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张邦昌力主向金人屈膝投降，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他的一时“僭逆”，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正如南宋史学家王称所说：“邦昌之僭，良由胁迫，及金骑已退，乃纳政孟后，归玺康王，其心亦可见矣。”虽然，封建士大夫从维护赵宋王朝万世一统的地位出发，从儒家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作标准，将其视作叛臣，并不难理解，宋元史臣将他打入《叛臣传》也很自然，但今人如果仍旧站在赵宋统治者的立场上，不顾历史真相而继续称他为叛臣，恐怕未必妥当。
黄潜善、汪伯彦为了破坏李纲的战略部署，对为李纲所支持的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和河东经制副使傅亮的抗金活动，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如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捏造事实，言张所“不当置司北京”，“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司”。对于傅亮，黄、汪一伙趁着他受命才十余日，在东京募兵不多，尚未渡河之际，便倒打一耙，以“逗留”的罪名，将他罢去经制副使，召赴行在。为此，李纲对高宗说，黄、汪“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职”，竭力以自己的去就相争，“闻亮竟罢，乃再章求去”。于是黄、汪亲信，已被擢为殿中侍御史的张浚首先对李纲发难，他抓住与李纲有矛盾、后以“僭逆”罪而被高宗处死的宋齐愈事件，弹劾其“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论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十数事”。此时的高宗，处处站在黄、汪一边，拒绝听取李纲的解释。李纲深感自己已无法履行抗金职责，便提出辞呈。黄、汪秘密指使礼部侍郎兼直学士朱胜非在罢相草制中，对李纲大肆进行污蔑，言其“狂诞罔悛，谋谟弗效”，“设心谓何，专制若此”。八月十八日，李纲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实际为相时间尚不足八十天。李纲罢相后，河北西路招抚司被撤销，他以前所采取的许多抗金措施也随之被废除。黄潜善又趁机报复，将张所谪居广南，最后张所死于贬所。
太学生陈东、抚州进士欧阳澈毅然上书高宗，指出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信，要求高宗“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结果高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悍然将两人杀害。
高宗所以要杀害陈东等人，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陈东曾对他称帝的合法性表示过怀疑，“迎请二圣”，对立脚未稳的高宗帝位，更是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欧阳澈则揭露他纵情声色，也触到了高宗的痛处。二是陈东等人在靖康围城中已掀起过大规模的学潮，对宦官等腐朽势力作了沉重打击，高宗当然记忆犹新。三是复用李纲，就意味着停止南逃，这在高宗看来，几乎是性命攸关之事，故对他们必须断然处置。张浚完全摸到高宗和黄、汪对李纲的态度，所以仍对他论奏不已，先言李纲“杜塞言路，独擅朝政，所陈敷奏之语，无非杀戮之事”，甚至将李纲以“国贼”称之。在稍后的奏疏中，更是危言耸听地说：“纲邪险不正，崇饰浮言，足以鼔动流俗，非窜之、殛之，上无以谢宗庙，下无以谢生民，次无以严君臣之分……纲既素有狂愎无上之心，复怀怏怏不平之气……万一盗贼群起，藉纲为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张浚在这里使用了造谣污蔑和倒打一耙的伎俩，百般丑化李纲，以迎合高宗和黄、汪。于是，李纲再次被贬谪至鄂州（湖北武昌）安置。
四、南宋小朝廷的南迁和扬州大溃败
高宗既害怕返回开封，又认为应天府也不是久留之地，黄潜善和汪伯彦也力主南逃。建炎元年（1127）七月十八日，高宗下达了“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的诏书。当年秋天，金人以杀张邦昌为辞，再次分兵伐宋。高宗拒绝宗泽要他返回汴京，亲自主持恢复中原大计的请求，正式决定“巡幸淮甸”。当时，反对高宗南逃的官员不少，甚至中军统制张俊部下的小军官岳飞，也毅然上书批评黄、汪等人的逃跑主张，提出：“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军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迤逦北渡。
