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的失利，有着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当时宋、金双方的军事力量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金朝同样做好了战备的情况下，南宋还没有力量将它打败。从主观上来说，与韩侂胄的用人不当、冒险轻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要求收复北方失地这一点上，韩侂胄与早先的张浚并无两样，而在对战争的指挥上却没有张浚那样专横，因战争而遭到的损失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可是，前者因为是着名理学家张栻之父，后者却是反道学之人，所以在由理学之徒编纂的《宋史》中，对张浚大加表彰，对韩侂胄却与秦桧一起被打入了《奸臣传》，从中充分反映出理学史臣的严重偏见。
作为外戚加权臣的韩侂胄，他妻妾成群，居第豪华，生活奢侈当然可以想像，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拍马逢迎、趋炎附势之徒也是事实，但有些罪名却是政敌和理学史臣所横加于他的，南宋末年学者周密对此指出，加在韩侂胄及其亲信头上的某些丑闻和罪状，“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史弥远等人为屈辱求和，杀害韩侂胄，卑劣地将他的头颅献给金人的举动，引起了南宋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抗金名将毕再遇在“嘉定和议”签订后的当年，就多次上疏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军官罗日愿为替韩侂胄报仇，联络了殿前军官兵、内侍、士人等数十人，密谋“尽杀宰执、侍从、台谏诸人”，事情败露后，罗日愿等十余人惨遭杀害。
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八十五岁的陆游在重病垂危之际，写下了一首《示儿》的名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明了他对北伐事业的强烈支持和与史弥远一伙投降派截然不同的立场。一些太学生和士大夫也纷纷作诗斥责史弥远之流的卑劣行径，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韩侂胄被杀的同情。甚至金人也说韩侂胄“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这些看法和评价，都与理学史臣迥异。
宁宗在位时间虽然长达三十年之久，由于他的“不慧”，政治上毫无主见和作为，造成了大臣擅权，皇后干政，朝政混乱，政治黑暗，国家日趋贫弱。
因而，以“嘉定和议”的签订为起点，南宋逐渐进入到了它的后期。
第三节 宁宗朝的政治和对金关系
一、嘉定“更化”和金朝的衰落
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上台执政，南宋政治上再次出现了大的反复。
这就是在大肆贬黜韩侂胄的亲信和反道学之人、迫害抗战派的同时，积极为曾经遭到韩侂胄打击的赵汝愚、朱熹及其追随者平反，官复原职，生者召回朝廷，死者“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号称“更化”。于是，赵汝愚被赐谥“忠定”，赠太师、沂国公，朱熹赐谥“文”，蔡元定等人也都获得赠官，一度受到压抑的道学，又逐渐得势起来。通过这种“更化”，妥协投降的空气重新弥漫了整个南宋朝廷。
“嘉定和议”以后，史弥远撤除了以往为北伐而在军事上所做的一切准备，又借口减轻军费负担，大规模地遣散原先招募来的士兵和民兵，其中，淮南原有十余万人只留下八千余人，淮西六万余人只留下二万六千余人，四川的新兵和民兵则几乎全部被打发回家。那些遭遣散的士兵，“欲归则无家，欲留则无食”，许多人被迫走上了反抗南宋政府的道路。原来的抗金力量，竟然成了反宋的力量，从而迫使宁宗下诏“招谕群盗”，并把各地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归罪于韩侂胄“妄开边衅，科役繁重”的结果。
嘉定“更化”，使南宋统治集团又回复到高宗、秦桧时期的旧轨，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纸和议之上。早在“嘉定和议”签订前夕，太学博士真德秀就上疏宁宗说：“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骄，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动色相庆，若无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气愈惰，宴安鸩毒之祸作，浮淫冗蠹之事兴。”南宋后来的政治发展，与真德秀所预料的完全一样。
