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南宋农民起义的特点
南宋后期，随着宋蒙战争的爆发和规模日益扩大，养兵人数不断增加，庞大的军费支出再加上统治者的糜费，使国家财政不断恶化并趋于崩溃。
南宋政府为暂时缓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一方面不惜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大量印行楮币，正如官员李鸣复所言：“缙绅之间，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而已。”通过对楮币的不断贬值，间接对百姓进行掠夺；另一方面使用杀鸡取卵的手段，通过大幅度增加斛面，形同强取白拿的“和籴”，以及提高盐价，严禁私贩，推行科盐（向民户硬性摊派榷盐数量）等手段，直接对农民进行野蛮掠夺。
南宋后期，随着吏治的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文臣从宰执到地方官或广受包苴，或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武臣或克扣军饷，或吃空额，致成暴富。
这类现象已是司空见惯，致使官员胡颖也不无感叹地说：“士大夫据案而坐，执笔而判，某吏盗公家财，某贼窃民家物，轻则断，重则黜，又其甚则杀，一毫不肯少贷。而至于自己，则公然白昼拿攫，如取如携，视官吏略不惭，视法令略不惧。居师帅之位，而乃为盗贼之行。”至于胥吏、乡弓手也借催科、科买、缉盗、体究公事之名，对农民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所过之处，鸡犬皆空，无异盗贼”。官与吏狼狈为奸，动不动就将农民诬为盗贼，投入监牢，轻则破家，重则丧命。广大农民含冤受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理宗朝时，地主、豪强势力猖獗尤甚，他们把持公事，武断乡曲，霸占土地，掠人妻女，“不吝钱、会，以结有求之吏”，“不惜宝货，以结无耻之官”，对农民进行野蛮的剥削和迫害。地主除了大斗收租以外，还把田赋和其他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并加强对他们的人身奴役。官府帮助地主逼租，已成为其一大公务。据官员黄震说，两浙路各州县“帖牒日不下数四，一帖牒动追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其结果是“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全被投入监狱。
理宗朝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据官员孙梦观在奏疏中说：“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闾阎。”
端平元年（1234）六月，枢密院编修官刘克庄对理宗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南宋前期，大将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主要靠军赏所得），已经十分惊人，现在占田百万亩以上者亦非个别现象。
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即使在平常年景，也很难维持最起码的生计。惠宗朝诗人叶茵的《田父诗》云：老天应是念农夫，万顷黄云着地铺。有谷未为儿女计，半偿私债半官租。
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留得糠粞便不忧。
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些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淳佑六年（1246），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告诉理宗说：“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这种“不可为之势”，不仅表现为蒙古南侵的严重威胁，也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农民起义。
当时最主要的农民起义，有发生于绍定二年（1229）十二月由晏梦彪领导的汀州农民起义；绍定元年前后由陈三枪、张魔王领导的赣州农民起义。
此外，还有发生于江西、福建、浙东等地的饥民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先后因南宋政府的残酷镇压或分化瓦解而失败。
综观南宋历次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民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农民起义的次数很多，但力量分散，规模一般都不大，且很少有设官分职、建立政权的情况出现。
南宋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可以说为历代所罕见，它几乎贯串了整个南宋一朝的始终。根据何竹淇先生统计，在南宋立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共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民变和实际上是杀人放火的盗贼作乱）二百十五次，比北宋一朝的统治时间虽然少了十六年光景，但次数却要多近百次。如果将同一地方起义却互不统属的各支队伍分别统计，更是远远超过此数。
在这二百余次农民起义中，规模都不是很大，不仅不能与隋、唐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相比，也比不上北宋前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后期的方腊起义，并且越到后来，农民起义的规模越小。南宋农民起义中规模较大的是南宋初年的范汝为起义和钟相、杨么起义。范汝为起义的队伍虽多至十余万人，但活动范围仅限于建州（福建建瓯）及邵武军（福建邵武）、南剑州（福建南平）和汀州（福建长汀）的部分地区。钟相、杨么起义人数多达二十万人，不过大部分为水战陆耕的农民，主要活动范围仍然没有越出洞庭湖四周。
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多的不过上万人，少的只有千百人，其活动范围大多限于一州一县之内，个别跨越数路的农民起义，也多发生在这些路的交界州郡。
