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以一雪靖康之耻。他首先命张浚领导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国力不济，军队腐朽，加上太上皇帝高宗的阻挠，金朝的统治也比较稳固，南宋无隙可乘，最后双方以签订“隆兴和议”而暂时告一段落。
接着孝宗又重用虞允文，希望他能够领导未来的抗金战争，但随着虞允文的去世，拟议中的北伐也中途夭折。与此同时，孝宗企图依靠外交斗争使金人作出让步，但在金人的威胁下，完全落了空。反之，为了支持战争，并极尽对太上皇帝夫妇“孝养”之能事，对广大民众的剥削非常残酷，国家的财政状况虽然比高宗朝有所改善，阶级矛盾却更加尖锐。
孝宗朝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皇帝实行“独断”，宠信近习，频繁更换宰相和大臣，这样虽然有效地防止了高宗一朝权相政治的出现，却由于用人不专，官员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近习用事，对政治也带来了副作用。
孝宗晚年，锐气尽失，转向安乐，与前期竟判若两人，因而淳煕之政与绍兴后期已无多少差别。淳煕十六（1189）年二月，孝宗以替太上皇帝服丧为由，“内禅”光宗，从而结束了孝宗一朝的统治。
第一节 孝宗朝前期的对金关系
一、张浚北伐和符离之败
孝宗即位后的次年，改元隆兴（1163-1164），以合建隆、绍兴之义，又称太上皇帝赵构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称太上皇后吴氏为寿圣太上皇后。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帝王都出自太宗一系，孝宗即位，意味着皇权又转到了太祖一系，这不仅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了一新耳目的作用，也使南宋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可能作出一些调整。
孝宗在藩邸时，对秦桧的所作所为已表示不满，还识破他临死前企图让其子秦熺代相的阴谋。完颜亮南侵时，孝宗也表现出一定的抵抗决心。一些事实表明，孝宗与高宗不同，早年就怀有收复北方失地的志向。
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政府开始停止履行“绍兴和议”，也没有从收复的州县撤军。金朝方面这时正忙于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河北、山东的农民起义，对南宋虽然不满，一时也无暇顾及。这样，除吴璘领导的川陕宋军仍不断与金兵进行战斗外，宋、金在东线和中线都暂时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孝宗即位的当年冬天，金世宗在基本上镇压了北方人民起义，稳固了后方以后，以南宋不还旧疆，不奉岁贡为由，任命右丞相、都元帅仆散忠义驻节南京（开封），指挥诸将，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军于睢阳（在河南商丘南），准备对南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以迫使宋廷就范。
南宋方面，孝宗也正在积极进行北伐的准备。但是，若要开展北伐，首先必须依靠一二大臣来主持其事，只是绍兴以来积极主张抗金的大将和谋臣此时已凋丧殆尽，孝宗便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于两个人的身上：一位是自己的老师、“号为智囊”的翰林学士史浩，另一位是颇负抗战派领袖虚名的张浚。不久，孝宗擢史浩为参知政事，同时，以张浚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
在当时南宋诸大臣中，史浩与陈康伯一样，是一个务实而稳健的主守派官员。在他的建议下，孝宗先后恢复了胡铨、李光等人的官职，起用积极主张抗金的陆游等人，并下诏雪岳飞之冤，“复其官爵，禄其子孙”，又“逐秦桧党人，仍禁辄至行在”。崇岳贬秦的结果，使朝廷上下投降的空气为之一扫。
为联络北方义军，做好北伐准备，孝宗又采纳史浩的建议，任命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往中原，招集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以便在日后的抗金战争中，尽可能地获得北方人民的支持。
史浩既反对向金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也反对冒险对金人用兵，主张在物力、军力已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再进行北伐。为此，他对孝宗说：“先为备御，是为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他接受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加强对瓜洲、采石两地的防守，以巩固长江一线。
张浚则与史浩相反，要求不顾一切地进行北伐，他第一次面见孝宗时，对他说了一通“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的大道理后，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甸，进舟山东，以为西线吴璘的声援。另外，他还主张先城泗州，以坚守两淮。在锐意北伐的孝宗看来，张浚对金人的态度，比史浩更加符合自己的心意。
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具体负责用兵事宜。
三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移牒南宋宣抚司，责宋归还海（江苏连云港）、泗、唐（河南唐河县）、邓（河南邓县）、商州（陕西商县）旧疆，岁币如昔，免奉表称臣，世为侄国，但被张浚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南下的架势，对南宋进行恫吓。张浚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得不到史浩的支持，就指使都督府将领、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和建康都统制邵宏渊，越级向孝宗请求“引兵进取”。
但是，张浚立即进行北伐的主张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如武锋军都统制陈敏以为：“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以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致仕的韩元吉，写信给张浚，向他分析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者……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权户部侍郎周葵亦“谓不可轻举，累数百言”。可是张浚一概不听，再次要求孝宗“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
