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南宋初年的阶级矛盾和平定游寇的斗争
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南宋初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金人铁骑屡次南下，南宋政权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由于封建剥削加强，广大农民在庞大军费的重压下，已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加上金人入侵的烧杀掳掠，游寇、溃兵、官军的抢劫破坏，更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因此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使南宋统治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北宋的赋税剥削本来就已经十分繁重，南宋建立后，为供战争之需，军费开支直线上升，统治者就巧立名目，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据史籍记载，当时“江西、湖南北路正赋外，多别科米，则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自一石输及五六石。钱则有大礼、免夫、纲夫、檐夫、赡军等，自一缗输及七八缗，吏缘为奸，其名日新。复调丁壮，把隘修寨，富者出财，贫者出力”。百姓“困于军兴”，一遇水旱灾害，“人至相食，虽亲父母，手杀其子食之”，即使是丰收之年，“比他岁所入十倍，然官敛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萧然”，同样不能存活。
这样沉重的军费负担，使“民不堪命”，许多人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据险结党，抗拒县官，既免征徭之苦，且获攘掠之利，故多去为盗”。当时许多官员也承认，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军费负担太重，人民无以为生。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广东经略司在向朝廷报告宜章人李冬至二起义的原因时说：“以军兴赋重不能保，遂与其徒作乱。”同月，中书舍人洪拟也说：“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他们的话，都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宋金战争的破坏，特别是自建炎三年（1129）冬到四年春，金兵渡过长江，深入两浙、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所到之处，大肆屠城、焚烧和掳掠，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从官军到匪寇，亦趁机蹂躏人民。在福建，建炎三年夏天，叛将苗傅、刘正彦的部队，由浙西经江西流窜到福建的建阳（建瓯）一带，沿途与追击他们的官军展开激战，同年冬天，又有王军队的大批溃兵进入福建，使当地遭到了一系列的破坏，“食日益阙，民日益困”，被迫“聚为盗贼”。在江西，建炎四年正月，护卫隆佑太后逃往虔州的随行将士发生哗变。尔后，作乱士兵又流窜各地进行抢劫，给当地百姓也带来了严重危害。在湖南洞庭湖一带，前遭金人蹂躏，后又有游寇孔彦舟部的骚扰、屠杀，仅鼎州（湖南常德）城内，被杀死的百姓就达到十之八九，余下的悉黥为兵。绍兴元年（1131）正月，奉命巡视湖外后回到行在的监察御史韩璜奏称：“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散之兵先之（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惟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以上情况，都说明建炎、绍兴初年的战争极大地加剧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
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有其自己的特点。
首先，起义次数特别频繁。仅以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这八年时间统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大约有五十余次之多，占了整个南宋农民起义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其次，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同时并存。从其积极方面来说，农民起义打击了南宋政权和地主阶级，也防止了游寇的侵扰，使他们有可能稍稍改善一下自己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这也正是农民起义正义性之所在。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大多是兵变士兵、私盐贩子或秘密宗教的首领，他们的局限性也很大。因此，就不乏各种各样的“草寇”和“乱世魔王”混杂其中，如有的是为了乘机割据称王，实现个人野心，有的则打着反对南宋政权的旗号，行杀人越货的勾当。如楚州五湖捕鱼人夏宁，聚集渔民千余人，到处进行抢劫，“无粮食，众皆饥，乃掠人为食，半月之间，食啖万余人”。这些人当然不是农民起义者，而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强盗。这类情形虽在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中都难以避免，但以南宋初期表现得最为突出。还应当指出的是，农民起义虽有其正义性的一面，但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形势下，它并不利于整个抗金斗争的大局，因而对其积极性不能高估。
南宋初年众多的农民起义中以发生在荆湖地区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规模为最大，曾占有洞庭湖周围鼎州（湖南常德）、潭州（湖南长沙）、岳州（湖南岳阳）、澧州（湖南澧县）、荆南（湖北江陵）、峡州（湖北宜昌）六州所属19个县。起义农民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坚持起义达六年之久，直到绍兴五年（1135）六月，才被岳飞领兵镇压。
二、平定游寇的斗争
