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汇”
李超琼，字紫璈。道光二十六年（1847）十一月二十日，生于四川直隶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大字湾。
合江，置县两千余年，有地两万余“方里”。［1］县域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今川、渝、黔三省（市）结合部。境内大小诸山大多为来自云贵高原的大娄山余脉。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平均海拔一千米。西北、东北分别与泸县、江津县接壤；西南临赤水，东南濒习水。
金沙江和岷江从青藏高原泻落，浩浩荡荡，在宜宾汇入长江。长江在川渝境内江段称川江。川江经合江县域腹地穿行而过，陡坡挨着陡坡，拐口接着拐口，曲曲弯弯，犹如一条巨大的环带。江上险滩密布、暗礁林立。滔滔江水状如怒马，声如雷鼓，日夜奔腾，势不可挡。
川江过了泸州，便与赤水、习水交汇。三条江的交汇形成一个葫芦形的三角地带，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俗称“葫芦汇”。
这个葫芦汇，是由川入黔的关隘，史上称“符关”。符关，周时属巴国，秦时隶巴郡。蜀汉中郎将唐蒙从巴蜀入夜郎，便由此过。蜀汉在这里设置了长江上游最早的县级行政机构——符县。但县名屡改，直至后周，才定名为“合江”。
合江县的衙门历来都设在葫芦汇里，明代在合江县衙所在的葫芦汇里建造土城，逐渐形成了城厢。清乾隆二十六年城墙大修。新城墙延长至四百六十四丈，加高至一丈五尺，东西南北各设城门，城内有街九条、巷三条，街道平整，市面尚称繁华。
站在城里，向西门外不远的松盖山看去，可以看到山腰间绿树环绕，一座农舍缘壁而筑，这就是被李超琼称为“半山半城之庐”的祖屋。
合江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霜冻期短，终年雨水充足。春天来得早，夏天比较热，秋天凉爽，冬季温暖。全境都在原始森林覆盖之中，据说是地球上同纬度低海拔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之一。合江县荔枝和青果产量占全川的九成以上，向来就有“荔枝之乡”和“青果之乡”的别称。合江又是长寿之乡，光绪年间，全县人口“耆耇为多，而寿妇则有逾百龄者”。
县域多山，重峦叠翠，群峰相连。东有龙虎山、神臂山、凤凰山、圣殿山、立灵山；南有进宝山、石龟山、雨台山、玉泉山；西有三星山、月台山、应灵山；北有同连山、少东山、聚宝山、香炉山。留在旧县志上的山名大都透着灵仙之气。
奔腾的大江、丰饶的森林和灵秀的山峦，使合江令人无限神往。
合江县山多田少，地半贫瘠，民人多以农为业。她的历史与四川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人口灭绝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关。
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明朝初年推行“楚民实川”政策，遣大批湖北农民溯江而上，徙籍入蜀。最后在“葫芦汇”里落户定居下来的，主要是来自湖北孝感乡八斗坵的移民。其中就有李超琼的祖先。
明末清初，因战乱和灾荒，合江人口再度锐减，全县仅剩户籍一百二十，丁口剩不过千。巨创之后，县域内百里为墟，满目凄凉。李超琼的祖先为躲避杀戮，随着逃难的人群，颠沛流离，躲到了隔江邻省贵州的深山里，一躲数年。
顺治十七年（1660），官方在平定张献忠余部之后，就驱赶避逃在贵州土城、赤水一带的合江难民百余户“回填”故土。十月，官方再次发动并驱赶在贵州避难的合江难民五百户“回填”故土。
从李超琼自叙年谱推测，合江李氏的祖先多半就在这两批回填合江的难民中，他们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再次回到了在合江“葫芦汇”里的老家。
合江撂荒多年的土地，渐次被重新开垦。康熙三十三年（1694），朝廷又发动了周边湖北、广东等十几个省向四川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
大规模人口移填的结果，是合江县生齿孽殖。据《合江县志》，十八世纪的乾隆时代，全县有户捌仟伍佰七十七，丁口二万八千三百七十五；至十九世纪的嘉庆时代，有户三万七千二百六十三，丁口十二万二千零五十，又增加了大约四倍。
昔时荒废的土地，至此已经垦辟无余。县域人口中，湖广人占了十之六七，其余为粤、闽、赣省人。李超琼家族是十四世纪中叶、明朝初年“楚民实川”时的老移民。四五百年来，他们的血汗早已深深地融入了合江的土地。即使算不上真正的当地土著，也是老资格的合江人了。
