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沦陷，丁家洲丧师，元军大举南下，南宋危在旦夕。此时，贾似道虽被贬而死，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却乱作一团，他们互相指责，是战，是和，是逃，始终进退失据，议而不决。恭帝德佑二年（1276）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府城郊。二月，太皇太后谢氏率恭帝及三宫出降，元军入临安。
在临安陷落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一起南逃温州（今属浙江），后来在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人的拥戴下，在福州建立起以赵昰为帝的流亡政权。赵昰死后，又继立赵昺为帝，但在元军的追击下，屡战失利，最后流亡政权退至崖山（在广东新会崖门附近）作为基地，坚持抗元战争。
与南宋大部分朝臣和地方守臣或降或逃的情况相反，南宋广大爱国官员和军民，面对强敌，顽强抵抗，涌现出了李芾、李庭芝、姜才、马塈、张珏、陆秀夫、张世杰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尤以民族英雄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最为后人传颂，他们誓死不屈的抗战精神和爱国热忱，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祥兴二年（1279）二月，元军对崖山发起总攻，陆秀夫负赵昺投海死，张世杰溺死，南宋灭亡，有宋一朝三百二十年的历史至此正式结束。南宋灭亡的原因，既与北宋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都值得认真加以探讨，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节 元军入临安
一、迁都计划的破产和贾似道被贬死
贾似道出师前夕，对稍后决战中可能发生的不利结局，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为此，他在临行前，与殿前都指挥使韩震和知临安府曾渊子约定：“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又命两个儿子住在韩震家，以便危急时可以随驾避难海上。同时复信文天祥，“勉以宗忠愍（泽）功名”。丁家洲溃师后，贾似道正式上书请求迁都，用蜡书告诉韩震，要他马上保护皇帝迁避，信中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表现了他对赵宋王朝的一片忠心。
众所周知，南宋君臣鉴于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去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每当大敌压境之际，总要考虑到浮海避敌的问题。如开庆元年（1259），当忽必烈的军队渡过长江进围鄂州时，当时出任左相的吴潜就曾经向理宗提出过“当迁幸”的建议。而此时元军入临安已经迫在眉睫，形势比那时何啻严重十倍，因此及时让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恭帝和毫不知兵的三宫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以避免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实为远见之举。
南宋军队在丁家洲战败以后，贾似道一面派门客翁应龙将都督府印送往京城临安，一面传檄各个州郡前往海上迎驾。可是前线的战败加上对贾似道存亡未知，使临安城内讹言四起，那里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对贾似道擅权深为不满和受他压制的官员，趁机掀起了反对贾似道及其亲信的浪潮，外戚、宗室势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谢堂被除为两浙镇抚使，谢至被除为保宁军节度使，全永坚、谢垕并检校少保，福王赵与芮则以武康、江宁节度使判绍兴府。
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陈宜中一贯来擅长政治投机，他本是贾似道的党羽之一，现在立即摇身一变，以反贾似道的面貌出现，并被除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知道贾似道大势已去，立即上疏太皇太后谢氏，“乞诛（贾）似道”。可是谢太后以为贾似道“勤劳三朝”，“当曲示保全”，只罢去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都督，从扬州召回，让他回绍兴府守母丧。不久，宋廷先后废除了贾似道力主推行的公田、推排等法，处死了翁应龙，贾似道的另外两个心腹门客廖莹中、王庭都被迫自杀，贾似道的亲信官员刘良贵、曾渊子等人也先后遭罢黜。
