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役尽管地位不高，到底也是官府之人。在官府中人眼里，凡是与官相争的，必是刁民无疑。再说，谁说得上夺人船橹的那个衙役是哪个衙门的呢？县衙、府衙，粮道、盐道，织造、臬台、藩台、抚台，全省所有衙门的老爷们此刻都在这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官场上关系复杂，潜规则重重，谁会傻到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前去问问缘由，凭白惹出些是非来呢？
但还是有个官员推开众人，走了出来。
农夫见状，立刻扑倒在地，睁大着眼睛，哀求长官主持公道。
那位官员细听着农夫倾诉，偶尔提出个把问题。然后，他亲自走到停船处察看了一番。就这样，没花多少功夫，便“尽得其曲折”。原来这是一件衙役无端肇事，敲诈无辜农民的恶劣案件。
那官员当场下令，发还农夫船橹，逮捕肇事衙役，并当众“抶（鞭打）之，锁之”，然后“归而锢（监禁）之”。
肇事衙役来自臬台衙门，叫张阿二。而这位不晓世故、不顾利害、敢管闲事的官员，正是元和县令李超琼。
某一天，乡绅顾彭寿一再前来请托办事。李超琼早看出这人依仗财势，挟官殃民。自己正在为一时锄不掉他而愧愤呢，他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李超琼一口回绝。有朋友从旁婉转相劝，提醒他“无过拂乡绅情，徒自种衅”，他“一笑存之。”
又一天，有位在地方公务上曾给过李超琼很大支持的乡绅单独来见。此人在李超琼眼里，不仅是位“端谨之士”，而且对乡里公事向来热心，还一向勇于自任。马渔珊、程序东两位前任元和知县也都对此人有过好评。
然而此番前来，这位乡绅要谈的只是一桩关于私人财产争夺的民事案。李超琼洗耳恭听。谁想到对方说着说着，突然从袖里抽出一张巨额银票，直塞过来。李超琼吃了一惊，但立刻“拂然推还之”， 并且“不以入目”。他明白告诉那乡绅，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做过这种玷污自己人格的丑事。他“厉声以斥之”，使对方“悚愧而止”。
还有一次，一个叫沈韵锵的人，为了谁谁谁的官司，“来函嘱托”。李超琼当着送信人的面，撕碎来信，并加以严斥。事后，想到省城里这类干预司法公正的“积习”长期难改，他“为之闷闷”。
经历过几次金钱的考验，李超琼油盐不进的“臭名声”就在县里、府里传了开去。光绪七年时，李超琼在辽东东边“东边兵备道”做幕僚。一天，他从南朝范晔编的《后汉书·方术传》中读到孙吴郁林太守折像的故事，很有感概。那故事说，折像的父亲积累制钱上亿，家僮八百。父亲去世后，折像就散尽金帛赀产，四处接济乡人。有人不解，他解释说：“盈满之咎，道家所忌”。我的儿子辈品行和才具都不足，“不仁而富”，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幸。李超琼理解这个故事蕴含的智慧，当天就把它抄录了下来。这个故事，或许就是他的这个“臭名声”的根源。“臭名声”越传越广，在苏州，真的没人敢私下里给他塞钱了。但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他在无锡知县任上又碰上了。有个姓顾的绅士带着一位在京为官的杨姓朋友的信函前来求见，竟然在信封里夹着一张“英蚨六千元”的钱庄银票。李超琼“立召各胥至，命传语斥之”，并“即以掷还”。气头之上，他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把无锡的士绅一起都给骂了：“锡士之不识事理，至斯而极。既鄙且诈，良可恨也！”
如此油盐不进之人，胸中自有一堵强大无比的内心防护墙。光绪十八年（1892）十一月十一日，他读《欧阳文忠诗集》，偶然在《沧浪亭七古》篇中摭出两个本不属对的句子，觉得正好可以凑成一副好联：
清风明月本无价，新诗美酒聊穷年。
反复诵读，他自己觉得“铢两悉称，得未曾有”。当天就抄录在了日记里。
