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言说，但实际又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是，他这个新到任的知县，时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知县。刚刚走完“起复过班”的程序，明码标价的“捐纳”和“部费”，已使他负债累累，加上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一次又一次的勒索榨取，来到无锡时，他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的家眷都寄居在苏州乌鹊桥狭窄的官厍宿舍里，本想在外租个房住，也看了好几处房子，但都因为无力承受租金而作罢。眼前的生活开销，都靠辽东好友陶霖甫寄来的两百两银子撑着。连他宣布要捐出用作治蝗奖励的养廉银，也都是透支的。照规定，在江南做知县，一年的养廉银可有两千两左右，但这是要等到通过年终考核才能兑现的。
他苦口婆心，“谕以除民害之意”，希望当地董保和士绅能够多给一点谅解。清朝的规矩历来如此，知县的年收入，或者说，县财政，是“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的。如果今年无锡县能安然度过蝗灾，完纳秋粮以后，耗羡银和养廉银的收入就有可能弥补李超琼部分或大部分的亏累。但治蝗灭蝗，决不只是官家的事，保住丰收，避免生灵涂炭的历史惨剧，难道不首先是无锡绅民共同的殷殷企盼？但是，他说得口干舌燥，而环顾四周，地保们一个个漠然以对；乡董们全都“如聋如聩”，一言不发。
是不是道理说得不够清楚不够明白，或者口说无凭，不够信服呢？李超琼叫人拿来纸笔，当着众人的面，把前夜自己拟订的治蝗章程，用五言乐府诗体重写一遍，还针对农户对奖励政策可能存在的疑虑，补充作了一些解释。他边写边吟唱，边讲解，写完一张就往桥头大树上贴一张。洋洋八十八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吸引了大批百姓观看。题目是“捕蝗作示父老”，诗曰：
早读五行志，虫孽由政酷。物妖觇世变，民害实余毒。无锡鱼稻乡，寸寸皆膏沃。繄我命岂穷，羯来苦窘促。六月雨不时，四野病蒸溽。敢诩诚款通，窃幸甘霖足。俄焉蝗入境，未损新禾绿。几日去无遗，惧有子如粟。周巡诫搜取，文告日相属。虽无小黄化，尚免陈留辱。隐忧释未能，感叹图民录。蝗去非吾力，蝗来即吾过。不待蝗复来，蝻生害已大。早期尽根株，遗孽无一个。如何刚浃月，蠢蠢出泥堁。伐蛟古非难，扑蝝今乃惰。及彼蝇蚁如，聚族易摧挫。一朝羽翼丰，谁能保粳糯。今年秋稼好，上熟堪称贺。我行畎亩间，稻花香已播。岂容饱羽孽，坐听斯民饿。歼旃幸勿迟，勉尔西畴课。有袋可掠取，有帚可鞭笞。利器在鞟鞜，但用敝履为。蠕蠕起丛薄，尽获勿纵之。就地使立毙，除害夫何疑。或驱千头鸭，嘬食无孑遗。治蝗有成书，纤悉均可师。此邦明达士，譔箸具良桂。乡里虽失传，刊布在官司。读之比悬书，妇孺皆与知。我方割俸钱，收买惧后时。价不欺五尺，何事转居奇。居奇亦何心，事颇出意外。不念莱芜贫，岂忘稼穑害。螟螣蟊贼兴，卒岁将奚赖。闵尔耕播耘，为力亦已大。劳苦付啮食，安所富藏盖。勖哉迅剪除，翫令不汝匄。勿为妖言惑，师巫类蒙昧。搜剔尽蜫蚳，好庆羔羊会。所欣秋令深，时有冻雨沛。愿赓田祖诗，炎火图里绘。引咎吾敢忘，责贡深自艾。［3］
知县官把话都说到了这个分上，不动也得动了。乡农们三三两两下到稻田里，治蝗终于推动了。
李超琼和两位师爷分别在南桥、黄墅庙和观音堂三个地方设了点，专门点收蝗蝻，分发银两。到了晚上，李超琼又买来稻草百余梱，在各处田塍上点燃，让人把收来的蝗蝻、蝗蛹和已经羽化了的成虫，全都扔进火里，付诸一炬。
一天下来，李超琼筋疲力尽，几不可支。回到船上，倒头便睡。那天的治蝗成绩，据他自己的估算，“所烧歼灭者不下千万矣”。
次日，灭蝗期限已过，但不得不再延长一天。这天，李超琼在黄墅庙以东的许麻皮巷的稻田和草丛里再次发现有成堆的蝗蝻，“蠕蠕然、跃跃然”，“随在都是”。一了解，才知道，许麻皮巷的乡民还在为赏银的多少而斤斤计较，盘算着如何拖延捕捉，“居奇”以待，逼迫官方再次提高赏银。疲累已极的李超琼，又是伤心，又是气恼，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仰天浩叹。
从黄墅庙到许麻皮巷，往返要走七里。此时，李超琼的肛痔顽疾也出来凑热闹，每一挪步，都钻心疼痛，苦不堪言。
