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卢奇执导的《末代皇帝》，叙述的是横跨大清王朝、伪满州国和共和国成立三个断裂历史阶段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封建中国的皇帝，本应拥有最高的权力而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终极能指，“末代”的历史断裂，却使得溥仪无法真正进入社会符号秩序所指定的位置，而始终挣扎于终极能指的边缘，并相继沦为伪满州国的傀儡皇帝和共和国的阶下囚。影片以此揭示出“末代皇帝”这一终极能指空洞性的秘密所在。一方面，新的权力机制作为异质的话语秩序，褫夺了“末代皇帝”终极能指的指涉；另一方面，曾作为一朝君主的溥仪成为傀儡或被押进监狱改造，又直接或间接地喻示了新的权力话语秩序的合理与强大。“末代皇帝”也因此被放逐于权力的边缘地带而隐喻着充满分裂和异质的东方历史，成为关于“历史、政治和道德的寓言”。这样，影片在讲述溥仪个人经验的故事时，包含了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经验的讲述，从而体现了西方人解读第三世界历史的修辞策略：“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预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贝托卢奇这种对第三世界历史的寓言式解读，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示范了中国第五代导演。但是，与《末代皇帝》旨在历史寓言化相比，在叙述时间跨度上几近相似的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则侧重于寓言的历史化。影片中的“霸王别姬”并非历史本身，而是渗透并体现某种权力策略的一出寓言式的京戏，它通过京戏饰演者的认同而重新进入当下的历史空间。其中，男性程蝶衣辗转于“我本是女娇儿，又不是男儿郎”的痛苦而最终在精神上被阉割的事实，充分展示了寓言的野蛮与暴力，它以“笼罩它，标志它，训练它，拷打它，迫使它去完成任务，举行仪式，散发符号”的方式，强迫程蝶衣自我解构皈依到指定的然而却是性倒错的位置。
但是，个体之所以能够容忍甚至参与寓言的暴力，在于寓言还有其承诺的一面：个体对寓言的认同拥有，实质就是对寓言后面权力的认同拥有，寓言成为个体进入象征秩序的必由之路。恩威并重的寓言，就这样穿过了程蝶衣，诱使渴望当角儿的程蝶衣，在自我的废墟上着魔似的重塑旦角虞姬的形象，满足于霸王与虞姬永无休止的一次次别离中的哀婉缠绵。因此，影片通过对“霸王别姬”这一寓言的历史化叙述，描写出个人主体如何将自身变成寓言客体的过程。个人不再是超验的、受自我意识支配的主体，而是权力通过寓言中介的产物，并转而运用或重构寓言成为权力的生产者。
这样，历史的霸王别姬，随着朝代的变迁而终结了，但潜伏于“霸王别姬”后面的权力，却如可以借助历史之手而不断重洗的纸牌，具有无限的生产繁衍功能。只是被这种权力折磨的千疮百孔的程蝶衣怆然作自刎状时，他（她）所要表现的，究竟是对“霸王别姬”这一寓言的殉身、幻灭还是惊醒？
因此，历史话语所具有的自我生产的繁衍功能，意味着对其隐含的权力运作过程的任何质疑，只要落入言筌，就可能被消解甚至转化为权力运作的新的话语形式。但是，人类意义的表达，却被限制在语言的框架之内，语言，是人类能够说话的唯一空间。不可能逃离语言之网却又不甘于历史批判失语困境的最后尝试，便只有朱丽叶·克梨斯蒂娃所谓的“作为极限体验的写作”。这时，历史的叙述成为一种诗学写作，着意置身于语言的边缘，使语言陌生化，关注着“局部的、间断的、不合格和不合法的知识”，寻找着理性所无法概括的例外，挖掘着被主流历史所隐蔽、遗忘和排斥的其他意义，从而暴露出控制着话语的生产、使用和传播过程的权力的缺陷所在，最终达到颠覆和瓦解话语的语法与逻辑规则的目的。
当今票房价值最高的犹太裔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竟耗费近十年的时间来筹拍为纪念六百多万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作的《辛特勒名单》。经济考虑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基于“大屠杀提供了一种反省，而这种反省至今仍未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影片将彩色和黑白两种胶片相互混杂，以当代影片代码中已经陌生的黑白胶片，对应着历史上的大屠杀，有意暴露着影片中话语和历史的合谋关系及其支配着历史话语的诗学修辞策略。这样，影片对历史的重新聚焦中，所侧重的就不再是大屠杀本身或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暴动，而是处于大屠杀边缘的一份拯救着被屠杀的犹太人的“辛特勒名单”，并以此质询被历史话语现在假定而又异常可疑的两个概念：屠杀与拯救。
