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可以从禀赋条件和分权竞争的关系上找到答案。在禀赋条件差的情况下，如果不依靠默认或者鼓励制度创新，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是难以在分权竞争的体制下取得良好的发展绩效的。因此，浙江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成一个“无为”的政府，这种“无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计划管制权的无为，即并不是十分积极地执行计划管制权，从而给内源经济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才促成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默许”和“纵容”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二是宣传上的无为，即“只做不说”，或者“做多说少”。这既是规避政治风险的需要，也是政府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不受压力的成长条件的考虑。因此，有学者发现浙江省做得最好的事情（即发展绩效高的事件）却往往是在政府文件中最少出现的（姚先国，1999）。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浙江省特有的财政体制看出结果。浙江省的财政分权体制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在1994年全国财税体制改革之后，浙江省维持了省县分成的财政体制，即财税分成绕过了地级市，是县与省直接分成的。财政权是政府最为重要的经济权，财政权的下放则意味着经济发展权的下放。于是，县（市）政府就有了更大的动力发展本地经济，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权力更多地落在了县（市）政府的手中。因此，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之强大，全国鲜见。
更为下放的经济发展权限在浙江省演绎的结果是，各地的农村工业化迅速推进。由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在浙江省实现的程度并不是很高，给农村工业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自愿争夺上的，也包括政策上的。由于国家工业规模小，人力资源富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积累起来的资本均被投入到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而这个进程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正是符合了其经济发展的取向，因为对于县（市）政府和乡镇政府而言，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当滞后的。因此，工业的发展只能依托广大农村，“家家办厂、村村冒烟”的农村工业化则推进了内源经济的巨大发展，而政府在其中的行为作用巨大，主要是默认和维护了这样的一种发展积极性。
（1）专业市场的举办，为内源型经济走向区际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据统计，浙江省的集市贸易额在1978年仅为8.6亿元，到1998年达到了3210亿元（见图5‐8）。专业市场的举办主要是由基层政府实施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渠道是被传统的国合商业所垄断的，企业的市场扩展非常艰难，而国合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权却并不掌握在基层政府手中。如何在国合商业流通之外建立新的流通体系，是关系内源型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专业市场应运而生。
初始的专业市场是自发的马路市场，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采取驱赶或打压的政策。但是它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举措，于是驱赶打压的政策迅速转变为鼓励扶持的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开始建立固定但简易的交易场所，供小规模的民营企业集中销售其产品。这些场所迅速成为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市场销售渠道和方式。其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成为相关产品的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在内源型经济的区际市场开放过程中承担的关键的作用。基层政府作为这些市场的举办主体，不仅提供物业，还提供了一定的交易信用担保，使得这些产品在缺乏广告和良好品牌的前提下顺利地推向市场。
（2）对市场准入的放松和标准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和管制标准往往掌握在基层政府手中，在企业登记注册、税费政策、质量监督检查、年检等方面，地方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对企业销售的定额税政策，使得在市场销售过程中，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大为降低，不仅有助于在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在顺利完成包税任务的前提下，实现“放水养鱼”，对企业而言，则更进一步增加了其扩大交易规模进而扩张市场的激励。
（3）出口鼓励与招商引资。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浙江省对企业出口鼓励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也是长期存在的，出口创汇规模和FDI规模也曾长期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指标。但是，在1998年之前，浙江省的出口规模增长并没有表现得非常显着。正如前面所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浙江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仍然处在区际开放的阶段，国际开放并没有内生为内源型经济的内在要求，政府的鼓励并没有产生显着的效果。同样的，浙江省至今为止的招商引资规模仍然不如沿海其他经济发达区域，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并没有取得显着的效果，尤其是在浙江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其同样也是源于市场开放阶段尚未向要素开放阶段转换。在这个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中，政府的政策并不能起到改变内源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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