不过，这时的金朝，也随着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蒙古的崛起而迅速走向衰落。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以后，于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在漠北斡难河畔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被推尊为成吉思汗。蒙古汗国是一个刚刚从奴隶制度脱胎而出的军事封建国家，极富侵略性，加上金朝统治蒙古各部时期，进行残酷的压迫、掠夺和杀戮，蒙古人民对金朝怀有世代难忘的深仇大恨。所以蒙古汗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金朝及其盟国西夏。
在蒙古看来，金朝还比较强大，为了解除在攻打金朝时受到它的盟国西夏的牵制，蒙古军于开禧元年和三年两次进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求援，章宗不仅不答应，反而幸灾乐祸地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这就引起了西夏的不满，两国关系开始破裂。
金泰和八年（1208年，南宋嘉定元年）十一月，章宗病死，无子，金世宗第七子完颜永济继位，是为卫绍王。金朝传诏蒙古，告诉已立新帝，成吉思汗拒不奉诏，对卫绍王之立甚表轻侮。卫绍王大怒，谋划袭击蒙古入贡使者，但为蒙古所识破。成吉思汗便以此为借口，于金大安三年（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二月，调集军队，自克鲁伦河南下，开始了大规模南侵金朝的战争。
在蒙古骑兵的强大攻势面前，前去抵御的金兵节节败退，蒙军铁骑几乎蹂躏遍了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在蒙军的进攻下，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崇庆二年（1213年，南宋嘉定六年）八月，出任金右副元帅的纥石烈执中在中都发动政变，杀死卫绍王和左丞相完颜纲，立世宗孙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不久，纥石烈执中被金朝的另一个将领杀死。宣宗即位后，立即向成吉思汗求和。金贞佑二年（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春天，蒙军在山东、两河掳掠了大批金帛、牛马牲畜及数十万少壮人口以后，接受金朝的议和请求，再次北返。蒙古军队的这两次南侵，使金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终于彻底衰落。
二、北方红袄军的抗金起义和“李全之乱”
女真贵族占领中原以后，除了实行民族压迫以外，还大量掠夺民间土地，只要百姓拿不出地契证明，便收为官有，甚至“茔墓井灶，悉为军有”。
赋税剥削也十分繁重，除了二税和物力钱，各种杂税“名目琐细，不可殚述”。
尤其到金章宗以后，由于连年对南宋和蒙古的战争，造成“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以至“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各地民众不断举行起义，其中以杨安儿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的声势为最大。
金崇庆元年（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商贩出身的杨安儿趁蒙军进攻中都（北京市）之际，率众在山东起义，以母舅刘全为帅。泰安（山东今县）农民刘二祖、潍州北海（山东潍坊）屠夫李全和兄李福、农民周元儿等纷纷起兵响应。起义军穿红袄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红袄军”。
蒙军北返后，金宣宗立即调集重兵镇压山东各地的起义军，红袄军与金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金朝汉人守将纷纷投降，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之众。杨安儿遂自立为王，设置官属，建元天顺，他与部下商定，万一起义失败，就投奔南宋。
七月间，仆散安贞与其他各路金军合兵围攻红袄军，并调来花帽军（河北地区的地主武装）参与镇压，又用重赏捉拿杨安儿和招降等手段分化瓦解起义军，使起义形势急转直下，刘二祖、周元儿相继牺牲。九月，杨安儿乘船逃入海上，遭船夫曲成等人的袭击，堕水而死。
李全出身农民之家，善权术，多武艺，能运用铁枪，因号“李铁枪”。他初以贩牛马为业，一度做过涟水县（今属江苏）的弓手。开禧北伐前夕，李全联络南宋抗金，以涟水归南宋，失败后逃回淄州，以屠宰为业。蒙军侵入山东，李全兄弟遂乘机起义。杨安儿牺牲后，李全收集起义军余部一万多人，归杨安儿妹妹杨妙真领导。杨妙真号四娘子，多智谋，善骑射，她率众转战至磨旗山（在山东莒县境内），与李全领导的红袄军会合，两人遂结为夫妇，继续进行抗金斗争。
红袄军起义受挫后，杨安儿的部将季先率领部分起义军逃亡到南宋，知楚州应纯之把他们组成“忠义军”，供给粮饷，以为今后恢复中原之用。应纯之的做法得到江淮制置使李珏、淮东安抚使崔与之的积极支持。通过出任涟水忠义军总辖季先的联络，石珪、彭义斌、夏全、时青等山东红袄军各部也纷纷南下投奔南宋，他们分别被南宋政府任命为忠义军统辖，在涟水的忠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李全分兵袭破莒州、密州，其兄李福克青州，南宋授李全武翼大夫、京东路副总管。次年，极端缺乏粮食的李全，看到忠义军有粮饷可以供给，率军来到涟水，正式归附南宋，被升任为京东路总管。
