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前，宰臣朝见皇帝可以赐座，但到北宋时这个制度已被废除，其中过程是否如邵博所言这么简单，虽然尚可质疑，但范质等人因为心存形迹，在向太祖奏事时已不敢坐，却是事实。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皆被罢去相位，同时擢原心腹幕僚赵普为宰相。但当时的北宋，对内要进行政权建设，对外要进行统一战争，宰相事务之丛脞不难想见。为此在赵普独相三个月后，太祖以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掌副宰相之职，以协助赵普行政。不过此时太祖对赵普尚信任有加，故“仍令（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别设砖位，敕尾着衔降宰相，月俸杂给半之，未欲与普齐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普贪赃枉法的事件不断发生，使太祖逐渐对他产生了看法。特别是赵普任相日久，自恃宠信，变得专横起来，为政往往不按常规办事，“堂帖之行，与诏敕无异”，这不仅遭到同僚非议，也为太祖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太祖才于开宝六年（973）四月，“始诏参知政事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参知政事正式开始参与机务。不久，因为曾受赵普迫害而遭贬逐的雷德骧之子有邻，“击登闻鼓，诉中书不法事”。太祖闻之大怒，遂于当年八月罢去赵普相位，让他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并分别除授薛居正、沈义伦为宰相。到太宗至道元年（995），“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
至此，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名实皆符，牵制并分去了宰相的部分行政权。
枢密使始设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例由宦官担任，初无厅局，掌承受表奏上呈皇帝，并将皇帝旨意传达给宰相，仅上传下达而已。唐末朱温尽除宦官，始以朝臣充任。五代时，战争频繁，常以武人充枢密使，掌军事机密。
入宋，枢密使一般由文臣担任，“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两柄，号称“二府”。枢密院长官除枢密使外，还有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签署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作为副贰。这样，原属宰相的军权，已为枢密使所分。
宋代对以枢密使副为主的枢密院长官与以参知政事为主的副相，合称执政，宰相和执政则合称“宰执”。
三司始设于唐朝后期，通管盐铁、度支、户部三个机构，分掌全国财政收支事务，唐时多命宰相一人判其事，领三司使之职。五代亦设三司，后唐长兴元年（930）二月，以前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至此三司使另有专人，不再由宰相兼领。北宋前期，沿五代之制，亦设三司使之职，“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同时进一步提高三司使的地位，“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原属宰相的财权，已为三司使所分。
这样，整个宰执集团加上直属于皇帝的三司、审官院、审刑院、谏院等中央机构，分别掌管了朝廷的政权、军权、财权、考课、刑审、谏诤等权，他们各司其职，互相牵制，有力地防止了宰相擅权，避免了对皇权的威胁。
二、在地方，收取州郡权力宋代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为防止出现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局面，陆续采取措施加强对州郡长官的监察，并削夺他们的财权、军权和司法权。
唐贞观元年（627），因山河便利，分全国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增为十五道，每道下领若干州郡，置道采访处置使，职掌与汉武帝时期所设置的十三州刺史部略同，作为监察区。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藩镇割据，各道监察职能名存实亡。入宋，为加强中央集权，改道为路，因全国尚未统一，所以只有十路左右，其后随着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削平，太宗至道三年（997），始定为十五路，以后又续有增加。
建隆元年七月，“始以知州易方镇”，存在了近二百年的藩镇势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自太祖朝起，陆续在各路设置转运司；自太宗朝起，又在各路设置提点刑狱司；自真宗朝起，再在河北、河东、陕西等沿边诸路设置安抚司，仁宗朝以后扩大至广西、京东西和荆湖南北诸路；自神宗朝起，又在各路设置提举常平司。这是四个互相平行又互相监督的机构。转运司的长官为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提点刑狱司的长官为提点刑狱，“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提举常平司的长官为提举常平，“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而为之敛散以惠农民”。上述三个机构都具有监察所属州郡的权力，故称“监司”。安抚司的长官为安抚使，基本上由一路首州、首府的知州府事兼领，掌一路军政。安抚司虽不属监司之列，但也具有监察州郡的权力，所以与监司合起来统称为“外台”。朝廷通过监司长官和安抚使，掌管了州郡的财权、司法权和军权，并加强了对州郡的监督。
在路一级的机构中，北宋后期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三舍升贡法的推行，徽宗崇宁二年（1103）又设置了提举学事司的机构，“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宣和三年（1121），提举学事司虽因三舍升贡法的罢废而被废除，却成了明、清两代在省一级设置学政官的滥觞。
乾德元年（963）三月，北宋统一湖南以后，为监督南方地区刚刚归顺的伪官任知州者，开始在这些州郡设置通判一职，规定“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后来，这一做法陆续推广到全国，除人口不及万户之小州外，大郡置通判两员，余置一员。由于通判对知州权力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故人称监州。乾德元年六月，又命常参官（俗称朝官）出任知县，以增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通判并非州郡副贰，他与长吏往往不和，仁宗朝时，官员钱昆求往地方任知州，有人问他所欲何州？钱昆是余杭（浙江杭州）人，喜吃蟹，回答道：“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由此可见通判所起作用之一斑。至此，州郡长官的权力大为削弱。
