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固不乏溢美之辞，但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据史籍记载，当时各级政府的用刑比较审慎，太祖在严厉镇压各种反抗活动的同时，为匡正吏治，对贪官污吏的打击尚称有力，官吏犯赃罪严重的多被处死，如建隆二年（961）四月，商河县令李瑶，坐赃罪被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也因坐失觉察除籍。次月，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罪弃市。八月，大名府永济主簿郭，坐赃罪弃市。终太祖一朝，官吏因犯赃罪而被弃市者达到二十余人，对贪官污吏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七、对农民起义的防范
宋代为防止农民起义，采取了软硬兼施两种方法：在硬的一手上，就是派遣禁军全力加以镇压与剿灭。在软的一手上，一是推行荒年养兵的政策。
太祖曾说：“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可能成为起义军力量的农民转化成预防和镇压起义军的力量。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冬，杜庶知扬州，适遇射阳湖饥民“啸聚”，他立即“遣将招刺，得丁壮万余，戮止首恶数人”，迅速平息了可能酿成的起义。这说明荒年招兵的政策，终宋之世都在执行。二是推行招抚政策，即只要有农民起义爆发，先进行镇压，镇压不成，便行招抚，特别是收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镇压与招抚两手的交替使用，往往可以瓦解那些斗争意志不够坚决，或本身没有想推翻宋政权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一般来说，北宋前期军事力量相对比较强大，多以镇压为主，自北宋中期至南宋，由于内地兵力不足，军事镇压常常受挫，招抚政策就实行得更多一些。别看招抚政策是对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妥协，实际上往往比单纯采用镇压手段更为奏效。
八、对宗室和外戚的防范
太祖兄弟一直将历史上宗室篡权的例子作为一面镜子，从中吸取教训，尤其当宋太宗自己以不合法的手段夺取帝位以后，对宗室的防范更是达到空前严厉的程度。自太宗朝起，近亲宗室子弟的待遇虽然优厚，但所授之官，从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郡王到诸卫将军，皆为虚衔，俸禄虽高却不领实职，禁止他们参与朝廷政事，也不允许交通大臣，即使皇太子也不能领兵出征。正如苏轼所说：“自建隆以来，不以吏事责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为了防止宗室的“图谋不轨”，自太宗朝以来，先后颁布了《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文书，“意在规谏宗室之良也”。
北宋前期，尚未制定出专门性的宗室法令，遇到事涉宗室近属的案件，一般都由皇帝亲自作出裁决。如端拱元年（988）闰五月，御史中丞因事劾奏太宗次子、开封尹、许王赵元僖。元僖便向太宗求情道：“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回绝了这个要求，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最后赵元僖仍“论罚如式”。至于对太祖一系的子孙、皇弟廷美及其子孙的防范就更是无所不至。
到神宗朝，宗室繁衍日多，已不可能一一授官，所以对非袒免亲宗室子弟，虽允许其通过科举踏上仕途，但仍不准其出任宰执大臣，这种情形，除南宋宁宗朝初年的赵汝愚是一个例外以外，终宋之世皆得到遵行。正由于对宗室防范甚严，所以整个宋代没有发生过一起近支宗室图谋不轨的事件。
外戚由于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一旦大权在握，逼宫、篡权之事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可是整个宋代却无“汉王氏之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太祖以降对外戚的防范非常周密，所采取的措施几与对宗室相仿，特别是不让他们私自出入宫禁，交接大臣，出任宰执、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三京长官等重要职位。外戚一旦得罪，虽几多宽恕，但也给予一定惩罚。如杜审肇为昭宪杜太后之兄、太祖之亲舅，太祖虽命他以右骁卫上将军出知澶州，但对他还是放心不下，“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再如王继勋乃孝明皇后之亲弟、太祖之妻弟，虽官至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后来因大量的罪行被揭露，“诏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太祖对外戚的这种防范和严厉执法的态度，对以后各朝影响很大，若外戚稍有假借或不法事，台谏往往起来弹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戚势力的发展和对政治的危害。进入南宋，情况也一样，故光宗以为：“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待外戚尤严。”宁宗朝曾任吏部侍郎兼侍读的彭龟年也说：“祖宗待外戚之法远鉴前辙，最为周密。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
九、对宦官的防范
唐代后期，宦官势力极度膨胀，他们掌管禁军，执掌机要，负责宫禁，直至操纵帝王的生杀废立之权。自顺帝朝以后诸帝，有二帝（宪宗、敬宗）为宦官所杀，八帝（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为宦官所立，一帝（顺宗）为宦官所废。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对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宋初统治者来说，必然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防范宦官干政，除禁止其交通大臣以外，还作出了必要的制约。其主要措施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限制宦官的升迁。宦官的迁转，除了要按正常的磨勘程序以外，升到供奉官（从八品）以后，要历任五年才能加带御器械（武臣荣誉性加官），再历五年，才可迁转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正六品），而且还受须经历边臣，“非年五十以上，历任无赃私罪者弗除”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否则，必将受到台谏官的弹劾。宦官一旦升为入内内侍省都知（从五品）后，已经达到“极品”，最后止于遥郡观察使（品位视所带阶官）。
