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范仲淹在地方上政绩卓着，景佑二年（1035）被召回京城出任判国子监，再迁为权知开封府，他对吕夷简用人多出其门甚有意见，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如此进用为公，如此进用为私，并认为用人不能全委宰相，吕夷简听了很不高兴。时传辽朝又要南侵，范仲淹主张建都洛阳，仁宗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范仲淹则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人主之柄。吕夷简为此大怒，向仁宗奏诉“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为朋党也”。景佑三年五月，仁宗听信谗言，范仲淹被罢知饶州。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旨意，“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
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三人为范仲淹鸣不平，皆坐贬。
范仲淹虽遭贬而名益盛，于是党争更加激烈。
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多后，又徙越州（浙江绍兴）。康定元年（1040）三月，时西夏形势极度紧张，范仲淹应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荐，奉命调至抗夏前线，先后出任知永兴军、陕西都转运使、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招讨使、知延州、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等职，在抗击西夏的斗争中同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因老病而罢去相位，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九月，再以太尉致仕。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于此时纷纷上疏对他进行弹劾，其中以欧阳修的言论最为激烈，其谓：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郊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又谓：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弭兵革，内安百姓，致得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拟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疏，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虽陛下至圣至明，苟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平心而论，吕夷简虽然是一个擅权而保守的官僚，但当政十余年来并非一无是处，“二敌交怨”亦非他所致，当时的国史列传以为：“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此话虽多溢美之辞，但也不能说全是凿空捏造。
可是在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过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多少反映了一些朋党习气。类似议论，不但不能说服仁宗，还会让仁宗对他们产生有可能结成朋党的疑虑，当然更会引起吕夷简一派的不满。所以，吕夷简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一年后又去世，但党争并未因此而止息，这对后来“庆历新政”的推行必将带来负面影响。
二、“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的改革思想
庆历三年（1043），在吕夷简罢相后，朝中尚有宰相两人：一为章得象，一为晏殊，他们都是守旧、圆滑的官僚，面对“积贫积弱”局面，总是“递互相推，并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范仲淹在景佑、庆历间既负天下重名，仁宗便将改革政治的重任寄托在他及与他意气相投的同僚身上。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在陕西前线并除为枢密副使，召至京师。七月，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富弼也因使辽谈判有功，除为枢密副使。
仁宗既信任范仲淹等人，每次召对，总要他们提出一个挽救社会危机，致天下于太平的办法来。是年九月，又开天章阁（收藏真宗文集之所），给笔札，“令条奏当世务”。于是范仲淹退而上疏，综合各人的改革意见，条陈十事：
一曰明黜陟。认为：“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励，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耶？”提出：“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对其他文武官员的升迁也要作严格的限制。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状况。
二曰抑侥幸。认为自真宗朝以来，恩荫太滥，造成“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提出了一系列减少恩荫的措施。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发解试不实行封弥，必须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送。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逐场定去留。
进士、诸科优等及第者放选注官，次等及等者守选。认为若能如此，“则国家得人，百姓受赐”。
四曰择官长。委中书、枢密院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举知州五人；御史中丞、知杂、三院共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举知州五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共十人；各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共二人。以上官职，依举主多少先后差补。认为“如此举择，则诸道官吏庶几得人”。
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洁。认为此“亦致化之本也”。
六曰厚农桑。令各地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兴修水利，建筑堤堰陂塘，从而增加粮食产量。认为“此养民之政，富国之本也”。
七曰修武备。主张恢复唐代前期实行过的府兵制，认为“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
八曰减徭役。并省县邑和乡村耆保，让多余公人减省归农。认为“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曰覃恩信。请求特降诏书于三司、转运使及州县，凡三司、转运司、州县对赦书内宣布的恩泽不切实执行者，并以违制论，“徒二年断，情重者当行刺配”，“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
十曰重命令。要根据“慎乃出令，令出惟行”的原则，切实执行宣敕条贯，敢故违者，以违制论，否则“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百官起请条贯，令中书、枢密院看详会议后，认为必可经久，方可施行。如事涉刑名，则由审刑院、大理寺负责参详制订，然后颁行天下，必期遵守。“今后逐处当职官吏，亲被制书及到职后所受条贯，敢故违者，不以海行并从违制，徒二年。未到职已前所降条贯，失于检用，情非故违者，并从本条失错科断，杖一百。余人犯海行条贯，不指定违制刑名者，并从失坐”。
上述所陈十事，包括政治上的整顿吏治；经济上的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军事上的推行“府兵制”。而整顿吏治则占了十分之七的内容，因此我们说改革的重点在于整顿吏治。这十事，除府兵制外，“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是为“庆历新政”。
实际上，范仲淹对改革政治已有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设想。早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在大理寺丞任上，就有《奏上时务书》，其中提出了请救文弊，复武学，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赏延之弊，纳群臣之言等主张。五年，时晏殊为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管的是学校教学，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朝廷安危，在《上执政书》中，毅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他说：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敌无觊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由此可见，范仲淹关于“庆历新政”的内容，不仅综合了众多官员的意见，也是自己长期考虑的结果。
范仲淹的变法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易经》的变通思想，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在《上执政书》中总结了自周秦以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二是言必称三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他说：“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福在国家，功在相府，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幸甚幸甚。窃以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三是富国强兵的思想。从富国方面来说，主张发展生产，即“厚农桑”，认为这是“养民之政，富国之本”。不过，范仲淹并未因此而轻视工商。他在一首《四民诗》中说道：“先王教百工，作为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记》。”“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
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反映出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富国思想已有了时代赋予的新内容。从强兵方面来说，范仲淹在新政中提出恢复唐代前期曾经实行过的府兵制，认为“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三、“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和影响
“庆历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巩固赵宋政权，其改革措施并不十分激烈，但实行不到一年，即到庆历四年六月，在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下，范仲淹觉得自己已无法将新政推行下去，便请求出朝巡边，以参知政事充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也离开朝廷，宣抚河北。五年三月，韩琦被出知扬州，从而宣告了新政的停顿乃至失败。此后，有关改革措施要么遭到攻击而被废止，要么根本就没有贯彻执行。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宋人已有所论及。李焘在《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说：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两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俺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侵盛，而朋党之说，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很有见地。“庆历新政”所以失败，具体说来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起初，范仲淹对改革尚抱慎重态度，当仁宗向他“数问当世事”时，范仲淹对人说：“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可是，一旦开始新政，他与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员就急躁起来，不顾当时是否具备条件，大量颁布改革法令，可谓百事更张，甚至提出减少后宫，改革到了皇帝的头上。他们对改革也看得过分容易和乐观，如谏官欧阳修以为：“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切者也。”措置失当的地方也不少，如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正如支持改革的官员苏舜钦在给范仲淹信中所指出的：“但闻论议之众，皆云：教训医工，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皆非当今至切之务。譬如倒悬者馈之以食，大馁者饮之以浆，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阁下非常之知，日思所报，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念之无他术焉，必取众议而用之，则皆厌然而服，不复有所诋訾矣。”又如恢复府兵制，更是迂阔之举，后因臣僚的反对而未行。再如规定士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能参加发解试，曾应举者须百日，也脱离实际情况，不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