开宝五年（972）十二月，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故朝廷陆续派遣文臣知州事，以代替原来的节度使，即使判、司、簿、尉等幕职州县官，也多由文官担任。这样，像唐代那样的藩镇割据、节度使叛乱事件就再无产生的可能，其影响可谓深远。
三、收兵权，防止武人势力的崛起
为加强中央集权，赵宋政权在军事上用力最勤，主要措施有五个方面。
1．分禁军的两司为三衙
禁军在后周时分殿前司、侍卫亲军司两司。殿前司主管长官依次为：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副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主管长官依次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入宋，名义上两司依旧，实际上侍卫亲军司又分置为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两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主管长官依次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侍卫亲军步军司主管长官依次为：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这样，后周时的两司，至北宋已分成三衙，侍卫亲军司将领的权力相对被缩小。
2．实行将兵分离
其措施主要有二：一是立更戍法。以“习勤苦、均劳逸”为名，使“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二是将发兵权与握兵权相分离。枢密院有发兵之权，“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但枢密使手下并无军队。三衙虽有握兵之重，平时负责对禁军训练和管理，却无发兵之权。这种发兵权与握兵权相分离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后代。从此以后，武臣虽然握有重兵，却再也不能起兵与朝廷相抗衡，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3．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内外相制
在太祖朝时候的办法是：京城养兵十余万，诸道养兵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但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随着一系列抑制武人措施的推行和州郡长官权力的削减，以及为防御辽、西夏等国的侵扰，自太宗朝以后已无必要和可能。此外，有学者依据南宋人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〇有“宋不当守内虚外”一说，认为宋代兵力部署是“守内虚外”，后人往往信以为真，时时引其说，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宋初，当时为了进行统一战争，军队当然要大量调往前线；到太宗朝后期，契丹军队不断南下，北宋不得不将重兵驻扎于宋辽边境；仁宗朝时期，宋与西夏经常发生战争，又将重兵部署于西北边境；南宋时，前有金朝威胁，后有蒙元南侵，更不可能实行“虚外”政策。所以理宗朝官员魏了翁以为：宋自太宗朝以来，内地兵力已经十分空虚，到仁宗宝元（1038-1039）、康定（1040）以后，“空内以事西边，则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盗作，速召州兵，仅二十四人……”宁宗朝前期有官员史弥远上疏曰：“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事实证明，两宋的所谓“守内虚外”说，在极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成立。
4．禁军不设最高军职，并陆续解除大将兵权
建隆二年（961）春，随着北宋政权初步获得稳固，太祖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军节度使。
当年七月，又罢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一职，出为归德军节度使。从此，北宋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禁军的最重要军职。到太宗雍煕三年（986）六月，米信被罢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此职也不再授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一职，自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以后，再不见于史籍记载，估计也空而不授。太祖朝时，被解除大将兵权的除了上述诸将外，尚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罢为天平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罢为镇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为中正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罢为彰德军节度使等。大将罢为节度使以后，恩数虽同执政，但再也没有像唐代后期的藩镇那样拥有割据一方的军、民、财权，仅成武官的高级虚衔而已。
在历史上还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说是建隆二年（961）某日，宋太祖召见赵普，问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是：“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尚未说完，太祖即道：“卿无复言，吾已喻矣。”于是他决定要解除大将兵权。
一日，将握有重兵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召进宫内，设宴招待。酒酣，太祖对在座的人说了这样一番话：“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于是大家顿首涕泣恳求道：“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告诉他们：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至此，诸大将才明白太祖葫芦里所卖的药，“明日，皆称疾请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