欧阳文忠，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北宋吉州庐陵人，曾任开封府尹、参知政事。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再被贬为知州，抑郁而终。欧阳修出身贫苦，与李超琼几乎相同；他在起起落落的人生里，表现出来的刚正直言的品格和“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正是使李超琼最倾心的；他对于“廉”和“耻”的独特理解“有所不取曰廉，有所不为曰耻”，更使李超琼“绎然以思，憬然以省”，终生受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新任苏州藩台聂缉椝［1］到任。这位聂大人，是清末著名官僚资本家聂亦峰之子，曾国藩家的小女婿，是个潇洒游走于江浙两省，随意出入政商两界的公子哥。既是“官二代”，又兼“富二代”，背景宏大，炙手可热。
初七日上午，苏州胥门外码头还笼罩在初冬的浓雾中。元和县令李超琼和长洲县令王芸庄、吴县县令项诗吕三人，匆匆踏上了一条警卫森严的官船。
船头护卫喝阻。那可是聂大人的官船，昨天夜里才靠岸，大人还没更衣呢。但李超琼顾不上这些，直闯而入。见到新藩台，就开始汇报元和县的漕运情况。
自古以来，漕运大事上关天庾，下关民生。上年，中日两国签定了《马关条约》，大清朝廷为应付赔款，开始在江苏增加漕粮折色比例。漕粮折色，就是让各县把应缴漕粮折算成银两，以银子代替实物漕粮上缴。但作为知县，李超琼和长洲、吴县的两位知县都看得分明，增加漕粮折色的风声刚刚传出，各县大粮商便看到了发财的大好机会。他们财大势大，操控市面上粮价轻而易举，只要粮价低于官定征收折价，转手之间，就可以大发横财。
藩台聂大人懒腰不断，哈欠连连。李超琼不是不知礼节，实在是事关重大。昨天他自己也是彻旦未寐。今天天刚亮，他就先去过巡抚衙门，拜访江苏巡抚赵舒翘［2］。然后才赶到胥门外，登上官船，叨扰聂大人，已是第二站。
聂藩台出身名门，自有涵养，尽管心里不悦，脸上始终和颜悦色。不过，谈议逾时，口干舌燥的李超琼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对牛弹琴。
十二日，农民卖出粮食的价格被严重压低的情况已经普遍发生。“市侩得以居奇”，而市面上的米价“遂常昂贵”，“大恐有碍民食，于穷户尤属巨害”。官方采买漕米，又动辄“百万石之谱”，眼看大把银子要落入奸商们的囊中。情况十分危急。一大早，李超琼两次求见聂藩台，都被拒之门外。第三次，他拉来苏州知府，才得以晋见。
见到聂大人，李超琼再次“力为陈之”，并解释说，如此一再叨扰，绝非为自己，实在是为了苍生百姓。藩台虽然口头上肯定他的动机，但“仍依诿其词，不肯肩任，则亦无可如何者也”。
十三日，聂藩台终于召集各方面官员会商。李超琼又约了长洲、吴县两县令共同前往藩台衙门。
会商刚开始，门子来报，巡抚大人赵舒翘到。聂藩台立刻叫上臬台吴承璐、粮道陆申甫，匆匆抽身而出迎。几位高官，另辟一室，与巡抚大人“喁喁私语久之”，“不复与吾辈一言”。会议无果而散，李超琼觉得好生奇怪。
十五日，是李超琼父亲的忌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每年这个日子，李超琼都会回想自己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其时贫寠之况，尤所难堪。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夜深人静，想到穷佃人家的淒酸苦难，他觉得自己既然看到又一场官商勾结、掠夺穷人的勾当已经开始，就必须出来呐喊抗争，即使得罪上级，也在所不辞。
十八日早起，照例诣藩、臬两司衙参。这次，李超琼终于为漕粮折色之事与臬台吴承璐发生了口角龃龉。在一旁的长洲县令王芸庄也十分激动，“力陈掣肘根由”，并且放出重话，此事如处置不当，“于将来贻误之可虑”。臬台吴承璐是前任苏州知府吴云的公子，家学渊源，从小就有良好的教养，他的态度是“目笑存之而已”。
十二月初一是例行的衙参日。一大早，巡抚赵舒翘、藩台聂缉椝、臬台吴承璐都出来接见众官，照样拿腔拿调地说些不着边际的官话。中心意思是：漕粮折色早已乱象丛生，再难扭转，有灾有祸，都由苏州百姓去扛。
坐在众座之中的李超琼，突然想起《孟子·告子下》里的一句话：“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一边默诵，一边对照正打着官腔，侃侃而谈的巡抚大人和藩台大人，觉得“訑訑”二字用得真妙，“其摹绘神情，抑何酷肖至是”，而且说出了他内心的愤怒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