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则被秦桧加上十分暧昧的罪名而遭到迫害，如广西经略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一人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官；秘阁修撰张邵坐与秦桧言金人有归钦宗及诸王后妃意，斥为外祠；又以“讪谤罪”，编管右迪功郎安诚、布衣汪大圭，斩有荫人韦俊、进义副尉刘允中，黥径山僧清言。甚至跟随韦太后自北方归来的官员白谔，也被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将他刺面发配。直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还指使党羽，再兴大狱，被诬陷的官员达五十三人之多，阴谋将反对派一网打尽，狱成，终因秦桧于是年十月病死而作罢。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秦桧以防止有人借修史来诽谤朝廷为由，奏请高宗禁止私人撰史。高宗不顾自北宋立国以来允许私人修史的传统，立即表示同意，认为：“（野史）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于是秦桧一伙借口查禁私史，鼓励告讦，或搜寻私史，或收集简牍，从中傅致其罪，制造了一场场文字狱。大批私史被销毁，许多人因与修史有关而受到株连。
与此同时，秦桧又命子秦熺以秘书少监主纂国史，凡所记录，都是其党羽阿谀奉承之语，并乘机销毁和篡改对自己不利的日历、时政记、诏书、章奏等材料。
秦桧的专制独裁所以能屡屡得逞，并非像历史上所说的是靠“劫持君父”所得，而是他巧妙地利用了高宗及其生母韦氏的阴暗心理，来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因而，是他们君臣两人各有所图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整个宋朝，除了皇帝年幼无知或者身患重病，无力行使权力，不得不由太后或太皇太后暂时摄政，以及个别皇帝因权臣的拥立而得以登上皇位，不得不对权臣有所屈从以外，皇权可以说从未旁落过。宋朝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大臣擅权，大都是皇帝对此人的宠信而并非对他的害怕所造成。完全掌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高宗，即使在战争年代对手握重兵的大将，也敢于以“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这类言语相威胁，更不会害怕像秦桧那样的文臣。高宗所以放手让秦桧迫害异己，制造恐怖局面，究其原因，首先是与共同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强力压制朝廷里反对和议的浪潮有关。
这一点在洪皓身上反映得最为明显。建炎三年（1129），洪皓充“大金国通问使”使金，被金人扣留十五年不得归国。在金朝，他十分留心那里的政治、军事动态和北迁帝后的情况，多次向宋廷密报，因而受到高宗的高度赞扬，说他“身陷敌区，乃心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诚可嘉尚”，是一个“虽苏武不能过”的忠臣。可是，当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回到临安不久，对朝廷安于现状，一味向金人屈服，“无中原意”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后，就受到冷遇，只授了他一个毫无实权的官职——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接着，秦桧以“皓不省母”为由，命他出知饶州。翌年，又将他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再以“作欺世飞语”的罪名，将他送往广南安置，最后死在那里。对洪皓这样一个苏武式人物的处置，当然是经过高宗的首肯才这样做，后人以为全系秦桧一人之过，并不符合实情。其次，是为了掩盖生母韦氏曾经改嫁女真贵族的宫廷丑闻，并千方百计地防范其传播所需，这一点当然也得到高宗母子的全力支持。绍兴年间，包括洪皓在内许多官员所得到的暧昧罪名，大都与此有关。