在应纯之的厚赏下，李全的军队多次打败金兵进攻，对守卫淮河一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李全军徙屯楚州（江苏淮安），并以此为基地，多次袭击金人，给金军以很大的威胁。忠义军的英勇战斗，使“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由于南宋官员对主要由归正人组成的忠义军的猜疑和歧视，加上忠义军本身也存在着成分复杂，目的各异，某些首领游寇思想严重，相互间不时发生火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忠义军虽是一股强大的抗金力量，却极不统一，很难驾驭。从山东南下的饥民，大批参加忠义军，使忠义军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嘉定十二年（1219）九月，应纯之因无力处理好各支忠义军的内部矛盾而被罢去知楚州后，由通判梁丙权代。梁丙竟断绝供应粮食，以迫使忠义军溃散，于是石珪首先起兵反抗，他率涟水诸军渡过淮河，进抵楚州南渡门，沿途纵兵大掠，后来经过淮东提点刑狱贾涉的安抚，才将事态平息。
在忠义军中，李全的抗金虽然坚决，作战也很勇敢，但是怀有极大的个人野心。他打着抗金的旗号，不断玩弄权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李全施展阴谋，先借贾涉之手，杀掉季先，接着又赶跑石珪等人，吞并了他们的部队，使自己向军阀的方向转化。
不久，贾涉抱病出任淮东制置使，他在领导忠义军的过程中，虽然依靠李全在抗金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察觉到李全的野心，因而写信给史弥远，向他提出警告说：“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史弥远仍一味重用李全，将他提升为京东路总管、保宁军节度使，企图利用李全以对付金人。
嘉定十六年（1223），贾涉病重，在返回临安府的途中死去。南宋政府命许国继任淮东制置使。许国出身武人，有勇无谋，妄自尊大，更加激化了与李全的矛盾。理宗宝庆元年（1225），李全指使部下在楚州发动兵变，许国无力镇压，自缢而死。
李全要搞割据，自以为不患兵不精，而患财不足。为解决财力问题，他仿照朝廷式样，大量伪造楮币，将它们拿到江南购物，结果“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对南宋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忠义军另一重要将领彭义斌反对李全的分裂割据活动，他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提议联合各路忠义军，率先讨伐李全，然后恢复中原。淮东提点刑狱赵范也上书史弥远，积极支持彭义斌的主张。但史弥远要他们“各享安靖之福”，不仅拒绝对李全采取行动，反而任命媚事李全的徐曦稷为淮东制置使。徐曦稷上任后，一味迁就李全，甚至以“恩府”称李全，以“恩堂”称杨妙真。不久，彭义斌与蒙古军战于五马山，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李全乘机招诱山东、淮西忠义军各部，气焰更加嚣张。当许国死后，李全从许国的书箱里看到了朝廷欲除掉他的密函，终于了解到南宋政府对他的真实意图，于是趁金、蒙战争激烈进行之机，出兵山东掠地，北借金人、蒙古以自重；南依南宋以疑蒙古、金人，并获得粮饷供给。宝庆二年（1226）五月，李全在青州被蒙古军包围一年多后，终于投降了蒙古。
是年六月，李福以南宋政府没有提供粮饷为借口，与杨妙真合谋再次在楚州发动兵变，上任不久的淮东制置使姚翀慌忙缒城逃归明州，不久也病死。此后，南宋以“淮乱相仍，遣帅必毙”，再也不敢在楚州建立淮东制置司，而将防御重点从淮水移到长江，改楚州为淮安军，“视之若羁縻州然”。
李全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请求蒙古允许他率兵南下，为表明灭亡南宋的决心，还断去自己的一指为誓。蒙古同意李全的请求，授权他主持山东、淮南行省事务，条件是每年要向蒙古国献纳金币。十月，李全带领军队进入淮安，吞并了在淮安一带的忠义军队伍，势力进一步壮大。
史弥远见李全势力坐大，不断向其馈送粮饷，说这样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反之，南宋的军队却常常挨饿，将士们愤愤地说：“朝廷惟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李全利用南宋供给的财力和物力，造战船，练水军，积极准备大举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史弥远仍不顾广大官员的反对，继续给李全加官晋爵，任命他为两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京东镇抚使等一系列官职，企图用笼络的方法以阻止他的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