二是外出法。由于御药院承受各地投下文字，进呈皇帝，或承旨传宣，职任最为亲近，若不防范，“岁久则权势太重，不可制御”，故宋初多以官阶较低的宦官领其事。待该宦官迁转至内殿崇班（正七品）以后，则须出为外官，以防范他因侍奉皇帝日久，趁机弄权。后来司马光称颂宋初统治者的这种做法是“此乃祖宗深思远虑，防微杜渐，高出前古，诒谋万世者也”。
三是不让宦官主兵。哲宗朝官员曾肇说：“本朝承平百有余年，政出于一，群臣奉法遵职，外戚奉朝请，宦寺供扫洒而已。”在宋初三朝，此说当为事实。又据两宋之交人邵伯温言：“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此说是否可信，今人虽有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仁宗朝以前，除王继恩于淳化年间（990-994）曾领兵入川镇压过李顺起义以外，基本上没有宦官主兵之事发生。此后偶一行之，群臣便交章论奏不息，如英宗差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为陕西钤辖，台谏官吕诲、傅尧俞、赵瞻等人便相继论奏，数年后，“卒罢之”。煕宁九年（1076）冬，神宗命宦官李宪措置煕河边事，又遭到以御史中丞邓润甫为首的大批台谏官的猛烈反对，他们以为，“祖宗震起于欃枪扰攘之中，所以安宁者，亦自多士而已，未闻此属有与焉”。
不过，宦官毕竟是帝王身边最为亲近之人，在君主独裁的体制下，皇帝对臣下的不信任和猜疑，势必造成对宦官的依赖性，特别是随着帝王自身统治力量的转弱和腐朽性的加深，自仁宗朝起，宦官用事就逐渐增多，到徽宗朝终于达到十分嚣张的程度。但是，终宋之世，宦官势力即使在最猖獗的时候，也没有能威胁到皇权，究其原因就是朝中官员凭借“祖宗故事”、“祖宗之法”，不断与之展开斗争，最终得以遏制宦官势力的恶性发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太祖的建都政策。北宋继后周定都汴京以后，太祖以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眼光，及时察觉到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长此以往，并非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开宝九年（976）四月，太祖决定迁都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河南府（洛阳），进而迁往长安，为此他向群臣解释迁都目的：“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可是太祖的这一计划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起居郎李符上书，以为迁洛有八难：“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太祖不听，他趁前往洛阳祭祀之机，“尚欲留居之”。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又对太祖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揺。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太祖仍然不听。
后来由于晋王赵光义的“叩头切谏”，这个迁都计划才没有实现。从后来北宋历史的发展来看，太祖的建都政策确实颇有远见，可是由于李符、李怀忠等官员的短视，尤其是赵光义贪图于汴京繁华，不愿重建西京，遂使一个半世纪以后，金兵迅速攻陷汴京，酿成靖康之祸。
第三节 “金匮之盟”与赵普其人
一、所谓“金匮之盟”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太祖暴卒，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岁，其弟赵光义（939-997）继位。光义原名匡义，因避太祖之讳而改名，即位后，再改名为炅，是为太宗。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有关太祖的死因和赵光义即位是否合法的事，是宋代的一大公案，不仅在两宋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心存疑窦，就是在今天也众说纷纭，而搞清这一问题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两宋皇位的传承问题和统治政策的变化。
赵光义所以能继承皇位，向有三说：一是太祖属意说。据《宋史·太祖三》记载：“（太祖）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意谓早在太祖生前，已有将帝位传给其弟光义的意向。李焘《长编》也有同样记载。二是“金匮之盟”说。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记载，建隆二年（961）六月，杜太后在临终前遗命太祖，嘱其将帝位传授给光义，并立下了“金匮之盟”。三是“烛影斧声”说。以为是太宗趁太祖病重，加以谋害以后才夺得帝位。但是，这些记载都有值得探讨之处。对于第一条记载，一眼就可以看出纯粹是空穴来风。按太祖实录有两部，一为《旧录》，一为《新录》，《旧录》修成于太宗朝前期，因为当时尚无“金匮之盟”一说可以假借，故有关史官不得不制造太祖生前的这段谈话，以为太宗合法继承帝位张本。但传位是一件大事，怎可凭类似一句小说家之言，就轻易授予？所以依常识判断，完全不可凭信。而所谓“金匮之盟”说，则为国史和《新录》所载，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有类似记载，后来又被收入《长编》，成为太宗继位的最重要根据。但是，人们只要稍作推敲，就可以发现这个“金匮之盟”说破绽很多，也难以使人相信。至于第三种“烛影斧声”说，意为是太宗弑兄夺位所得，这同样是一种猜测，不能成为定论。对于这后面两说，本书有必要作些辨析。
按太祖生有两个儿子，一名德昭，一名德芳，在他死时，德昭已有二十六岁，德芳也有十八岁，从年龄上来说，若称帝都已不是幼君。可是为什么他却要弃子而传弟呢？对此，据说是因为有“金匮之盟”的缘故。据《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载：（杜太后）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三朝国史》、《太祖新录》、《宋史·后妃上》、《宋史·宗室一》和《涑水记闻》卷一都有类似记载。
那么，“金匮之盟”的可靠性又是如何呢？我们认为其中的矛盾很多，简直不能自圆其说，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后来赵普与太宗一起捏造所致，其理由如下。
一是关于签订“金匮之盟”的人员有问题。从《长编》所载可以看出，当时只有太后、太祖、赵普三个人在场。《宋史·后妃上》的记载同《长编》，而《三朝国史》和《太宗新录》以为还有太宗，这是矛盾之一。
二是关于传位的次序有问题。《长编》卷二和《宋史·后妃上》只言传位“汝弟”，即太宗，而《涑水记闻》以为太后对太祖戒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就是说，先由太祖传光义，再由太宗传廷美（按当时廷美十五岁，小太宗八岁）。可是《长编》卷二二和《宋史·宗室一》则以为：“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这样就有三种传位方式，这是矛盾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