游寇，作为一种土匪式的武装集团，大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游寇的数量很多，成分复杂，为害又特别巨大，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南宋初年的游寇，大都由武装流民转化而来。武装流民的来源，基本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当时，由于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执行对金投降的政策，对这些来自民间的武装，或放任不管，或将其强行遣散，从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武装流民。
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如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占汴京，数万守城的士兵逃出城外，“有得脱者，悉走京西，聚为盗贼”。建炎三年（1129）冬，金兵分三路入侵江南，“浙兵皆散而为盗”。
此外，当然也有受土匪、豪强胁迫而被迫成为游寇的普通百姓和因战乱破坏，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流民。
上述这些流民武装如果不被朝廷收编，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参加农民起义，其首领往往成为起义军骨干，但是这些人长期以来因为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一旦参加了农民起义，虽然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却增加了烧杀、抢劫等破坏性，并容易产生动摇，接受招安，从而给农民起义造成危害；另一条就是在个别野心分子的裹挟下，成为游寇，这当是他们最主要的出路。所以，在南宋政府的眼中，往往将农民起义军与游寇混为一谈。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炎年初到绍兴五年（1135），在南宋境内，规模较大的游寇集团有近二十个之多，其中主要有：李成、张用、曹成、李宏、马友、张遇、王善、桑仲、张琪、邵青、孔彦舟、刘忠、雷进、韩京、吴锡等集团。这些游寇集团人数多的达数十万，少的也在万人以上。江淮和荆湖地区是游寇活动最为猖獗的两个地区，他们“跨州县，递相屠掠，自余盗贼，千百为群，不可胜计”。
游寇集团中的首领，多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歹徒，他们每日以攻城略地、抢劫掳掠为能事，对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害极大。在南宋统治者看来，金人是外患，游寇和农民起义军则都是内患，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对他们两者还是有所区别，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就说：“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闻南渡；所谓游寇者，皆江北剧贼，自去秋以来，聚于东南；所谓土贼者，二年以来，为害日大，原其实情，似有可矜。”在这里，朱胜非虽把金人、游寇和农民起义军并列为威胁南宋统治的三大兵患，但又认为“土贼”尚有“可矜”之处，《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
这就承认了农民起义军与游寇的区别。
游寇的存在，既不利于抗金事业，对南宋统治也造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游寇所到之处，使得大片州县残破，社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其次，某些游寇集团并不以烧杀掳掠为满足，他们还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以实现其称王称霸的野心，这当然更为宋廷所不允；再次，游寇集团在开始时，虽然大都游离于南宋与金人之间，从中渔利，但一旦被政府军击溃后，有些人往往投奔金人或伪齐，为虎作伥，这是南宋政府最为担心的事情。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南宋统治者来说，金人和伪齐是最主要的敌人，但本着“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方针，无论“土贼”（农民起义军）或游寇，都是首先必须剿灭的对象。再从朝野舆论来看，对农民起义军似乎尚抱有一点同情，而于游寇，则最为深恶痛疾，是宋廷打击的重点。可是，面对金兵的屡屡南下，南宋政府无法用全力对付游寇，何况游寇集团背靠金人和伪齐，无力则降，有力则叛，常使朝廷无可奈何，因此对于他们也只好采取“招安”与围剿相结合的政策。如游寇张琪、邵青，每次被官兵打败后，就接受招安，官兵一退，旋即又成为盗贼，从而经常演出官兵招安“官兵”的闹剧。高宗对此非常恼火，曾于绍兴元年（1131）九月下诏，“命诸将毋得招安”。可是知平江府胡松年上疏以为，“贼未可睥睨”，还是以招安为上策。右司谏韩璜以为：“（邵）青拥舟数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师制御，恐转入海道，惊动浙东。”
也力主招安。高宗无奈，只得“趣（刘）光世招降之”。
游寇对南宋政权威胁甚大，平定它也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但是经过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军队的通力合作，到绍兴五年年底，终于次第消灭了各个游寇集团。其中，王善、李成、孔彦舟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带领残兵投奔伪齐或金人而去，游寇集团中的其他首领，除马友被杀以外，其他大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游寇集团的存在，既严重地危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又破坏了南宋抗金战争的顺利进行，因此不可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覆灭是必然的。
但它所以能够较快地被平定，一方面与南宋政府采取了以游寇制游寇，并加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民族矛盾制约下，部分义兵出身、本来就具有抗金倾向的游寇，易于接受宋廷招安的缘故。
南宋政府平定游寇集团的意义重大：第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南宋政权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集中兵力以抗击金人和伪齐的南犯；第二，大量游寇投降后被改编成政府军，增强了南宋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有利于南宋境内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免除了游寇之害，也使南宋政权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