终于返棹回城了。船驶出镇溪桥，北风大作，四周山峦云气濛濛，顿起寒意。船老大发出话来，因为风势逆转，必须增添两条橹，才能勉强行进，故请客人再添些船资……
十八日，从晨起到午后，李超琼一直呆在衙署里不出门，他感到“委顿异常，如负重之不能释，如入水之不能浮”。他勉强登上衙署后院的阜民台，想要“以游眺赏心目”，但是心里还是“郁郁不怡”。
可怕的，其实已不再是田头稻根处蠕动的万千蝗蝻，而是事事处处可以感觉到的世道人心。其实，自甲午战败以后，这种恐惧，以及面临恐惧时的孤独和悲壮，他经常都会感受得到。
一年前的八月，他赶去京都办理过班手续。刚到不久，就受到内阁学士兼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张百熙大人的私下召见。张百熙，字冶秋，湖南人，是为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当朝重臣，曾因保举康有为，被革职留用。刚一起复，就上书提倡变法自强，陈述“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等五条革新大计。［4］
这次大人物的召见纯属偶然。李超琼与张百熙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只是同乡高楠在张百熙身边工作，偶尔讲起有位江南的资深知县李某人要进京过班，张百熙急于了解江南的真实情况，请高楠作了这次安排。李超琼对这位大人物本来就没有丝毫干求觊望之心，于是两人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半日长谈。
张百熙方方面面垂询甚细，李超琼熟门熟路有啥说啥。张百熙在思虑些什么，李超琼高深莫测，也不便多问。只是出得张府，回到自己在泸州试馆的临时住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当今之势，国家大难临头，“内外嚣然”。举国上下，人人“皆以营私鹜远为得计”，竟然还有张百熙大人这样的“二三贤者”，“犹兢兢以君国民生为念”。景仰之余，孤独和悲壮充斥了他的心胸。
那一次的感受，是张百熙的殷殷垂询引起的，而今天，同样的感受完全起于自己的体验。
蝗灾当前，南桥地保们的漠然以对，许麻皮巷村民的斤斤计较，船夫们不顾脸面的耍诈，在在处处其实都在加重他“如负重之不能释，如入水之不能浮”的恐惧。尤其使他鄙夷的是被请到南桥土庙里开会的那几位充当乡董的士绅。大灾当前，这些向以社会中坚自居的士绅，竟装聋作哑，避之唯恐不及。
清朝的乡董，一般都由拥有举人、贡生，或者廩生等功名的地方士绅们担任。他们无论在县里、乡里，都应算得上知书达理，上受皇恩沐浴，下受百姓尊重。尽管其中不乏倚势牟利、鱼肉乡民的肖小之徒，但总体来说，乡董群体其实就是大清政权之基础，各县舆论之领袖。曾几何时，李超琼在元和筑金鸡湖跨湖长堤、修补元和塘石堤、疏浚章练塘；在阳湖疏浚南运河、北塘河以及环东滆的众多港汊分支；在江阴疏浚白沙港、蔡泾河，为地方办的每一件大事，都离不开当地士绅的支持。
无锡士绅的冷漠出在哪里呢？李超琼发现，是个别“富而有势”的大族倚仗权势，任意抗欠赋税，又长期得不到纠正而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万安乡九十二图。
万安乡九十二图以孙姓为大。万安孙氏据说是浙江富阳孙权家族的后裔。明朝万历年间迁来无锡不久，孙氏家族便出了个二品吏部侍郎。此后，历代子孙中又是高官迭出，尤其在清中叶乾嘉两朝，尚书、侍郎、巡抚、道员，不乏其人。虽然到了光绪年已经渐次衰落，但仍有人中举为官。因为二三十年来，这个图的田主，个个“以抗欠为谋”，地租照收，赋税不缴，而且久而成习。“若不知有国课也者”，就像根本不知道有国税这么一回事似的。历任知县“皆以为患”。光绪初年的无锡知县、著名能吏裴浩亭曾称这一带为“化外之图”，但他自己也拿孙家人没办法。
李超琼下令，提拿该图村长，勒令其督促交纳。就这一个举措，就改变了全县富户聚财欠赋的局面。五月，上忙时，无锡田主纷纷主动前来县衙缴纳田赋。衙门前设置的纳赋柜，两天之中就收到银元超过万元。 五月底，李超琼调任吴县知县。离职赴任的那天上午，无锡街上“商民多焚香秉烛以致礼意。士女填咽以余之去为惜。”在驶离无锡的小火轮上，李超琼以《留别无锡》为题写了多首诗，怀念在无锡虫口夺粮的日子，其中一首：
中牟异政岂能追，蝗不为灾幸有时。出郭膏腴田上上，入冬收获稻迟迟。欲从观稼登高日，快写占丰志喜诗。班传一言差自负，所居民富非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