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宋灭亡的原因
偏安江南首尾一百五十三年的南宋政权的灭亡，宣告了整个宋朝历史的终结。关于南宋灭亡的原因，这是一个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探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宋、元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虽然，本书在有关内容上已作了部分回答，但这种回答比较分散，也不够全面。
因此，笔者以为在本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对南宋灭亡在政治方面的原因，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探讨。
第一，南宋的灭亡是它政治上（特别是到中后期）的腐败所致
（1）皇帝暗弱，腐朽加深，无力控制朝政
南宋一代，如果将最后三个尚不足十岁的恭帝、端帝、帝昺都统计在内，共传了七代九帝。在这九帝中，作为“中兴之主”的高宗，对金人虽然怯懦，统治手段虽然卑劣，但驾驭群臣、玩弄权术的本领却十分高明，多年的战争使他受到锻炼，在军事指挥上也并非全是外行。“绍兴和议”签订前后，南宋军事力量在与金人的战争中已经壮大，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抗金将领，已经有力量与金朝相抗衡。孝宗与高宗相比，前期尚有所作为，虽受国力所限，没有能够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但随着金朝的衰落，军事上仍相对保持强大。这一切使南宋前期有力量来抵御金人的南侵，以维持偏安局面。可是从光宗朝起，历经宁宗、理宗、度宗、恭帝诸帝，他们中或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受制于后宫；或出身疏族，不得不依赖于权臣；或腐朽日甚，懒得过问朝政；或尚是一个乳臭小儿，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所以这些帝王都显得十分无能和暗弱，因为无力控制朝政，只能依赖权臣，国势便一日不如一日，终于走向衰亡。
（2）宰相擅权，结党营私，败坏政局
宋代的政治体制完善，官员间相互制约的功能健全，按理说最不容易出现权相政治。但是，在当时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先后出现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大权相，他们擅权的时间共达七十二年之久，占了整个南宋时期的将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对宋朝历史的一大讽刺。南宋权相政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控制台谏、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结果造成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形成一个和衷共济、共同抗敌的局面，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抗击外族入侵的力量。如韩侂胄擅权时，以史弥远为首的部分反韩侂胄的官员（包括皇后李氏和皇子赵），他们就乐于见到开禧北伐的失败，以此可以作为韩侂胄“轻启兵端”而将他杀害的借口。再如在贾似道擅权时，他支持吕氏军事集团，压制与吕氏军事集团有矛盾的刘整、高达等将领，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刘、高等人抗击元军的积极性，并促成了他们的叛变。每个权相垮台后，政局就会出现反弹，结果是新的擅权代替了旧的擅权，政局不仅毫无改观，反而腐败日甚。
（3）吏治腐败，剥削苛重，民心不附
南宋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都十分厉害，情况已一如前述。这就产生了两个严重恶果：一是由于竭泽而渔，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度贫困，每当国家遇到危险，他们就无力从物质上予以大力支持。对此，早在理宗亲政之初，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就在其奏疏中指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故和籴不济，粮饷匮乏，往往成了南宋军队进攻乏力、防御失利的重要原因。
二是造成人民群众对南宋政权的极端不满，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既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也削弱了抵御外侮的力量。国家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地去反抗侵略，反而会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开庆元年（1259）九月，鄂渚地区“渔人献舟于北”，成为“资敌之乡导”，使忽必烈的军队得以顺利地渡江包围鄂州，就是因为九江制置副使袁玠“屠害良民，苛取渔舟”的结果，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第二，南宋一直继承北宋以来的祖宗家法，也就是以文驭武、抑制武人的政策，其结果是严重地削弱了王朝的军事力量。
（1）文臣主兵，不懂军事
在南宋，主持军政的枢密院长官、都督和同都督，基本上由进士出身的宰执兼任，作为统帅一路的最高军事长官安抚使和制置使也多以文臣担任，遇到重大战争时，又多以文臣出任主帅。文臣学的是经义、诗赋和策论，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在北宋时，文臣尚能骑马，到了南宋，多数人改坐轿子，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丧失殆尽，由他们主军，无异于以狗捕鼠，造成失误频频。无论是李纲、张浚、赵彦呐、贾似道、李庭芝、文天祥，各人的情况尽管各不相同，但不懂军事却去指挥战争，恐怕是造成失败的一个共同原因。至于虞允文的成功，不可否认还是带有某种偶然的因素。
（2）武将素质低下，在战争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南宋，由于武人地位低下，有才能者多不希望就武职。当时虽有武举，然以经义（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考取者基本上也是文士。以武举出身的人，授官既不高，入仕后又常受文臣轻侮，所以多以换成文资为幸。
即使出任武职，也大多不在军中，原因是“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这就是南宋所以没有出现像唐代郭子仪那样由武举出身成为杰出将领的原因。南宋的武将基本上由行伍出身，他们中的多数人，缺乏教养，素质低下，平日里很少训练，而以贩货牟利、虐待士卒为能事。一遇战争，抢劫害民，贪生怕死，一触即溃者不可胜计。为了鼓励军队杀敌，南宋政府的惯用手法是给将领以大量犒赏，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一旦赏赐分配不均或告乏，他们往往会消极怠战，甚至发生内讧。让这样的将领去带兵打仗，当然很难取得胜利。
（3）虽有少数优秀将领，但不是受猜疑和排斥，就是遭压制和迫害，最后只能赍志而没
南宋一代，也有一些脱颖而出的优秀将领，如前期的岳飞、韩世忠、刘琦和吴玠兄弟，中后期的扈再兴、孟宗政、孟珙、赵葵、余玠、王坚等人，他们都为抗击金朝或蒙元立下卓越的战功，有些人还升至枢密使副、安抚使、制置使一类大官。可是，朝廷对他们总是处处掣肘，动辄生疑，不予信任，严重的甚至被陷害至死，人们从岳飞和余玠等人的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些将领打了胜仗，立功受赏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文臣；失败了则往往将他们作替罪羊。如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失败，张浚冤杀名将曲端以塞责，“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再如开禧三年（1207）诛杀叛将吴曦，武臣杨巨源实为首倡，可是随军转运使安丙为把功劳据为己有，竟残酷地将他杀害。“巨源死，忠义之士为之扼腕，闻者流涕”。正由于这些优秀的将领不是受猜疑，就是遭迫害，所以他们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总是功亏一篑，赍志而没，抱恨终身。前方将领的命运，还受到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严重影响，如淳佑十一年（1251）十一月，左相郑清之去世，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便失去了支持，以新任左相谢方叔为首的反郑清之一派，立即开始收拾与郑清之关系密切的边臣，余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