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以徽、钦二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面对金兵的强大攻势，不是积极备战，而是争吵不休。有的心存幻想，力主妥协，有的虽主抗战，却缺乏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最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企图用割地、赔款、称臣的条件来屈辱求和。但是侵略者的欲望总是越来越大，永远不可能使其满足，单凭一纸和约而不使自己强大起来，最终必然会酿成更大的恶果。从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第一次南下开始，到靖康二年（1127）春北宋灭亡的一年多时间里，朝廷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节前往金方求和，其中有赵良嗣，李棁、郑望之、高世则，赵构、张邦昌，曹晟、王球，宇文虚中，赵枢、沈晦，王介儒、刘思，王云、曹曚，马识远，宗泽，李若水，张亢，刘衍，黄夏卿、赵说，折彦质，陈过庭、刘赵栩、赵杞，耿南仲、聂昌、李过庭，李处、司马朴，仲温、赵士布、曹辅、冯澥、何栗等，总数达几十批上百名之多，使臣中有宰相，也有亲王，可以说是前一批尚未归来，后一批已经出发，其中如赵良嗣等人出使多达四五次。
他们除了受到金人的百般愚弄，贻误战机，麻痹自己以外，皆一无所获。
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投降派大臣和抗战派大臣还在空发议论，做着一些与抗金毫不相干甚至影响抗金斗争进行的事情，如“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禁销金”等。金兵第一次南侵结束时，肃王赵枢仍为金人所拘留，“种师道欲击之，而议和既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生为此嘲之曰：“不取肃王废舒王，不杀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对他们作了无情的讽刺。
两派大臣在如何防御金人侵略，以及是否接受金人所提出的议和条款上，更是争吵不休，甚至还在为私利进行毫无意义的斗争。投降派官员固然要受到谴责，但抗战派官员也志大才疏，缺少实际能力。种师道兄弟、刘延庆、姚平仲等人，号称宿将，他们手握重兵，却屡战而屡败。作为抗战派主要代表的李纲，是一个书生，军事并非其所长，他虽有抗金决心，却无抗金能力，由他来指挥战争当然不可能取得胜利。两派的争论尽管激烈，恰恰都疏忽了对金人的具体防御。当金兵逼近开封时，城外尚有大炮五百余座，官府清野时却没有将它们搬回城去。兵部说搬移这批大炮是枢密院的事，枢密院推给军器监，军器监又推给京城所，京城所则说：“京城所掌守御也，未守御何预我哉？”有人提出：“驾部当理会。”驾部又推给库部，说：“库部何不收？”始终未能将它们搬入城内。“金人犯城下，尽为攻城之用”。这是空言误国、互相推诿的典型一例。因此，在侵略者面前，整个统治集团内部，若能同仇敌忾，一致对敌，或统一认识，以暂时的妥协，去换取最终的胜利，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反之，如果将精力用在无休止的争吵上，则必然会坐失时机，处处陷于被动而不可挽救。这也是北宋灭亡给后人带来的一个深刻教训。
教训之三是文臣主兵，多次决策错误，给抗金战争造成重大失误。
北宋在抵抗金人南侵之际，特别是在汴京保卫战中，军队人数大大超过了对方，但是每战皆败，这中间的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缺少精兵强将却是最主要的，这是北宋长期执行抑制武人、以文臣驭武将的必然结果。主张抗战的人，并不等于能够指挥抗战，李纲作为一个文臣，每次指挥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这里。由于文臣不知兵，却既主政又主兵，结果屡屡出现决策上的错误。军事上，在李纲支持下，姚平仲夜袭金人，结果遭到惨败，不仅不能解除金兵对汴京的包围，反而让宋廷背上了“背信弃义”的罪名。汴京第二次被包围后，吴革等武将主张保护钦宗突围而出，又因张叔夜等人的反对而止。何栗以郭京的“六甲奇兵”为可用，从而加速了汴京的陷落。在政治上，金人第二次邀钦宗入青城，何栗、李若水皆轻信金人，以为“无虑”而陪同落入虎口。特别是在金兵包围汴京前夕，有官员请钦宗“暂避敌锋”，但遭到李纲的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听起来颇有道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以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一系列决策的错误，导致钦宗最终难逃被金人俘虏北去的厄运。这些人在金人面前虽然大义凛然，值得称颂，但他们这些不明智的举措却是一害国家，二害自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教训之四是要居安思危，警惕在表面繁荣下所掩盖着的危机。
北宋灭亡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因为宣和年间，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汴京开封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在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上，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反映。孟元老在南宋初年所撰之回忆录——《东京梦华录》，更是将北宋晚期开封的繁华奢侈描写得淋漓尽致，他在该书《自序》中谓：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髙，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厌足。
北宋统治集团当时正沉浸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之中，他们打着“丰亨豫大”的旗帜，大兴土木，建宫殿，修园苑，过着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挥金如土、醉生梦死的生活。
宣和五年（1123）北宋收复燕京等地以后，成为有宋一代国土面积最大的时期。由于增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全国达到二十六路、四京、三十府、二百五十四州、六十三监、一千二百三十四县，“可谓极盛矣”。户数超过了二千零二十六万六千，如以平均每户五口计，全国人口当在一亿以上。西汉、隋、唐的疆域虽然都要大于北宋，“而户口皆有所不及”。
但实际上，这些仅仅只是表面的繁华而已，内部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从本质上看，此时的北宋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封建剥削的苛重，阶级矛盾尖锐，武备松弛，军队骄惰，整个社会已经摇摇欲坠，犹如一幢基础已经完全被蛀空的大厦。而女真势力刚刚崛起，凭借它方张之势和灭辽余威，具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犹如一场巨大的台风。已经千疮百孔的北宋大厦，在金人这股巨大台风的摧折下，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轰然倒塌。因此，要有效地抵抗外敌入侵，一定要居安思危，扎扎实实地增强自身的力量，这除了努力发展经济之外，主要是要使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军事力量强大，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总之，“靖康之变”的惨痛历史教训，对中华民族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