葫芦汇里，值得东乡李氏家族深深眷恋的，除了山清水秀，更重要的是那里淳厚古朴的民风。
因山水阻奥，这里信息闭塞，“民至老死，唯事农亩”。清代二百余年，“无高科显仕、富商远贾出乎其中”，甚至“自汉至今二千数百年，都人士以功名行谊载史籍者，曾不数觏”。从这个角度看，“蜀以南，州县以百数，吾邑最陋”。但从另一角度看，合江“东乡梯田可以耕，先世遗书可以读”，“民俗浑朴”、“以耕以读”、“相互爱厚”，“纷华之萌不起于耳目”，把尘世的喧嚣和浮华一概摒弃在外，确是一块适合耕读世家生存的土壤。
据合江县志，清初，为了招徕人力，垦殖荒地，曾由皇帝本人出面宣示“永不加赋”，还经常有一些“奉诏蠲缓”的优惠政策。清中期，赋税渐重，名目纷繁。及至清末，“其成案略可述”的赋税名目，有田赋、税契、肉税、油税、盐税、茶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官销公费、竹木捐、纸捐、船捐等，凡二十四种。
清雍正七年（1729），推行“摊丁入亩”国策，重新丈量田亩，统计丁口，确定赋额。计算结果，合江县每个成年壮丁每年仅田赋一项，就要交粮“一石七斗四升五合七勺九抄五撮五圭”；而每石粮仅折合“粮银”“九钱五毫零”，或“条银”“三钱八分二厘八毫”。遇到有闰月的年头，还要照例加征；每两税银要按例征收“火耗银”一钱五分。最大的苦难来自兵匪之灾，遇到剿匪平乱、边境防卫等军务大事，老百姓不但要避灾逃命，还要被迫接受额外加派的钱粮。［2］
赤脚童年
合江古城西门外，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间缘壁而立的“半山半城之庐”，就是李超琼的出生地，也是他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地方。
出城往西，行约五里，有一条东流的小溪。傍着小溪倚山路逆溪流上行，翻越层层梯田，可以见到矗立在山头的一座小佛塔。在一棵浓荫覆盖的老椿树下有座野寺，据说叫做金宝寺。
山路在寺前分叉，循着左边那条长满竹丛的迂曲的道儿走一段，可以见到一座石桥。桥下小溪滹滹流泻，溪水清冽如寒玉。过了桥，沿桥西一条小径逶迤而上，来到一片石子坡，可以见到一片纵横百丈的巨大磐陀石。秋天的时候，农家在磐陀石上晒稻谷是最合适了。
李家的老屋傍石而居。那地方不知为什么叫“大字湾”，可能是大磐石横亘东南，对老屋构成迴抱之势吧。修篁细篠满山遍野，桂树、樟树、柏树、楠树掩画其间，更有成片的橄榄林和梨园、栗园环绕着大磐石，使它一年四季都有青翠拥抱。这就是父亲光祜借佛经用语为之命名的“活泼泼地”。
老屋近前，是一小块稻田。初春时，田里灌满水，沿田埂栽种的杉树都倒影在镜子般的水田里。踏上十级台阶，来到老屋的门前，老屋的粉墙上爬满了藤萝的枝蔓。屋旁红梅争相绽放，深深浅浅地依在墙边，煞是好看。
罩在大榕树浓荫下的那间三椽的小茆屋，便是李超琼儿时开蒙的书塾。
屋前院里，有棵高大参天的橄榄树，每年秋天都会结出尖尖圆圆的橄榄果。柴门边有株腊梅，雪天里会爆出一点一点、莹莹如黄玉的腊梅花，隐隐奇香随风飘散。屋角是好大一丛香橼树，每年都会结出几颗硕大的佛手香橼。不知哪天夜里，还会有苍然如翠玉的“长龙孙”破土而出，这是冬笋，味道极鲜美。
“西城睥睨枕山隈，山半吾庐向东开。”推门就可以见到“葫芦汇”里最高、据说也是最美的山峰——少岷山。少岷山的三个峰峦形同笔架，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笔架山”传得更远。
大江两侧，惊涛拍岸，声如撼雷。
放眼望去，可以看见临大江而筑的古城的万家烟市。再往远看，是层层叠叠的苍翠大山。更远，还可以看到苍茫暮霭中的雪山峰顶。
离开葫芦汇十五年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初冬，四十三岁的溧阳县令李超琼乘着一条小船，在大雨中巡视各乡灾情。那天天明，风起解缆。下午顺风驶过南渡镇时，雨渐停止，他掀开篷窗四望，冬景满目。这时，有一股莫名的乡思涌起，遂成《苦忆》二首：
苦忆家乡屋下田，正储冬水引流泉。翠禽三两鸣晴午，白鹭一双飞晚烟。放犊人闲时聚话，得鱼客至便烹鲜。最宜夜月东坪望，百顷玻璃在眼前。
苦忆家乡屋后山，翠筠黄叶正斑斓。樟木郁郁霜无迹，桂影团团月自闲。
劚笋竟寻南竹去，拾薪偶采腊梅还。松毛橡实儿时趣，何日林中再破颜。［1］
兴许是溧阳的艄公正在船上用竹笋做晚饭，李超琼想起了家乡那种叫“长龙孙”的冬笋。“长龙孙”是葫芦汇里的一种带刺的竹子生出的笋，味道肥美无比。
葫芦汇里的合江东乡，是李超琼记忆中儿时的天堂。但他儿时的记忆中，也有刻骨铭心的饥饿和恐惧。
