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
1.1.1实践背景
1.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经济表现出相对一致的成长和衰退趋势。但在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显着的区域化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凸显出一些成功地战胜经济衰退的“经济之星”，包括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地区、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等。这些“经济之星”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趋势中，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动力。这些地区的产业分布差别很大，不仅包括高科技产业，也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通过大量中小企业在特定区域的聚集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即区域产业集群（王缉慈，2001）。
迄今为止，产业集群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为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力量，而且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巴西、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区域产业集群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一批区域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环渤海湾产业集群带、珠三角产业集群带以及长三角产业集群带。产业集群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刘世锦，2003）。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浙江省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产业集群化特色尤其明显，形成了典型的“块状经济”。绍兴轻纺产业集群、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和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等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网络化成长是集群企业成长的典型特征
集群企业是产业集群系统的微观基础，网络化成长是集群企业成长的典型特征。集群企业是在地理上积聚的中小企业，其成长的特色表现在依托产业集群网络实现企业成长，即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李新春，2002）。
产业集群网络不仅包括基于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系统，也包括在这一区域中积聚的产业系统，这两大系统构成了产业集群的相互嵌入与交缠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邬爱其，2004）。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产业集群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网络，也必然要与区域之外的各类组织建立各种形式的关系。因此，产业集群网络不仅包括本地网络，还包括跨区域网络（Camagni，1991；Owen-Smith和Powell，2004）。集群企业是构成产业集群本地网络和跨区域网络的微观基础。因此，集群企业成长必然要依赖产业集群的本地网络和跨区域网络来实现。
首先，通过本地商业网络，集群企业可以获得成本降低优势。例如，Weber很早就指出在一定区域中的商业交易会降低交通成本；Krugman（1991）认为集群企业可以利用产业积聚所形成的本地商业网络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其次，除了成本优势，集群企业还可以通过本地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获得知识溢出。一些学者基于马歇尔对产业空气的经典论述，提出了知识溢出和集体学习理论，认为集群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为集群企业提供了本地的知识，从而有利于企业成长（Camagni，1991；Cappello，1999）。最后，通过跨区域网络，集群企业可以获得集群外部的新知识，防止本地套牢，获得集群外部的互补性资源，从而实现企业成长。
3.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表现出显着的多样性特征
产业集群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演进。在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正如自然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物种一样，区域产业在演进过程中也形成了集群企业多元化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群在长期的演进中，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模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一些集群企业开始成为区域内部与外部进行资源与知识交流的中介，从而成为产业集群的守门人，并进而成为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而其他企业则依托这些龙头企业组织生产（Boari，2001）。波士顿生物产业集群在长期的发展中，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对集群企业成长的作用在下降，而与其他集群企业之间的关系对集群企业成长的作用在不断上升（Owen-Smith和Powell，2005）。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也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规律。具体来说，一些集群企业更强调构建跨区域网络，而另外一些集群企业则强调构建本地网络；一些集群企业强调与少数的网络伙伴建立深入的合作网络，而另外一些集群企业则强调与大量的网络伙伴构建相对较为松散的合作网络。那么，现实中存在哪些网络化成长模式，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网络化成长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归纳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不同模式，并分析集群企业选择不同的网络模式以实现企业成长的内部机制。
1.1.2理论背景
1.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
产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产业集群的特色在哪里？它又是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这就形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研究。
在宏观层面，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的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促进本地的产业积聚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成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表明，区域产业政策尽管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并未构成产业在特定区域集群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一些当地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附着于特定区域的非政策的制度性因素决定了各种类型资源的集聚，进而导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Storper，1995、1997）。由此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区域产业政策或者本地社会文化系统是如何促进产业积聚的？这就要求对产业集群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即中观层面的研究。
