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乐文伸出一根手指，向李超琼的手指靠去。不待接触，就听得訇然有声，火星迸射。李超琼感觉手指的骨节也发出了声响。（“其凳乃木为之而四足则玻璃也。柏言电至玻璃自止，否则将外溢。余登之少顷，电即贯一身内外。以铜器距衣外数分，则电气爆发。以他人指与吾指相接，不待附丽，亦鍧然有声，火星迸射。骨节亦鸣。”）
这天下午的种种奇异，都使李超琼和他的上司骇然惊怪，“舌撟汗下者久之”。演示结束时，柏乐文端出一盘西洋小点心款待客
人时，而两位客人都还在惊魂未定中。这一年是西历1904年，离1895年德国人发现爱克斯射线这种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电磁波不到10年。1896年，被称为“先进的中国人”的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提到过欧洲人“去年新创电光照骨之法”。1903年，鲁迅编的《浙江潮》也提到过欧洲人的这项伟大的发现。但是，若要找一找最先“以身试法”，亲身体验爱克斯射线，并且用文字尽可能精准地记录全过程的中国人，可能得把李超琼算上。
咸与维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在阳湖任职期间，李超琼从邸报上看到湖北自强书院“今可复振”的消息，由衷感奋：“中国不亟图自强，并不欲士大夫之讲自强，尚可冀苟安哉！”
湖北自强书院，又称自强学堂，是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为什么以“自强”命名？张之洞的解释是：“经国以自强为本”，而“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经历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意识到“自强之道，贵能取人之所长”，国家迫切需要能“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的外交人才，学好外语才是当务之急，于是重新改订章程，调整学科，增设多门外国语课程，开设自然科学的专门教育，使自强书院以全新形象面世。
李超琼看出了自强书院的改革中所包含的深远意义。他在给同乡好友高楷的信中，热情地评价说：有了这样的学府建设，国人读书求知便有了方向和目标。长此以往，国家也就会找到自立于世界的路径。此事的意义不可低估（“有此举，则人知向慕，渐可谋自立之方也。所关岂浅者”）。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一个闷热的小雨天，李超琼在阳湖衙署收到一封由上海知县黄爱堂和江苏补用同知叶大庄共同署名的邮件。叶临恭是他的同年好友，曾在苏州需次多年，两年前应邀去江宁，加入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他们寄来的是维新派期刊《时务报》，一式两本。封面上注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第一册”，其实就是刚刚问世的《时务报》创刊号。
《时务报》是旬刊，每十天出一册。《时务报》用的是素有“寿纸”美称的连泗纸，现代平板石印，妍妙辉光，清晰明目，招人喜爱。重要的是，它的发起人是强学会积极分子、广东嘉应人黄遵宪，维新运动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应邀担任主笔，共同创办。
梁启超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日本。上年春，梁启超正在北京考完乙未科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应试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起草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一时间，十八省举人群起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数千市民热烈追随。当时他才二十二岁。
《时事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析、京郊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第一册头一篇就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指出：“……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也从第一册起开始连载。梁文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猛烈抨击体制内因循保守的痼疾。