《辛特勒名单》本应是很普通的招收犹太工人的名单，但是，“根据有关规定，无端杀害军工厂工人是违法的，我有权提出赔偿，如果你们乱开枪杀人，你们就得进监狱，我拿赔偿费，就这么简单。
为了保障生产不受干扰，没有我的批准，任何士兵不得进入工厂房间。”纳粹军官兼工厂老板奥斯卡·辛特勒在大屠杀语境中对德国士兵的这一番训话，不仅表明了这份名单象征着“名单上面都是生命，名单外面是地狱和深渊”，而且还意味着草拟这份名单的辛特勒的纳粹官员的身份，与影片所确立的在克拉科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充当刽子手的阿蒙·戈特等纳粹分子异乎寻常地相悖谬。
基于对纳粹这种悖谬式的反讽叙述，影片几乎没有纳粹的语言“嗨！希特勒”，也不曾出现佩带着纳粹标志的党卫军官的射击场面。在那个制造着成千上万死尸的纳粹帝国工业，“那些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奉献给这一工业的人，同一般汽车工业的被雇佣者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纳粹之所以要策划大屠杀，只不过是他们要显示他们在工作。“纳粹”这一词汇指，存在而不是游离于历史的话语系统。把大屠杀或者视为纳粹非理性丧心病狂，或者看作是纳粹对经典文本的歪曲篡改而成为历史的例外，都可能纵容大屠杀悲剧的历史重演。因为，历史话语的语法，本身就潜含着权力的暴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像癌细胞扩散一样，泛滥成独白式的容不得任何差异的种族大屠杀。
但是，历史话语还有承诺一面。正如权力的暴政可能失控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权力的承诺同样可以升华为人性复归的拯救。
在西方文明史上，犹太人最早赋予历史以拯救的意义。犹太学者阿巴·埃班指出：“在所有古老的民族中，只有犹太民族把它的‘黄金时代’安排在未来，而不是过去。因此，也只有它能够打碎古代民族所信仰的轮回历史观的桎梏，并为人类指出一条摆脱宿命论、走向进步和美好前程的道路。”犹太《圣经》，通过上帝创世、人与上帝立约和救世主最后审判等等，用神话和宗教的形式把宇宙的创造和历史的演进紧密结合起来，认为人类的未来将得到救世主的拯救，从而给历史注入积极的意义，并与创立空间概念的希腊人、创立帝国的罗马人和创立天堂的基督徒共同奠定了西方古典文明发展的基石。颇具反讽意义的是，《辛特勒名单》中试图拯救大屠杀期间犹太人后裔的，并非救世主，而是曾沉溺女色、赌博和投机生意的辛特勒。在亲眼目睹克拉科夫犹太人惨遭屠戮之后，辛特勒悄然萌发了同情心，转而冒着倾家荡产甚至自己生命的危险，尽可能多地招募犹太人为工厂工人，以使他们幸免于屠杀。这样影片所叙述的，也就不是神而是一种凡人的拯救，毕竟，神是不存在的，凡人的生命。却永远能够延续。因此，《辛特勒名单》以其边缘性的历史档案，质询着大屠杀的历史黑暗时，却重新点燃了作为人的拯救的历史希望。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康德当年把上帝从此岸驱逐到彼岸，让一切都围绕着主体的人而旋转的这一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日益暴露出重重的危机。人们发现，这个大写的“人”照样可以像“神”那样压抑个性、阻碍人类的全面发展。于是，绝对被限制了，天堂的梦想和理性的神话业已随风而逝，人类面对的，只能是失去光环然而却更恰如其分的人的历史。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历史的界限意味着人的界限，对历史的关怀也就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试图以其诗学的修辞策略，在历史上构筑理解的新支点，体现出人类文化交流的声音，使历史这一人类最后的栖息地，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