秦桧虽然专恣，但他深知赵宋君臣之间的潜规则，故在高宗面前一直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绝对不敢有半点冒犯，以避免引起高宗的猜疑。一次，秦桧妻王氏应高宗吴皇后之邀，去宫内赴宴，食间吃到一种从淮河里捕来的青鱼。吴皇后问她有否吃过此鱼，王氏回答说：吃过，而且比这鱼还大。王氏回家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秦桧，秦桧当即埋怨她“不晓事”。第二天，秦桧故意命人将数十条别的大鱼当作青鱼送进宫去。吴皇后不知是计，笑道：“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某日，秦熺穿黄色葛衫侍侧，秦桧命他将这件葛衫换下。秦熺不解其意，秦桧瞪眼道：“可换白葛。”秦熺说这种葛衫在临安城内贵贱通服，秦桧道：“我与尔却不可用。”原因是“其色之逼上”。正因秦桧诡诈和小心如此，所以高宗对他一直信任有加，甚至说：“（秦）桧国之司命，（王）继先朕之司命。”对秦桧依赖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三、宋高宗、秦桧集团的腐朽生活
秦桧一方面削弱国防力量，以讨好金人，另一方面看准了高宗奢侈、虚荣的本性，“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以供其享用。不过，这些行为大都在暗中进行，人们并不知其详，于是高宗对秦桧更是“宠眷无比”。
高宗前期，由于受到亡国的威胁和各种条件所限，与乃父徽宗相比，无论是宫室或是享受，确实略显逊色，加上他善于修饰伪装，这就为他留下了一个“俭德”的美名。据李心传《朝野杂记》载：“高宗在维扬时，每退朝，即御殿旁一小阁，垂帘独坐，前设一素木桌子，上置笔砚，盖阅四方章奏于此阁内，惟二小珰侍侧。凡巨珰若内夫人奏事，上悉出阁外视之。御膳惟面、饭、煎肉、炊饼而已。镇江守钱伯言尝献宣和所留器用，其间有螺钿椅桌，上恶其靡，亟命于通衢毁之。”在临安凤凰山由原杭州州治改建而成的皇宫，与汉、唐、北宋的宫殿相比，不仅数量少，规模也要狭小得多，而且往往一殿多用，根据不同需要，到时换一块殿名罢了。可是到“绍兴和议”以后，就开始不断修建宫殿、园苑。高宗晚年移居德寿宫成为太上皇以后，奢侈腐朽的本性更是暴露无遗。
德寿宫系由秦桧旧第改筑而成，因在皇宫之北，望仙桥东，故被称为北内，而称皇宫为南内。据《朝野杂记》载，德寿宫“气象华胜，宫内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垒石为山，象飞来峰，有楼曰聚远。凡禁御周回分四地分：东则香远（梅堂）、清深（竹堂）、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冈。南则载忻（大堂乃御宴处）、忻欣（古柏、湖石）、射厅、临赋（荷花山子）、灿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清旷（木犀）、泻碧（养金鱼处）。西则冷泉（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则绛华（罗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松在西湖上，得之以归）”。又据《武林旧事》载：“禁中及徳寿宫，皆有大龙池、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春时竞渡及买卖诸色小舟，并如西湖，驾幸宣唤，锡赉巨万。大意不欲数跸劳民，故以此为奉亲之娱耳。”足见德寿宫建筑之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直可与徽宗朝所建之延福宫比美。
德寿宫的日常开支庞大，全部来自于国库，至于孝宗给太上皇帝高宗的所谓“奉亲之礼”，更是动辄巨万，仅月供钱一项，每月就达十万贯之巨。虽然后来高宗“以养兵多费”，每月只要四万，但不时之奉，又着实惊人。如淳煕三年（1176）五月，孝宗给高宗献上的寿礼，就有银五万两，绢五千匹，钱五万贯，度牒一百道，外加“七宝金银器皿等”。淳煕八年，“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旧岁欲再行庆寿礼，太上不许”，孝宗“乃密进黄金酒器二千两”，此外，又进银三万两、会子十万贯。成千上百万农户的全年的收入，也抵不上这一次巨额的“孝敬”。这里还不包括孝宗给太上皇后吴氏的巨额“奉亲之礼”。
高宗表面上说：“宫中无用钱处，不须得。”实际上却是贪得无厌，多多益善。
一次，高宗赴皇宫宴饮，孝宗于酒醉中“许进二十万缗”，久而忘却。后来高宗就问吴后：“北内曾许进二十万缗，何不进来？”吴后机灵，为之辩解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银是钱，未敢遽进。”高宗道：“要钱用耳！”于是吴后“代进二十万缗”。孝宗十分感激吴后“调娱父子之欢”，遂“倍四十万缗以献”。