在李超琼看来，《时事报》“于中外时事，撷云著之，论说以扩华人士之见闻，以启富强之说之萌药，固有益之举也”。
黄爱堂在来信中，约李超琼担任《时事报》代销员，前提是李超琼要先向《时事报》寄去一百个银元。相关章程说，对于入百元者，将“永永送报，且所刻书亦必分赠故也”。
第二天，李超琼就回复黄、叶二君一函，并嘱请山西存义公商号为他向《时务报》垫交一百银元。从此，李超琼就算“附名《时务报》局也”。几天后，《时务报》第二册又寄到，在李超琼看来，“其论中土当变通之理之势之法，无不切中，读之为之起舞。”
九月，《时务报》让他读到了“侯官严复（几道）所译英人赫胥黎氏之《天演论》十数篇”。［1］
李超琼对此新说的理解是：“其言天运善变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是谓天演。”“然天演为体，其用有二，则曰物竞，曰天择。”他试着用这样的理论推衍解释世界万物，感到“甚为精到”，认为《天演论》中“多吾儒所未发之言，良可味也。”
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二，李超琼待在元和衙署里，竟日未出。来了一对兄弟举人，张一麐（仲辰）［2］和他的弟弟张一鹏（云抟）。张姓家族是吴县的望族。张一麐时年三十岁，一鹏只有二十四岁。两兄弟都是眉清目秀，朝气蓬勃，相比之下，一麐持重些，一鹏机灵些。
这看起来也就是一次“年家子”对“年伯”的礼节性拜访。因为两兄弟的父亲、正在河北正定做知县的张是彝，说起来是光绪六年（1880）与李超琼同年参加庚辰科考试的“年兄”，张是彝在那次考试中获得了“赐同进士”的功名。
其实，这两兄弟已经在当年六月与章钰、孔昭晋、汪荣宝等苏州地面上的青年才俊们发起成立了“苏学会”。此时，李超琼也已经在《时务报》上读到了他们刊登的《苏学会公启》。《苏学会公启》宣称，成立苏学会，是打算“多购书籍，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还宣称，他们将“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分‘采西益中’之通论”，努力做到“不开标榜之门，力屏门户之见”。
“亭林”，是顾炎武的号。顾炎武是明末思想家，也被尊为清代的“开国儒师”，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利国富民”，是李超琼向来尊崇的前辈。而“校分”，是指《校分庐抗议》的作者冯桂芬。冯桂芬是清晚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他曾因在同治元年（1862）力请李鸿章奏减苏南田赋，最后使朝廷同意苏州、松江、太仓三州府减税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府减税十分之一。他此举在社会上，特别是江南士绅中博得了盛名，但李超琼在苏州当了几年临民之官后，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发现冯桂芬的主张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虚伪性：苏南大多地方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已经分离了几百年，免去田赋，只是肥了土地所有者，而对土地使用者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过，苏学会弘扬的是冯桂芬的“采西益中”主张，这一点，李超琼是能接受的。
李超琼乐意接待这对张氏举人兄弟的来访，他从心底里喜欢这两个忧国忧民且视野开阔的年轻人。甲午一战，他已看到了西学和新思潮不可阻挡，国家有无未来，都在这批年轻人身上。他很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几天后，李超琼出现在玄妙观旧学前的文忠烈祠堂里。那天，全江苏省的苏学会人士，都如约来到这里议事，实际是标志肇始的苏学会成立大会。
甲午战争以后，由康有为发起、张之洞支持的“强学会”领头，组会结社，渐成风气。京都、上海、湖南、广西都已经有人得了风气之先了。但在光绪二十二年的江苏，还是一种政治忌讳，官场同僚们谁听到都是会摇头的。
李超琼自己都知道，虽然这学会、那学会，追求的都不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而只是具体的“时务”。但是其中“‘会’之一字”，“国朝二百余年以为大禁。前明如东林几社、复社诸会，士大夫咸以为口实而交讥之。然士气不振，由于士志之不孚。果能联络气类，以相切劘，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切身之计，则相观而善，裨益正非浅鲜。古人所谓‘匹夫之贱，亦有责焉’者为，况表率齐民列胶庠者耶？”所以，他对苏学会“独为之心折”。
