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赵普对收回地方财权十分关注。乾德二年，根据他的建议，“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但是自唐天宝以来，各地藩镇不仅“多以赋入自赡”，而且“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再以部分钱帛，“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及赵普为相，劝太祖革去其弊。乾德三年三月，下令诸州，除必要的开支外，一切金帛“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所有场院，皆由朝廷派遣京朝官监临，从此以后，“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
在对官员的任用上，赵普牢牢地贯彻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天雄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魏王符彦卿原为后周宿将，又是赵光义的丈人，与太祖私交亦甚深。乾德元年二月，符彦卿来京城，太祖欲使他出任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但屡谏不听。虽然任命诏令已经发出，“普复怀之请见”，并反复分析其中利害。太祖道：“卿苦疑彦卿，何也？
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赵普回答道：“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说得太祖无言以对，“事遂中止”。可以说，只有像赵普那样的政治远见，又凭借与太祖的特殊关系，才能说出这种入木三分的话来。
对于一般官员的任用，赵普则坚持“升沉取舍，惟才是视”的方针，为此不怕得罪太祖。据《宋史·赵普传》载：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
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信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反之，对于贪官污吏，赵普则主张严加惩处。仅据《宋史·太祖纪》所载，在太祖一朝，因赃处死的官员有二十六人，其中二十人就发生在赵普执政的十四年间。正因为如此，宋初对官员的任用，既有超迁者，也有守一官至十余年不改转者，对贪官污吏惩治的力度也较大，使得当时政治相对比较清明。
世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中，只有宋太祖才真正做到不杀功臣，此话当然不假，不过这里面也与赵普的劝导有关。前面曾经提到的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军节度使韩重赟，他本是太祖的结拜十兄弟之一，乾德五年，有人控告他“私取亲兵为腹心者”，太祖闻之大怒，“欲诛之”。当他与赵普商量此事时，赵普劝道：“陛下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者？”太祖怒犹未解，赵普又反复开陈，直到接受他的劝告为止。结果只罢去韩重赟的军职，让他出任彰德军节度使，从而成全了宋太祖不杀功臣的美名。
赵普作为宋初的一个杰出政治人物，以其对当时社会的深入了解和才干，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知无不言，用尽心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宗在赵普死后，言其“倾竭自効，尽忠国家，社稷臣也”的评价，确实并非过誉。
乡先生和小吏出身的赵普，生长于动荡不安的五代，后来又忙碌于繁琐的幕府事务，读书不多，故宋人言其“初无学术”，后世又称他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恐怕并非贬辞，亦非虚语。这种经历，锻造了赵普特殊的品格：一方面，因为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谋略，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儒家文化的熏陶，加上吏人劣根性的根深蒂固，又长期生活贫困，一朝暴贵，这些都使他对金钱和权势显得特别贪婪，玩弄权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赵普后来虽然贵为宰相，饶有家财，但仍广受贿赂。据《宋史·赵普传》记载，无论江南国还是吴越国，都经常向他行贿。一次钱俶贿赂赵普瓜子金十瓶，尚来不及收藏，被突然造访的太祖发现，赵普虽然早已读过钱俶来信，却诡称自己“实不知”，太祖感叹地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当时官府禁止私贩秦、陇大木，赵普却派遣亲吏去那里购买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下面的小吏趁机“冒称普市货鬻都下”。此事为他人告发后，“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此外，赵普还“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又营邸店规利”。可以说，在有宋一代数以百计的宰执中，像赵普那样贪婪谋利的人并不多见，这也是太祖后来对他越来越不满，并着手限制其权力的原因之一。
赵普的“忌克”，在历史上向为人所诟病。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相位，对于有可能威胁到他地位之人，或对他有不满者，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和打击。乾德四年（966）某日，太祖对赵普说：“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材力当世罕有，真奇士也。”打算对他大用。赵普听后，立即妒火中烧，此时北宋刚灭掉后蜀，赵普趁机将冯瓒出知梓州，并派遣一亲信“为瓒私奴，伺察其过”。一年后，该亲信逃回开封，“击登闻鼓，诉瓒及监军绫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檝等为奸利事”。太祖急召瓒等赴阙，“面诘之，下御史鞫实，而奴辞多诬”。