有童心，所以又显得“天真”、“热情”、“好奇”、“不通世故”。“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末了，文章还认为，一个决意为孩子执笔的作家，必然努力培养和保持自己身上原本不多的“孩子气”，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为年少者欢迎的作品。
丰子恺的这篇议论散文，对于自己老顽童性格的坦诚自述，既为人们提供了一把解读其儿童散文成功秘诀的钥匙，又深深启迪了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有用爱心去呵护孩提，儿童文学的创作灵感，才会悄悄跑来鼓叩你的门环。在重庆儿童文学正处于由民间向文人化过渡和转移的20世纪40年代，丰子恺在渝创作的那些儿童散文，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对他人所具有的促进和催生的价值。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重庆文人儿童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势头，除主要表现于巴金童话、《小朋友》在渝复刊和丰子恺的某些儿童散文之外，我们还可从1944年重庆出版的《青年文艺》杂志新一卷第3期所登载的一套儿童文学丛书的广告中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该丛书由设在市内林森路蹇家巷三号的建国书店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共12本，即：
兔与狼的故事徐昌霖
小白马（儿童诗歌）王亚平
小鲁滨逊的一天（故事）曾卓
鹰与鸡（寓言）邹荻帆
小飞行师（小说）王平陵
太阳出来了（小说）丰村
两兄弟（故事）赵毅深
滢（故事）徐盈
朝华集（书画故事）汪子美
新爱的教育（模范日记）程铮
小侦探（儿童剧）王勉之
多喜和黑牛（儿童报告）戈茅
此外，编者对此丛书的浓重推出，还特意加了一段文字说明：“为了培养我们新中国的幼苗，我们愿意在我们国家接近胜利的时间，发行一部儿童文库，这工作一方面可以说是响应教育部奖励编印儿童课外补充读物的号召，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用我们热忱的心替未来的小主人尽一份力量。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尽量的精选，在文笔方面尽量地达到流畅，纸张方面，全部用上等熟料纸。彩色封面，并请汪子美、特伟、廖冰兄等名画家每本书都画上精美的插图，一套12本。”
这段文字，不仅把编者为儿童读者即“未来的小主人”成长而提供儿童文学读物的编辑宗旨做了说明，而且对丛书内容、文笔技巧、书籍用纸、名家插图等情况也详加解释，应该说，为发展儿童文学所表现的态度也是热忱而恳切的。从丛书选用体裁看，以叙事性的故事类作品为主，同时兼及其他，这充分体现了市场走向和孩子们阅读兴味对文人创作的制约。诚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述，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重庆文人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兴起阶段的草创之中，艺术质量虽还显稚嫩，但其初步繁荣的盛况，倒是由此丛书得到了有力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