韩震坚持要执行贾似道关于迁都的安排，拿了贾似道的蜡书向中书和御史台报告，请求迁都庆元府（浙江宁波）。此时，右相章鉴已逃离临安，实际掌握朝政的是陈宜中，他立即将此事向谢太后奏上，“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反而认为这是韩震“阴怀异志”。德佑元年（1275）三月初一日，陈宜中在谢太后的默许下，借口召韩震议事，于府中布置伏兵，用铁椎将他击杀，“以示不党于似道”。贾似道的迁都计划至此彻底破产。
此时，朝廷上下要求惩治贾似道的呼声越来越高，贾似道自己也上表自劾，乞求保全余生。德佑元年五月，贾似道被发配到绍兴府，福王、知绍兴府赵与芮素恨贾似道对他的压制，因此闭门不纳。又诏居婺州（浙江金华）、建宁（福建建瓯），皆因当地官员反对而作罢。七月，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广东龙川）安置。赵与芮趁机招募了一个与贾似道有冤仇的山阴县尉郑虎臣为押送官，押送贾似道赴贬所。九月，贾似道来到漳州（今属福建）木棉庵，在那里被郑虎臣拉杀。
历仕理、度、恭三朝丞相，擅权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的贾似道死了，后人对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有失允当。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贾似道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诚然，贾似道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妒贤嫉能，奢侈腐化，拘留郝经等给南宋末年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对南宋灭亡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贾似道前期的战功和治绩，入朝主政以后对政治、经济的一些整顿措施，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刊印，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代颇有声望的士大夫刘克庄认为：“壑公（指贾似道）建淮阃十年，忠劳百倍于清献（指崔与之）之时，而怀贤服善，了无毫发矜功伐能之意，西山（指真德秀）可以相之语，清献未及为之事，不在斯人者乎？”宝佑元年（1253）进士第一人、以“切直”着称的官员姚勉，在景定元年（1260）五月十六日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宋末元初人则说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甚至后来文天祥对他前期表现的评价也不差。当时对贾似道有好评的人肯定不会少，只是由于世态炎凉，故意不传罢了。在历史上，这种“墙倒众人推”的现象，当然不是仅仅出现在贾似道一个人身上。
二、沦陷前夕的临安政局
南宋政府下诏全国勤王以后，各地官员大多畏葸不前，只有文天祥、张世杰、李庭芝、李芾等少数文武官员起兵响应。德佑元年（1275）三月十四日，郢州守将张世杰自京湖经饶州（江西波阳）入卫京师，出任总都督府诸军。当月，知常州赵与鉴、知平江府潜说友先后弃城逃遁，常州、平江府失守。知广德军令狐概则以城降。张世杰调遣军队出征，收复了平江、安吉、广德、溧阳等浙西州郡，并联合宋军刘师勇部一举收复了常州。
七月，张世杰与沿江制置使赵溍、知泰州孙虎臣等相联合，出战船一万艘，阵于镇江府焦山（在江苏镇江东北）南北，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领兵自常州至镇江，扬州李庭芝领兵至瓜洲（在江苏扬州南），“三路交进，同日用事”。不料扬州兵失期，常州兵竟不出，致使张世杰、孙虎臣所率水军孤军作战，被元军战败。元军追击，获宋大型战船八十余艘，小型战船七百余艘，其余全部溃散，“自是宋人不复能军”。
八月，知赣州文天祥也从江西起兵入卫。但是陈宜中等朝中大臣对张世杰和文天祥都不信任，张世杰的亲兵一进入临安府就被撤换，文天祥则被出知平江府，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时谢太后以王爚为左相，以陈宜中为右相，两人皆兼枢密使。可是王爚不顾大敌当前的形势，力主严惩追随贾似道的官员，陈宜中怕牵涉到自己，反对严惩，他认为：“簿录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对于潜说友的遁逃，王爚主张“籍其家”，而陈宜中以为不可；张世杰等诸将出师，王爚要陈宜中行边，陈宜中则迟迟不肯答应。尽管当时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王爚与陈宜中却“不能划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七月，王爚之子煽动临安府学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言事，说“宜中擅权，党似道，芘赵溍、潜说友，使门客子弟交通关节，其误国将甚于似道”。于是陈宜中赌气离开相位，王爚也要求罢政，谢太后不得不命临安府逮捕刘九皋等人入狱，罢去王爚的相位。十月，谢太后任命留梦炎为左相，陈宜中再次出任右相，共同都督诸路军马。