赵普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派人至潼关，“阅瓒等囊装，得金带及他珍玩之物，皆封题以赂刘嶅，嶅时在皇弟开封尹光义幕府”。至此，冯瓒等被迫伏罪。狱具，太祖欲对他们从轻发落，但赵普坚持以为不可。太祖无奈，只得下诏：“瓒流沙门岛，美海门岛，嶅免所居。”赵普为了扳倒可能的对手，手段之毒辣实可与现代特工相媲美。再如翰林学士窦仪，此人出身文学名家，人称他“清介重厚”，“学问优博，风度峻严”，因而深受太祖好评，打算让他出任宰相，终因赵普“忌仪刚直”，处处加以掣肘，使他至死未能登上相位。又如翰林学士、后升任参知政事的卢多逊，“博涉经史，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因“与普不协”，在太祖面前“多攻普之短”，所以赵普对他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官员杨亿，对窦仪和卢多逊与赵普的关系及他们的最后结局，有如下一段记载：窦仪，开宝中为翰林学士，时赵普专政，欲闻其过。一日，召仪，语及普所为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仪盛言：“普开国勋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镇。”帝不悦，仪归，言于诸弟，张酒引满，语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诣珠崖，吾门可保矣。”既而召学士卢多逊。（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于进用，遂攻普之短，果罢相，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勋旧脱祸。多逊遂参知政事，作相。太平兴国七年，普复入相，多逊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验也。
窦仪洞察赵普为人，施明哲保身之策才得以善终；而卢多逊因得罪赵普招祸，最后被贬死珠崖（海南三亚西北崖城镇）。于此可见赵普“忌克”之一斑。
善于玩弄权术乃是赵普的一大本领。开宝六年（973）他被罢去相位，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后，并不甘心寂寞，而是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太宗继位后，由于对赵普以前的弄权深感不满，两人关系并不融洽，再加上已经出任宰相的卢多逊多方诋毁，故赵普继续被晾在一边，总是郁郁不得志。可是，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先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太祖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因对太宗不满而被迫自杀，接着在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太祖次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德芳又突然病故，当年还出现了太宗之弟、秦王廷美的所谓悖逆之事。于是朝廷内外流言四起，使太宗的统治产生了危机。赵普见时机已到，便向太宗进言道：“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并炮制了所谓的“金匮之盟”作为“见面礼”，为太宗提供合法继位的“依据”。太宗正需要有一位元老重臣出来帮助他安定局势，对此大为感激。是年九月，赵普再次被擢为宰相。赵普复相后，秉承太宗旨意，多方罗织赵廷美“阴谋窃发”的罪名，先将他谪居西京洛阳，再将他贬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雍煕元年（984）正月，廷美遂死于房州，终于了却太宗的一块心病。南宋史臣李焘以为：“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应该说基本上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赵普对卢多逊果然狠加报复，“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卢多逊被罢去相位，“下御史狱”。十日后，将他及其家属流放到崖州（在海南三亚西北崖城镇）。这样，赵普既向太宗献了忠心，又除去了自己的政敌，正可谓一箭双雕。
太宗通过赵普之手，完成了“正名位”的举措和震慑廷臣中潜在的反对势力以后，便重新燃起了对赵普的猜忌。太平兴国八年十月，赵普被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出镇邓州（河南邓县），后又徙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出镇襄州（湖北襄樊）。赵普罢相后，太宗拜参知政事宋琪、李昉为相。雍煕二年（985）十二月，宋琪受太宗猜疑，被罢去相位，李昉独相。三年五月，北宋伐辽失败，赵普趁机上疏太宗请求班师，他一方面为太宗北伐决策的失误及大溃败进行掩饰和推卸责任，要其“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贵变通，情无拘执”。另一方面，对廷臣大肆攻击，说他们是：“才奉委差，便思侥幸，虽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毁誉生心，贪求恣意，扶同诳妄，率以为常。其间久历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为官者，不会而仍兼诈会。多非当实，少得纯良。”
奏疏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然朝廷群臣皆无能，出任宰相，主管朝政，当然非他莫属。
端拱元年（988）二月，李昉以“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的原因，被罢去相位，做了雍煕北伐失败的替罪羊。于是，赵普第三次登上相位，太宗同时擢太平兴国二年（977）考取进士第一人的吕蒙正（946-1011）为次相。
无论是年龄或是资历，吕蒙正都远远不及赵普，太宗为此特别告诫赵普：“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赏罚，举贤能，弭爱憎，何忧军国之不治？”但是他的妒贤嫉能一如过去，惟因受太宗告诫，与吕蒙正的关系尚算正常。淳化元年（990）正月，赵普因病情加重而被迫辞去相位。三年七月，死于洛阳，卒年七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