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深患恐金症的高宗见岳飞的奏疏大为恼怒，立即将他削除军职，赶出军营。接着，又下诏威胁道：“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公开表明他坚持南逃的路线和方针。
十月初一日，高宗集团离开应天府南下。此时，杭州发生军校陈通作乱，乱兵执安抚使叶梦得，杀转运使吴昉，高宗命人入杭州招抚。高宗一行来到楚州宝应县（今属江苏）时，又先后发生御营后军将领孙琦作乱和驻镇江士兵叛乱。高宗眼见南方也不够安全，才于扬州安顿下来，“先朝嫔御皆至行在”，“母后戚里之家”也开始定居于此。于是，“禁中修造复兴，御前生活复作，宫中费用复广，内降指挥复出”，重新过起了昔日宫里的安逸生活。
同时先后派遣王伦、宇文虚中等人赴金朝乞和，而在军事上却不作丝毫准备。内侍邵成章及已除为殿中侍御史的马伸因劾黄潜善、汪伯彦误国，皆得罪遭贬谪。吏部尚书吕颐浩等人以为，敌骑已再次逼近京东，今敌强我弱，若人心一摇，则淮南必然望风而下。他提出，先让淮南的官吏和百姓入山避兵，庙堂则阴作渡江准备，而将重兵分别驻扎于淮河和长江一线，先与金兵夹淮一战，若不胜，再与金兵夹江一战，这样，一定可以阻止敌人的南下。可是黄、汪也不听。
果然好景不长，建炎二年（1128）七月，金朝分遣左副元帅粘罕和右副元帅讹里朵（完颜宗辅）二员大将，率兵南下，追击高宗，以消灭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另派娄室（一作娄宿）部进攻陕西，以牵制川、陕方面的宋军。十一月，粘罕军和讹里朵部主将兀术（完颜宗弼）的军队攻下濮州（在山东鄄城北），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口，企图以大水阻挡金兵的西进。于是金军转而东进，分别攻下开德府（河南濮阳）、滑州（在河南滑县东）、相州、淄州。十二月，金兵又相继攻陷东平府和大名府，知济南府刘豫降金。就在这时，高宗任命妥协派首领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黄、汪面对金兵的持续进攻，却“裁处无术，探谍不明”，“恬不介意”，仍在做着与金人议和的美梦。对于李纲的迫害，却没有丝毫放松，是年十一月再贬他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海南万宁）安置。
建炎三年（1129）正月，粘罕军先后攻陷青州（山东益都）、潍州（山东潍坊）和徐州（江苏徐州）后，打败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的军队，以三千骑兵突入淮甸，进至泗州（在江苏盱眙东北淮水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
二月初一日，高宗命御营司统制官刘正彦率所部护卫皇子、六宫到杭州避兵，并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军守淮以拒金兵。不料金兵未至而刘军全线溃退，于是金军破楚州（江苏淮安），陷天长军（安徽天长），十万御营宋军，在数百敌骑面前，竟望风解体，金兵前锋迅速推进到距扬州城仅有数十里的地方。初三日，正在淫乐的高宗，闻讯大惊，在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和宦官康履等五六个人的护卫下，慌忙披甲乘马出逃，急驰至瓜洲（在江苏扬州南长江边），坐上小船南渡逃命。一贯好色的高宗，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生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此便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时，黄潜善、汪伯彦尚在吃饭（一说率同列听和尚讲经），有人急报，皇帝已经渡江，两人相顾失色，“乃相视苍黄鞭马南驰。都人争门而出，死者相枕藉，人无不怨愤”。原先从扬州经运河抢运出来的银、绢等大批物资，在江边堆积得与小山一般，因为来不及搬运过江，全为金人所得。数月前刚从汴京搬来的太祖神主，也被丢得不知去向。“军民怨黄潜善刻骨”，司农卿黄锷南渡江上，士兵误以为是黄潜善，历数他误国害民之罪，“锷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
高宗渡江到镇江，金兵也于次日进抵瓜洲，与宋军隔江对峙，于是高宗又连夜逃往丹阳（今属江苏）。可是高宗还是感到“长江天险”未必能挡得住金人铁蹄，于是接受王渊“请幸杭州”的建议，命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守镇江；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江宁府；尚书右丞朱胜非、礼部尚书张浚分别节制平江府（江苏苏州）和秀州（浙江嘉兴）军马；户部尚书吕颐浩往来经制长江防务。高宗自己则由丹阳出发，经常州（今属江苏）、无锡（今属江苏）、平江府、秀州，于十三日逃往杭州。