在中观层面，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所形成的系统效应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正如波特（1998）所指出的，产业集群除了地理邻近的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产业关联特征。相互关联的集群企业通过有效的产业互动来构建本地的产业系统，这一系统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产业集群作为特定区域中的产业系统的属性开始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他们认为产业集群中有效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是产业集群保持创新、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微观层面，集群企业依托产业集群网络实现企业成长构成了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基础。集群企业是产业集群系统最重要的微观主体，集群企业的成长决定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作为产业集群中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的微观基础，集群企业也逐渐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理论研究重点之一（Maskell，2001a；Caniels和Romijn，2003）。Maskell（2001）指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应该遵循企业主导的研究方法，加强对作为产业集群微观基础的集群企业的研究，分析集群企业如何依托产业集群来实现企业成长。Dicken和Malmberg（2001）进一步指出，集群企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加强对企业-本地（firm-territory）关系的分析，认为内生性地分析集群企业与本地企业与非企业组织所建立的各种网络关系是深化研究的根本途径。Caniels和Romijn（2003）从产业集群创新的角度，认为中观层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微观层面集群企业行为研究的支持，就难以具有逻辑上的说服力。Boschma和Frenken（2006）认为，分析产业集群对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是微观层面集群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一研究是整个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没有对集群企业成长的深入研究，就难以对产业集群演进以及区域经济增长作出很好的解释。
随着学者对集群企业黑箱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集群企业并非只要在产业集群之中（be there）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企业成长的（Gertler，1995、2003；Breschi和Lissoni，2001），事实上，集群企业之间在成长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些集群企业可以依托产业集群实现快速成长，而另外一些企业则难以实现企业成长，反而出现企业的退出、转移与死亡现象。
集群企业成长性的差异决定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集群企业的快速成长是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而集群企业大范围的退出、转移与死亡则意味着产业集群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因此，集群企业成长开始成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焦点。
微观层面集群企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集群企业如何依托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Maskell，2001a；Boschma和Frenken，2006）。紧跟Weber和马歇尔对产业集群的论述，Porter（1998）指出，地理积聚和产业关联是产业集群的两个显着特征。因此，特定区域中积聚的企业之间所构成的本地网络以及所拥有的跨本地网络就成为集群企业利用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的中介。所以，利用网络实现成长，即网络化成长，就成为微观层面集群企业成长的典型特征（李新春，2002；邬爱其，2004）。所以，微观层面集群企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集群企业依托网络实现企业成长的机制问题（Capello和Faggian，2005；Boschma和Frenken，2006）。
产业集群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研究是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微观层面对集群企业成长行为的研究构成了中观与宏观层面研究的基础，而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推动了微观层面研究集群企业成长行为的深入。本书主要关注微观层面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行为。
2.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产业集群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强调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的一面。产业集群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可以分为成本降低框架、知识溢出框架、集体学习框架和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这四个框架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集群企业的特殊成长规律。
这四个分析框架在研究中都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集群企业，认为这一代表性集群企业面临的是相同的外部产业环境，具有同质性的内部能力，依托无差异的网络模式获得集群共享性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这种研究范式强调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在网络化成长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成长性上的差异。
事实上，在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网络化成长模式，不同的集群企业采用不同的网络模式实现企业成长，即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特征。很显然，主流分析框架在假设这一环节就否认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的多样性，这就难以解释集群企业之间在网络化成长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成长性差异，也难以对具体的集群企业成长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基于演进分析框架内生性地分析集群企业的网络构建行为，认为集群企业在产业环境的差异性和内部能力上的异质性等（内部与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了集群企业的网络模式选择。但是，基于演进视角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系统性还有待提高。
1.1.3有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论述表明，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是微观层面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主流分析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的一面，即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之间在网络化成长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成长性上的差异，揭示了集群企业特殊的成长规律；但却难以解释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中所展现出来的多样性的一面。研究表明，基于演进分析框架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是微观层面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前沿问题。
因此，本书希望基于演进分析框架，从区域产业环境的差异性和内部能力的异质性着手，构建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内生机制模型；并以浙江省集群企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识别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主要模式。所以，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基于演进分析框架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机制；（2）识别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主要模式。
1.2几个基本概念
为了进行后文的论述，我们首先对企业成长、企业网络化成长、企业网络和集群企业等四个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这四个概念的界定奠定了后文理论演绎的逻辑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