他是在不与官场同僚商量（“不谋于同官”）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前往旧学前文忠烈祠堂的。在那里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他见到了张氏举人兄弟，又经介绍认识了一位在吏部任职的邹姓官员。集会有点神秘，与会之人，没有一一通报姓字，但他知道，这些之人“其皆志士也”。
三十年后，张一麐在《古红梅阁笔记》里，也记叙到在苏学会初创的日子里李超琼这位老年伯为它做的大量实际工作：
“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余在里中约同志设苏学会。始设于旧学前文丞相祠，元和令李紫璈年丈实左右之。是时，风气初开，长老惊诧，至有‘厉气所钟’之考语。”
几个月以后，“余弟（指一鹏）因事罢学（从上海）回里，自设小学于唐家巷。其地原为 ‘无忌堂’（元和县用于收留因失火而无家可归人士的慈善机构），亦李紫璈大令拨充学舍。苏学会即迁入其中。生徒数十人，课本皆自行编订，有英、法文教习各一。……强学会不数月为言官所劾封闭，上海会所亦废。……余兄弟在唐家巷小学七日一集会，同人中如邱公恪震、汪衮父荣宝，皆少年奋发，感慨激昂。”［3］
十月二十七日，李超琼向江苏巡抚奎俊建议举办江苏的“西学书院”。他向奎俊说：“培养人才以资国家之用”，是固根本之计。“粤、闽、浙、皖、湖、湘、秦、晋各省皆有西学书院，而吴中独阙如。”“当此外侮方亟之时，（江苏）不能不师其长以期补救。”
二十四年（1898）正月，苏学会借唐家巷无忌公所的房舍，设立“中西蒙塾”。二十一日，李超琼参加了它的开馆典礼。二十四日，李超琼又拜谒藩台聂缉椝，争取他出面为苏学会的中西蒙塾筹集经费，并支持美国教士孙乐文在宫巷里开设的中西学堂的扩建。
巡抚奎俊曾委托上海海关道蔡同甫起草拟议中的苏州中西学书院章程，二月二十七日，李超琼也专门向奎俊汇报了他对中西书院章程的意见。
苏学会的中西蒙塾和柏乐文的中西学堂，都在玄妙观前的宫巷里，离元和县衙署都不远，不用肩舆，信步可达。李超琼经常就去两所新式学堂走走看看。他很知道，两所学堂各有长处，也都各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他眼里，它们都是拟议中的未来江苏的西学书院的基础，都像襁褓中的婴孩，来日方长，前途无量。
二十四年（1898）初，李超琼在调离元和县，改任江阴知县之前曾向巡抚提议，把元和县从青阳地租界收取的租金，用来充作苏学会中西学塾的办学经费。虽然一时未能实现，但表达了他对新式学堂的重视和呵护之心。
二十六年（1900）正月，江苏巡抚鹿传霖作出决定：遣元和之（青阳地租）金，买下天赐庄博习医院以东地块，供建设新的中西学堂用。
二十七年（1901）正月，天赐庄中西学堂招生开学。这所学堂就是后来“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雏形。在这所学堂里，既可以学到现代科技知识，又能兼习西国语言文字。李超琼留在苏州的两个儿子，时年二十七岁的李昂和十二岁的李侃，加入了新中西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之列。
儿子李昂和李侃从小随父亲宦游。尤其是昂儿，李超琼一向寄予厚望。但自光绪十七年起，昂儿三次赴京兆作试均未得售。作为父亲，他经常会从儿子的眼神中读到忧郁和绝望。这种忧郁和绝望，是千年以来把人生最好的时光全都荒废在科举小道上的中国读书人所常有的。但是，维新思潮使李超琼决意从儿子做起，尝试改变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宿命。自二十三年（1897）起，他就托人在社会上到处寻访或懂英文，或知算学的人，花钱把他们请来衙署，专门给昂儿和侃儿上课。所以，比起别的学生，昂儿和侃儿多少是有一点西学基础的。
由于初创草就，也由于中英文翻译的差异，天赐庄中西学堂的中文名称，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才确定为“东吴大学堂”。
二月十三日下午，时在苏州忧居的李超琼，牵着最小的儿子、五岁的谔儿，步行来到天赐庄东吴大学堂。在学堂账房李子霖陪同下，他在一座小洋楼里拜访了东吴大学创办人、美国人孙乐文。孙乐文曾是宫巷中西书院的创办人，老相识了，他不但会说华语，甚至苏州话也说得不错，见面便有亲切之感。
李超琼来到了学堂里新建的西式教学楼，坐进了昂儿和侃儿所在的教室，听了一堂中文课。他发现，学堂里四十多个学生中，多半是十四五岁的童子。他们憨嬉打闹，“正颇不乏”。但是，洋人教师们除了不许他们走出教室，一概都“悉听之”，不加束缚，放任自由。
休息未久，又闻“铎音（摇铃声）朗朗”，到了体操时间。他来到操场。看到学生们集合排队，昂儿站在前排，侃儿排在第二排，领操的是他的另一位美国朋友柏乐文医生。学生们“各挚短木杵二，前后左右上下，缓急轻重有法”。这些动作，显然有助于“调血气，舒筋力”。李超琼又发现：西国人“人之可为兵”，原来就和经常做这样的体操有关系。
东吴大学堂的所见所闻，是不是当年自己向巡抚建议创办西式学堂时所想要的？他实在说不上来。
但是他知道，改革教育，兴办西学，乃是时代潮流。“时势如此，不能泥守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