为了讨好金人，高宗又急忙下诏录用张邦昌亲属，派人持张邦昌与金朝约和的文书，赴金营求和。二月十三日，高宗君臣到达杭州，诏令改州治为行宫，下罪己诏，放还窜逐诸臣，“惟李纲罪在不赦，更不放还。盖用黄潜善计，罪纲以谢金人”。群臣追究扬州大溃败的责任，纷纷上疏弹劾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之罪，其中御史中丞张瀓上疏劾黄、汪有二十大罪，大略谓：初无措置，但固留陛下，致万乘蒙尘，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过严，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使一旦委敌，归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溃兵，重失人心，其罪三。
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车驾起，则仅一两卒舁，致倾揺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泪，宗庙颠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潜善等柄任以来，直至淮上，所存无几，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预知渡江之期，一旦流离，多被屠杀，其罪六。行在军兵津渡不时，仓卒溃散，流毒东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装载，尽为敌有，府库耗散，其罪八。自澶、濮至扬州，咸被杀掠，生灵涂炭，其罪九。谢克家、李擢俱受伪命，而反进用，其罪十。潜善于王黼为相时，致位侍从，故今日侍从、卿监多王黼之客，伯彦则引用梁子美亲党，牢不可破，罪十一。
职事官言时病者，皆付御史台钞节，申尚书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胁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师各置百司，设官重复，耗蠧国用，如以巡幸而置御营司使，则枢密院为虚设，置提举财用，则户部为备员，罪十四。许景衡建渡江之议，挤之至死，罪十五。身为御营使，多占兵卫，不避嫌疑，罪十六。敌人相拒，斥堠全无，止据道涂之言为真，致此狼狈，罪十七。敌骑已近，尚敢挽留车驾，罪十八。卢益自散官中引为八座，遂进枢副，伯彦之客为起居郎，有罪补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专务欺君，罪十九。国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张瀓此疏不仅历数了黄、汪两人的罪行，而且对高宗即位以来的种种弊政和这次扬州大溃败所造成的惨痛损失也揭露得淋漓尽致。高宗虽被迫罢去黄、汪两人相位，但群臣仍论奏不止，于是再贬黄潜善为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广东英德）安置；汪伯彦落职，永州（今属湖南）安置。
在陕西方面，早从建炎元年（1127）年底，金将娄室就奉粘罕命令开始入侵，他在打败宋将范致虚军的抵抗以后，夺取了同（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两州。次年，又相继攻破永兴军（陕西西安）、延安府（陕西延安）、秦州（甘肃天水）等地。但是由于关中百姓纷纷组织义兵，打击金人，使金人在那里的统治并不牢固，金兵于当年夏天退走后，这些州县又多为宋军或义兵所收复。
第二节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一、宗泽领导的抗金斗争
建炎元年（1127）夏天，宗泽应李纲推荐，出知开封府。当时金人骑兵尚留屯在黄河北岸，京城防御设备早已被破坏殆尽，到处是散兵和流民，盗贼纵横，人情汹汹。经过宗泽的一番严格整顿以后，社会秩序逐渐走向安定，物价也恢复到与平时一样。
濮州义兵首领王善，号称有众数十万，车万乘，欲占据京城，宗泽单骑至善营，对他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感宗泽诚意，遂解甲归降。其他义兵首领如丁进、李成、杨进、王再兴、李贵等也都成了宗泽部下。
金人以使伪楚为名，派人到开封，宗泽认为此人实为探听虚实而来，将其拘禁起来，“乞斩之，以破其奸”。高宗闻奏，大为恐慌，赶紧亲笔给他写信，“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一些投靠黄、汪的人，便趁机对宗泽大加攻击。
与此同时，宗泽着手加强对开封的防御，他招募军队，组织散兵游勇，积极联络北方义军，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统领招集来的军队，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座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寨，一直与河东、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相联结。“两河豪杰，皆保聚形势，期以应泽”。
建炎元年冬，金将兀术谋攻开封。诸将向宗泽提议，先断河梁，以防止金兵渡河。宗泽以为：去冬金人所以敢来，就是因为断河梁而使他们看到宋军的软弱可欺，这次当竭力保护河梁，以待我军集合反攻。兀术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不怕死的宋军，遂“夜断河梁遁去”。“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