南宋的农民起义除了吃菜事魔教以外，大多数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往往倏起倏散，只为生存而奋斗，并无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远大理想。虽然两宋农民起义已经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已，实际上并没有用力贯彻，所以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起义军很容易瓦解。如淳佑年间（1241-1252），李芾知德清县（今属浙江），当地有人领导起义，“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可是当李芾所率军队一到，“众立散归”。尤其是饥民起义，如果政府及时发米赈济，或禁止大户闭粜，也能迅速使他们散去。如淳佑十二年五月，玉山县（今属江西）发生饥民起义，六月，政府发米三万石赈济后，起义很快被平息。所以除了钟相、杨么起义建立过农民政权，并有自己的年号以外，其他起义即使队伍发展到上万人，时间坚持数年之久，也很涣散，基本上没有设官分职，以建立自己政权的情况。
其次，起义群众的广泛性和斗争形式的多样性。
在南宋，由于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广泛，除了农民和兵变士兵以外，还包括了沿海地区的渔民、船夫、盐贩、亭户、茶贩、园户、矿工和手工业者等其他阶层的劳动群众以及少数民族。斗争形式除了起义以外，还有抗租、降斗、逃亡、武装贩私、海上啸聚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的斗争当属于民变一类。
第三，起义大多发生在远离抗金、抗蒙前线，南宋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内地。
北宋的农民起义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发生在长江以北。南宋的农民起义则正相反，以发生在长江以南特别是两浙、福建、江西和两广居多，发生于长江以北和川陕地区的农民起义相对要少得多。
形成南宋农民起义这些特点的原因有许多方面。
首先，南宋农民起义所以频繁发生，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封建剥削极端苛重，官吏腐败贪残，使广大农民无法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此，前面已有论述。二是南宋农民法律地位下降，地主对农民政治压迫加强。
南宋佃户在法律上所受的歧视，比北宋严重。北宋时，地主殴佃客至死，根据“嘉佑法”，“听奏敕裁，取教原情，初无减等之例”，到元佑五年（1090）才成定制，据这一年七月刑部奏请，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
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
到南宋绍兴初年，佃客侵犯地主和地主侵犯佃客改为各加、减罪二等，地主打死佃客，也由过去的“配邻州”改为“止配本城”，“由此人命浸轻，富人敢于专杀”。《元典章》卷四二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
这里说的虽然并非整个南宋的情况，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肯定广泛存在。深受压迫剥削、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得不起来反抗，频繁地举行武装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其次，整个南宋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比，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阶级矛盾的发展。
在南宋，前期有金人威胁，后期有蒙（元）入侵，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南宋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虽然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者，但并不希望因此而严重削弱南宋政府抵御外侮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每次农民起义发生时四周响应起义的地区和人数有限，也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没有采用投靠金人和蒙（元）的办法来壮大自己的队伍。这当是南宋一代所以没有产生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复次，为了防止金和蒙（元）的入侵，南宋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到了两淮、京湖和川陕前线，内地兵力相对显得薄弱，使农民起义容易在那里发生。
南宋政府受财力所限，总兵力最多时为七十余万人，只相当于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的一半左右。在这七十余万士兵中，由于虚籍、老弱等原因，至少还得减去十分之二。可是南宋面临的侵略威胁比北宋严重，战线也比北宋长，军事力量上的捉襟见肘，使它不得不将重兵屯驻于川陕、京湖和两淮，这样便造成江南特别是福建、江西、湖南、两广地区兵力空虚，给那里的农民起义以可乘之机。如绍定二年（1229）冬，晏梦彪在汀州举行起义时，南宋政府在汀州、邵武一带的全部军事力量尚不满三百人，而且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本无力对付起义军。近半年后，宋廷才从淮西前线调集来三千余精兵抵汀州进行镇压，而此时起义军已从“仅百计”扩大到一万余人。由此可见，南宋内地农民起义次数频繁，固然与封建剥削的残酷有关，也与内地军事镇压力量的薄弱有关。
第四，“招安”政策的推行，对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政府继承祖宗家法，对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旦镇压无效，就立即采取“招安”的策略，将他们招刺成官军，或予放散。这种办法，对于那些斗争意志不够坚定的起义军首领和士兵来说，可谓非常奏效。南宋大多数农民起义也就因此遭到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首领则在被官府诱降后惨遭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