临安城内的京朝官看到形势危急，争相避匿逃遁而去，朝廷之上已是门可罗雀。一日午朝，“文班止六人”，朝中凄凉之状可见一斑。谢太后命人揭榜朝堂提出警告，榜文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为）“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可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与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这个榜文对制止官员逃跑虽毫无作用，但对那些借尊奉理学以欺世盗名的众多官员来说，却是一个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正当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得不可开交、文武百官纷纷作鸟兽散之时，由丞相伯颜率领的元朝大军，正势如破竹地向临安逼近。
元军于德佑元年（1275）三月占领建康府后，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
右丞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府。五月，伯颜回上都（开平）议事，被升任右相，阿术为左相。八月，伯颜带着元世祖对南宋谕降的旨意返还。十月，伯颜率主力分三路进攻临安府：参知政事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将右军，自建康出四安镇（在浙江长兴西南四安山下，其地以保障吴兴、宜兴、广德、安吉四地，故名），攻独松关（在浙江安吉南独松岭，接余杭县界）；参知政事董文炳、范文虎将左军，以水军出长江攻占江阴军，由海道经华亭（在上海松江县境内）至澉浦（在浙江海盐西南）；伯颜和阿塔海率中军进攻常州，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十月，元兵攻常州，文天祥从平江府派来援兵与元军展开血战。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粮尽，城破，数千宋军将士英勇战死，剩下的军民全遭元军屠杀。
十一月十三日，四安镇失守，二十三日，独松关又为元军攻破，临安门户被打开。谢太后急召文天祥守余杭（浙江杭州余杭），改命张世杰为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此时，文天祥有兵三万，张世杰有兵五万，包括各地陆续到来的勤王之师，临安城内外尚有十余万宋军。文天祥与张世杰商量说：“今两淮坚壁，闽广全城，王师且众，何不与之血战？万一得捷，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张世杰也以为然，可是陈宜中一心想与元军议和，拒绝了他们的作战计划，谢太后也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说”加以制止。十二月，元军入平江、湖州，攻嘉兴，左相留梦炎逃遁，第二年在衢州投降了元朝。陈宜中遣将作监丞柳岳前往伯颜军中议和，伯颜要南宋“效钱王纳土”，向元朝投降。谢太后又命礼部侍郎陆秀夫往元朝军营求和，愿称侄孙纳币，再次遭到伯颜的拒绝。
德佑二年（1276）正月初一日，陆秀夫返回临安，谢太后再退让为用臣礼求和。初三日，嘉兴知府以城降。于是，元左、中、右三军大集于临安城西的余杭。刚刚出任知临安府的文天祥向朝廷建议，请以吉王赵昰、信王赵昺镇闽、广。谢太后起初不同意，经宗亲再次陈请，才将赵昰改封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昺改封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司，以驸马都尉杨镇、杨淑妃弟亮节、俞修容弟如珪提举二王府事，为日后的南逃作了准备。
三、三宫北迁
德佑二年（1276）一月十八日，伯颜进驻皋亭山（在浙江余杭镇西南），距离临安只有三十里的路程。谢太后眼看大势已去，只得派监察御史杨应奎赴伯颜处，送上传国玺和降表降元。降表说：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当晚，陈宜中逃跑，张世杰率军走庆元（浙江宁波），陆秀夫、苏刘义、刘师勇等率军向东南沿海转移。益王、广王也在杨镇、杨亮节等人的保护下，出嘉会门，渡钱塘江，经婺州（浙江金华）往温州逃去，途中被陆秀夫、苏刘义的军队追及，遂同往温州。伯颜闻讯，一面在钱塘江边驻守军队以行拦截，一面命范文虎率五千元兵过江追赶，结果“不及而还”。
十九日晨，谢太后除文天祥为枢密使，中午再拜右相兼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坚辞不受，乃改拜贾余庆为右相。次日，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及文天祥等人奉命赴伯颜军营议和，伯颜见文天祥“词旨慷慨”，毫不屈服，就将他扣“留营中不遣”，吴坚等人签订降书后于次日返回临安府。
二月初七日，谢太后再命吴坚、贾余庆、参知政事家铉翁、刘岊、两浙镇抚大使谢堂为祈请使，赴大都求封为小国。伯颜迫使文天祥同往大都，文天祥趁机于中途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