孝宗一时拿不定主意，转问史浩，史浩列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尚缺乏充分准备的理由，表示反对。于是张浚和史浩在殿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谁也没有能说服谁。事后，史浩又提醒张浚说：目前我方是兵少而不精，二将（指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可恃，能上前线的士卒不过六万人，即便收复了淄（在山东淄博南）、青（山东益都）、齐（山东济南）、郓（山东东平）等州，也没能伤它多少。反之，金若以重兵犯两淮，以荆、襄为之牵制，则长江一线就岌岌可危。双方辩论诘难五日，张浚仍不听。史浩再次委婉地劝他道：我与你多次议论不同，不仅是为了社稷生灵，也是为你着想。你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这是出于忠义之心。但若不根据形势而遽然出兵，这仅是空慕复仇的虚名。如果你想建功立业，还须等待数年方可，万一轻率用兵遭到失败，对你的声名也将是个重大损失。张浚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可是我已经老了，不能再等了。史浩又劝：你立下了抗战的规模，让后人去完成抗战的大业，一样有功劳。可是张浚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去。次日，张浚再次面见孝宗，奏道：“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
左相陈康伯虽然没有像史浩那样激烈反对，但也不同意立刻进行北伐。
于是当年四月，张浚征得孝宗同意，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战。任相仅百余日的史浩得知后，以为自己身居右相，出兵不得与闻，已不能行使职权，就坚决辞去相位，五月，出知绍兴府。
北伐一开始，宋军取得主动。隆兴元年（1163）五月，李显忠攻取灵壁（今属安徽）、邵宏渊攻取虹县（安徽泗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及萧琦先后出降，金河南都统奚挞不也叛金降宋，入李显忠军。李显忠趁势攻入宿州（安徽宿县）。北方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归附者踵接”。捷报传到临安，宋廷擢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又擢邵宏渊为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地位在李显忠之下。
可是，李显忠在战争初期稍稍取得一点胜利后便骄傲起来，在宿州城里每天与部下置酒高会，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听说金纥石烈志宁从睢阳（在河南商丘南）仅率万余骑兵来攻宿州，就有轻敌之色。当时，宿州城中用于犒军的钱物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余匹，钱五万缗，米、豆等粮食六万余石，其余物资也不计其数。可是作为统帅的李显忠，不是公平分配，而是让他的亲信部曲先恣意搬取，只剩下少量钱物犒赏他部士兵，三兵才分得一缗，于是士卒怨怒，人无斗志，在一定程度上种下了后来惨遭失败的祸根。
纥石烈志宁设疑兵于宿州之西，遣别军攻陷宿州之南，自率大军扼宿州东南以断宋军归路。这时，张浚命令邵宏渊听从李显忠节制，当看到邵宏渊不悦，又改令两将共同节制全军，由于前后号令不一，造成指挥混乱，宋军上下乱成一团。当时李显忠、邵宏渊两军并集于宿州城下，合丁夫共有十余万之众。孝宗对前段胜利虽感鼓舞，但认为盛夏人疲，不宜连续作战，急召李显忠等还师。诏书尚未传到军中，纥石烈志宁的大军已经来到宿州城下。
五月二十二日，李显忠与纥石烈志宁的军队战于宿州城下，李显忠同时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因心中不服，故意按兵不动。当晚，李显忠的中军统制周宏率军先遁，继而其他宋军也纷纷逃跑，李显忠只得将军队开进城内，金兵乘虚攻城。次日，宋军弃城南逃，金兵追到宿州北面的符离集，“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
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金兵前锋直抵滁、和州，朝野大震。
这次战争虽在宿州城下展开，可是张浚却远在离宿州四百里之外的盱眙指挥战事，当他听说宋军溃败，金兵且至时，急忙退到扬州。由于南宋在长江以北既乏可以御敌之兵，又无可以坚守之城，在长驱直入的金军面前，张浚立即陷入“窘惧无策”的境地，他竟私自任命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派往金营求和。左右之人制止了他这样做，张浚就向孝宗奏请致仕，并请求遣使议和。孝宗发怒道：“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不同意立即求和。
六月，张浚降授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邵宏渊、李显忠皆被贬官安置。
同时擢反对轻率对金用兵，一贯主张坚守的周葵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幸亏金朝刚刚经历过完颜亮南侵的失败，军事力量尚未完全恢复，所以除了要求南宋继续遵守“绍兴和议”，归还海、泗、唐、邓四州地，及归还中原归正人，便与之议和外，并没有乘胜南下，这使孝宗和张浚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八月，张浚复任都督江、淮军马。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左相，以除右相不足半年的汤思退接替。在礼部侍郎、参赞军事陈俊卿的建议下，张浚被擢为右相，要他戴罪立功，责其后效。汤思退力主对金人屈辱退让，张浚仍表示要恢复中原，孝宗在人事上所以作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退居在德寿宫的高宗，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并没有彻底放弃恢复中原的打算。
张浚一旦登上相位，又“复谋大举”，但孝宗以为时机并不成熟，不与支持。隆兴二年（1164）四月，孝宗罢江淮都督府，不久又罢去了张浚的相位，出判福州。八月，张浚赴任途经余干（今属江西）时病故。
张浚北伐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李显忠、邵宏渊两将的腐败无能，但主要原因还在于高宗、秦桧当政以来长期执行投降政策，造成宋军士气低落，战斗力被严重削弱，敌我力量对比，尚不足以压倒对方的缘故。作为太上皇帝的赵构又处处加以掣肘，使孝宗根本放不开北伐的手脚。这些当然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作为主战派的张浚，缺乏知己知彼之明，志大才疏，专横任性，盲目实行抗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考察张浚指挥一系列抗金战争都遭到惨败的原因，不仅与他出身书生，不懂军事，措置乖方有关，而且也是他刚愎自用，压抑武人，忌刻专横，追逐个人的权势和声名所致。有学者以为：“当南宋初年民族危亡之际，张浚托名恢复，大言误国，三战三败，流毒苍生，他如党汪黄、排李纲、诛曲端、引秦桧、害岳飞等，在南宋初年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冤狱，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溃败，使南宋辛苦积聚的一点抗战力量，遭到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国家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严重危机。”这一评论，可谓一针见血，非常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