李超琼出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合江县户籍、丁口增长幅度很大。由于丁口大增，一度荒废的土地被重新垦辟，地方经济有所恢复，多灾多难的合江县也到了“犹有余粟分润境外”的水平。
但好景不长。咸（丰）同（治）时期，被称为滇匪、黔匪、粤匪的外省反政府武装频繁侵入，县境乱象渐炽。小小合江“十年九战”，一方面是窜匪奔袭，群盗满山，劫掠如洗；一方面是兵多饷绌，厘卡密布，暴征苛敛。所以，李超琼从孩提到弱冠这二十年的时代背景，几乎一片昏暗，不见亮色。
李超琼写过一篇《族叔字轩先生传》，说的是他族里的一位老叔李光澈以一介书生挺身而出为乡民利益抗争的事迹。故事里写到了晚清合江县的苛捐杂税情况。合江县核定征收的正银（地丁银）为五千八百多两，而附加征收的费用是正赋的若干倍。咸丰三年（1853），当局以地方防务的名义，“按正粮每亩派银二十两”的标准附加征收“防费”。一时间，县里“恶役四出，捉粮户如捕盗，勒捐限缴，稍延则鞭扑羁押，民不堪命。”之后，当局又想出一个名叫“夫马”的收费项目，按正银一两派钱四千的比例，每年摊派两次，为县衙收取“供应差使”的费用。连“零星小户”，也“无得免者”。官府还专设了一个“夫马局”，规定乡民缴纳田赋，必须先缴纳“夫马费”，谁人稍有迟疑，就“以抗粮罪之”，而且“追呼甚迫”。同治三年（1864）十月，有一刘姓田户就是在县衙里被杖毙的。
两三岁时，蹒跚学步的李超琼跟母亲进城。外婆家近傍县衙的东墙，经常有田户因为交不上田赋而被关押在那里。半夜里，严刑拷打的鞭仆声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隔着高墙，不断传来。年幼的李超琼只要住在外婆家，半夜里都会被吓得大哭不止，噩梦连连。
在他孩提的心灵中，衙门就是要钱的，官兵就是打人的。任凭年龄增长，这块阴影还是挥之不去。直到十九岁那年，他跟随父兄去官府参加科考，经过衙门，见到官吏，还是如同见到虎狼，心有余悸。走在街上，与衙役或兵丁相遇交臂，他总是努力躲开，连抬眼正视都不敢。科举考试是官府组织的一种几百上千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为维持秩序，难免会出现某官一声断喝，全场一片应诺的场面。遇到这种“意外”，东乡考生李超琼会吓得浑身颤抖，连字都写不成，仿佛官家又来催粮要钱。考试总得在衙门里进行。东乡考生李超琼还是感觉这种复阁重檐的地方，太过阴森可怖，迈步都不敢，仿佛周边到处都是枷锁和刑具，仿佛听到无数受刑人的惨叫和呻吟。［2］
家境衰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开始于李超琼十六岁那年。那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东乡李氏他们这一支，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析爨。祖父母都已先后下世，兄弟几个都已各自成家。李超琼的父亲光祜，是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子，他这一家拖儿带女，人口最多，而他又偏偏坚持家里的男孩都必须读书上进，这份执着使得家里劳动力明显不够。如果继续合灶吃饭，必会拖累整个大家庭。所以李光祜就主动提出分家，并且宣布，大家庭原有的所有债务，都由他自己这一支来承担。
分家后，李光祜家庭立刻陷入穷窘，生计益蹙。一家十二口，茹蔬啜粥以为常。八月里，东乡遭受滇匪骚扰，他们又举家避难，在贵州的一个农村度过了很长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冬春之交，米价翔贵，家里钱粮空乏，连麦麸饼都吃不上时，只好以野果草瓜充饥。
第二年春，石达开的太平军由湖北入川。为争夺江津县，太平军数度与清军激战。兵祸所及，比邻江津的合江县各乡轮番遭受洗劫。李光祜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奇窘”，到了“以一日再食为难”［3］的境地。
李超琼十九岁那年，四川大旱。大旱又造成大饥荒，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由夏而秋，李光祜家庭再次断粮绝粒。即使忍痛卖田卖地［4］，也只能吃糠咽菜，而且日难一饱。
在合江东乡，李氏一姓“盛于他姓”。据李超琼说，他这个家族曾经有过家谱，但在康熙初年避难贵州时佚失。所以，像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合江东乡李氏家族的历史主要靠世代口耳相传，只在子孙心目中留下些零星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