高宗晚年，游山玩水的兴致极高，他不是游乐于西湖之上，就是往钱塘江观潮，至于上灵隐、天竺进香，去聚景、玉津等园踏青、赏花，往景灵宫、太庙祭祖，更是引以为常。连高宗自己也承认：“但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人。”供给韦太后的钱物也多得不计其数，其中岁奉钱二十万缗，帛二万余匹，冬绵五千两，每日酒一斗、羊三只，并建造慈宁宫以居之。韦太后为了讨好金人，每年除了向金朝皇后贡献礼物“以巨万计”外，每次金使到临安，都要送给他们大量金银财物，号称“密赐”。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太后病死，高宗遣使向金人告哀，并根据她的遗愿，送所谓“遗留物”给金人，计有：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银丝盒十面（里面盛满玻璃、玉器和香药）、青红拈金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箫一攒、象牙柏板一串、象牙笙一攒、缕金琵琶一副、缕金龟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等物品。这里不仅反映了韦氏生前生活的豪华和奢侈，也可窥知她对金人确实怀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感情。
秦桧大权在握，懒于公务，“文案壅滞皆不省”，把精力集中到大肆贪污搜刮和巩固个人权位上。高宗为了酬谢秦桧议和之功，对他“宠眷无比”，命中使屡加赏赐，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迁居赐第时，高宗“命内侍东头供奉官王晋锡押教坊乐导之，赐桧银、绢、缗钱各一万，彩千匹，金银器皿、锦绮帐褥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至于“赐珍玩、酒食”，更是“无虚日”。
秦桧倚仗高宗对他的宠信，广置家产，大将刘光世的园第和张俊的大批房地产，在他们两人死后，都落入到秦桧手中。史言其“喜赃吏，恶廉士”，公开接受百官的贿赂。每逢秦桧生日，从监司、帅臣到州县官吏，都要向他献上一份厚礼，“金玉为不足，至于捜尽世间之希奇以为侑”。官吏升迁，除了看所献“羡余”多少，到行在后，照例还要给秦桧数万贯珍宝，才能获得差遣。
这样，以后不管这些人如何贪赃枉法，都能得到秦桧的庇护，“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近二十年间，秦桧搜刮到的财产，竟“富于左藏（国库）数倍”。
他执政期间所做之事，比较值得肯定的，恐怕就只有“以僧道太冗，乃不鬻度牒，暗消其弊”这一桩事。
秦桧一家的生活奢侈糜烂，权势炙手可热。当他获得刘光世的园第后，就命两浙转运司专门设置一个打造器物的箔场，聚集大批官员，以负责供应居第中所需的一切，“自是讫其死，十九年不罢，所费不可胜计”。他的孙女崇国夫人丢失一只狮猫，“立限令临安府访求”，至期不获，命官府捕系邻近居民，“且欲劾兵官”。临安府官员大为恐慌，把所有狮猫都捉起来，都不是，又张贴狮猫画像，大街小巷到处寻找，仍不可得。知临安府无奈，只得让崇国夫人的亲信去求情，总算将此事了结。其子秦熺，“十九年间无一日不煅酒器，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秦桧妻党王氏宗族，也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常常凌辱地方官，强夺百姓田宅，贪污中饱，闹得州县鸡犬不宁。如秦桧妻弟王会，历知湖、明、秀、平江等州府，都是两浙最富庶的地方。于是便“置田产于湖、秀，造大宅于平江”，将横征暴敛所得之钱财，贮之别库，“及其还朝，席卷而去，帑藏为之一空”。
许多文武大臣不问政事，但以聚敛为业，过着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绍兴十三年（1143）张俊解兵柄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甲第，“享富贵之极，而俊复善治生”，他通过赐予和兼并，不仅占有巨额田产，而且还占有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多达七万三千贯，在诸大将中号称“最多赀”。为了防止偷盗，张俊将家中的银子铸成为每个一千两的银球，谓之“没奈何”（意为盗贼难以将它们搬动）。在他死后，“诸子进黄金九万两”。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亲临张俊府第，张俊供进御宴的水果、香药、蜜煎、下酒、菜肴等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进奉的宝器、金器、古器、汝窑、合伏、书画、匹帛多得不计其数。上百名陪同赴宴的官员，也对他们各有所赐，对随驾的宦官、知省、御带、御药、门司、直殿官及禁卫一行祗应人等，也有大量犒设。花费之巨，令人咋舌。不仅张俊如此穷奢极侈，挥金如土，其他大将也是如此。如高宗另一个心腹将领杨存中（原名沂中），被封为同安郡王后，一次微服私行，遇见一测字先生，相出他是一个王，杨存中大喜，当场答应赐予那人缗钱五百万贯以为犒赏。正由于高宗、秦桧集团专制腐朽的统治，遂使绍兴和议以后的南宋政局虽然渐趋稳定，国力却越来越弱，百姓也越来越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